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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兵: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区分中“两个当场”的坚持

——兼与陈兴良教授商榷

更新时间:2013-06-04 22:58:30
作者: 陈洪兵  

  

  【摘要】敲诈勒索罪法定刑之所以明显轻于抢劫罪,是因为当暴力、胁迫尚未达到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或者要求日后交付财物时,还有请求公力救济的机会,因此应当坚持抢劫罪的“两个当场”;只不过,“两个当场”仅为成立抢劫罪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即暴力、胁迫不仅要当场实施,而且必须达到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构成要件间,并非对立关系,而系补充竞合关系,因而在暴力、胁迫是否达到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难以判断时,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冒充警察“抓赌”、“抓嫖”的案件,只要没有当场实施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暴力、胁迫,原则上应以敲诈勒索罪论处。抢劫罪与强迫交易罪之间不是对立关系,对于“酒托案”原则上应以抢劫罪论处。对于收取保护费的案件,除非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性威胁,原则上应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关键词】敲诈勒索罪;抢劫罪;界限;两个当场;竞合

  

  刑法第274条敲诈勒索罪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刑法第263条抢劫罪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入户抢劫的;(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七)持枪抢劫的;(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质的。”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将敲诈勒索罪的法定最高刑由以前的十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五年有期徒刑,但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法定刑仍然相差悬殊。姑且不论敲诈勒索罪的法定最高刑仅为十五年有期徒刑,甚至低于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三罪最高刑均为无期徒刑),而抢劫罪的最高刑为死刑,以及前者构罪要求数额较大或者多次,而后者没有数额的要求。且说,多次敲诈勒索的,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多次抢劫的,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入户敲诈勒索的,并没有被明文规定为加重情节,而入户抢劫的,却被明文规定为抢劫罪的加重情节,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冒充军警人员敲诈勒索的,也没有被明文规定为敲诈勒索罪的加重情节,而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被明文规定为抢劫罪的加重情节;等等。可以说,从人权保障角度而言,准确区分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将案件正确定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关于二罪之间的界限,我国传统观点和通说坚持“两个当场”作为二罪区分的标志,即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性威胁,并且当场取得财物的,成立抢劫罪,反之,若日后兑现暴力威胁的内容或者日后取得财物的,仅成立敲诈勒索罪。[1]但是,最近有力学说对传统的“两个当场”提出挑战。例如,张明楷教授指出,“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了足以压制其反抗的暴力、胁迫后,迫使其日后交付财物的行为,宜认定为抢劫罪。”[2]即,张教授只要求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暴力、胁迫的“当场”,而不要求强取财物的“当场”.陈兴良教授也在2011年第2期《法学》上发表“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之界分--兼对‘两个当场’观点的质疑”(以下简称“陈文”)的文章中指出:“‘两个当场’是以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行为不包含暴力为前提的,在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行为包含暴力的前提下,是否当场使用暴力并非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根本界分,其区分在于暴力的程度是否达到足以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而且,当场取得财物也不是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根本区分,关键在于是违反被害人的意思取得财物还是基于被害人的意思交付财物。由此可见,‘两个当场’不能按照‘两个当场’来简单地区分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3]即,陈教授不仅不要求强取财物的“当场”,而且不要求暴力、胁迫的“当场”,仅要求暴力、胁迫必须达到足以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的程度。

  笔者认为,“两个当场”肯定说与否定说的根本性分歧在于,当场实施了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暴力、胁迫而要求日后交付财物的,例如,行为人持刀以当场废掉被害人的双臂相威胁,要求被害人三天内筹集五十万元汇入指定的账号,肯定说认为仅成立敲诈勒索罪,而否定说认为应以抢劫罪论处。本文的结论是:传统的“两个当场”应当坚持,只是应当认识到,“两个当场”不是成立抢劫罪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即只有当场实施了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暴力,或者准备当场兑现的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暴力性胁迫,并且当场取得财物的,才能成立抢劫罪,否则,仅成立敲诈勒索罪。下面展开具体论述。

  

  一、财产犯之间关系概述

  

