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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东:刑事立案、侦查监督问题试