  各国关于财产犯的立法固然存在差异,但一般都规定有盗窃罪、诈骗罪、抢劫罪(即强盗罪)、敲诈勒索罪(即恐吓罪)、侵占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这些罪名。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对财产犯罪罪群进行多种分类。例如,根据行为人有无按照财产的经济用途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或者说有无非法占有目的),可将财产犯分为取得罪与毁弃罪,前者如盗窃罪、诈骗罪、抢劫罪、抢夺罪、敲诈勒索罪、侵占罪,后者如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生产经营罪;根据行为人取得财物时是否侵害他人的占有,对取得罪又可进一步分为占有转移罪(即夺取罪[4])与非占有转移罪,前者有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抢劫罪、敲诈勒索罪,后者有侵占罪、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就侵吞而言)。根据取得他人财物是违反被害人的意思,还是基于被害人有瑕疵的意思而交付处分,夺取罪又可以分为盗取罪与交付罪,前者如盗窃罪、抢夺罪、抢劫罪,后者有诈骗罪与交付罪。相对于诈骗罪这种智能犯而言,敲诈勒索罪、抢夺罪与抢劫罪都可谓粗暴犯。[5]

  从各国刑法规定看,虽然毁弃罪因为财物本身灭失而丧失返还给被害人的可能性,使得违法性高于取得罪,但各国刑法中毁弃罪的法定刑都低于取得罪。其原因在于,行为人因没有利用的意思而使得有责性降低,加之毁弃罪发案率远低于取得罪,使得一般预防必要性降低。之所以夺取罪的法定刑一般高于非占有转移罪(即侵占罪),是因为后者并不侵害占有,且将自己占有下的财物占为己有存在一定的诱惑,被害人自身也存在用人不当、保管不善的过错,使得行为的违法性与有责性低于夺取罪。从国外来看,盗窃罪、诈骗罪、恐吓罪的法定刑一般持平,低于抢劫罪。如日本刑法规定,盗窃罪、诈骗罪、恐吓罪[6]的法定最高刑均为十年惩役,而抢劫罪为五年以上惩役。德国刑法规定,盗窃罪、诈骗罪、恐吓罪基本刑均为五年以下自由刑或者罚金刑,而抢劫罪基本刑为一年以上自由刑。可见,一般认为,恐吓罪与盗窃罪、诈骗罪具有同样的法益侵害性,而抢劫罪作为一种典型的暴力犯,除侵害财产法益外,还可能侵害被害人的生命与健康,因而不仅基本刑比盗窃、诈骗、恐吓罪重,而且还设有抢劫致死伤罪的规定。然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刑法设有恐吓致死伤罪。这说明,尽管恐吓罪与抢劫罪同属粗暴犯,都会侵害被害人的意志自由,但恐吓罪一般并不侵害被害人的身体、生命的安全。诚如台湾学者林东茂所言:“恐吓取财没有加重结果犯(没有恐吓致死或者重伤的规定),可见立法者认为的恐吓手段,不对生命或身体有立即而显然的危险。”[7]

  

  二、法定刑悬殊的原因

  

  罪刑相适应原则不仅是量刑原则,也是指导立法的配刑原则。法定刑的轻重,直接与违法性、有责性的轻重及预防必要性的大小有关。而违法性与有责性,是由构成要件决定的。因而,法定刑的轻重会反过来影响构成要件的解释,即具体罪名的法定刑轻重配置的原因会关涉到具体构成要件的解释。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所侵害的主要法益同样为财产法益,为何二者的法定刑相差悬殊呢?这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有人指出,“为什么刑法规定抢劫罪的最低刑是3年有期徒刑,最高刑是死刑,而敲诈勒索罪的最低刑是管制,最高刑是10年有期徒刑(该文发表于《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引者注)?唯一理由就是,抢劫犯不仅面对被害人直接以当场实现侵害行为(暴力)相威胁,而且强迫被害人必须当场交出财物,因而往往使被害人处在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难得两全的极度紧迫的危险状态,也就是说,被害人只能在要么交出财物,保护人身安全,要么不交财物而冒立即遭受被伤害甚至被杀的危险之间当场做出选择。”可见,“抢劫罪具有严重的危害性。但是,敲诈勒索罪则不同。因为从实现威胁的内容到交付财物之间,有若干时日的时间距离,被害人即使当场拒绝或者答应行为人的要求,都不会当场使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受到损害。由此可见,敲诈勒索罪的危害性比抢劫罪轻得多,这就是二罪的法定刑相差悬殊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两罪本质区别的原因所在。”[8]

  笔者认为,敲诈勒索罪虽然同抢劫罪一样,会侵害到被害人的意思决定和行动自由,但是,一方面被害人还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另一方面,其手段行为不会直接严重侵害到被害人的生命与健康。诚如学者所言:“恐吓者可能对被害人略施薄惩,打耳光、伤害、捣毁家具等等。如果惩罚手段让被害人心理崩溃,胆寒股栗献上财物,则已经是强盗,而非恐吓取财。被害人如果仍有进退余地,交付财物只是退敌之计,则为恐吓取财。先心理恐吓,再捣毁家具或伤害,被害人未至不能抵抗的程度,应该成立毁损(或伤害)、恐吓取财两罪,二者俱罚。”[9]

  就敲诈勒索而言,行为人即便实施了暴力或者暴力性胁迫,要么由于暴力威胁并非当场兑现,要么由于当场实施的暴力并没有达到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使得被害人尚有一定的选择余地:是当场予以拒绝,还是假装答应被害人的要求,随后报警请求公力救济。敲诈勒索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的法益侵害性大体相当,差异仅在于丧失财物的原因不同:敲诈勒索罪是被害人本可以避免财产损失却基于恐惧心理而交付财物;诈骗罪是因为被害人不明真相,“被人卖了还帮忙数钱”,基于认识错误而主动将财产奉上;盗窃罪是因为行为人对自己的财物保管不善而给人以可乘之机,导致财产占有的转移;抢劫罪则不同,行为人几无过错,如木偶一般任人摆布,没有选择公力救济的机会,唯有“聪明老实”地服从暴徒的要求,以求舍财保命。换言之,如果行为人尚未完全丧失意思决定与行动自由,还有从容选择的机会,既保财又保命,则行为的法益侵害与盗窃罪、诈骗罪等纯粹的财产犯相当,不值得以抢劫罪科以重刑。

  

  三、“两个当场”的坚持

  

  陈兴良教授对坚持“两个当场”的传统观点提出的第一点质疑是,“我国传统观点是否认暴力可以成为敲诈勒索的手段,当然也否认以当场使用暴力相威胁可以成为敲诈勒索罪的手段”(陈文第129页)。可是,现在的通说并不否认,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也可以成为敲诈勒索罪的手段。例如,通说教科书指出,敲诈勒索罪中“行为人威胁将要实施危害行为,并非意味着发出威胁之时不实施任何侵害行为,例如威胁将要实施伤害行为,但在威胁发出之时实施相对轻微的殴打行为;或者威胁将要实施杀害行为的,但在威胁发出之时实施伤害行为。此种当场实施较轻加害行为,同时威胁将来实施较重加害行为的方式,可能影响行为人实施触犯的罪名和符合的具体犯罪数量,应当结合具体案件情况予以判断”[10].可见,通说并不否认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可能成为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行为。

  陈文的质疑之二是,“如果基于‘两个当场’的理解,则使用暴力并未达到致使被害人不能抗拒而当场取财行为,也不能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其结果是以抢劫罪论处,从而扩张了抢劫罪的范围”(陈文第131页)。这同样是对通说的误解。因为通说教科书一向认为,抢劫罪中“强制行为包括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使被害人不敢、不能或不知反抗”[11].传统观点既然要求抢劫罪中的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使用暴力相威胁必须达到使人不能、不敢、不知反抗的程度,就当然能够推论出,在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而没有达到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时,不能成立抢劫罪。而且,既然以揭发隐私相要挟尚且构成敲诈勒索罪,通说不可能得出,当暴力或暴力相胁迫未达压制他人反抗程度时反而无罪的结论。因而,结果只能是以敲诈勒索罪定罪。

  陈文质疑之三是,指出“我国刑法理论对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区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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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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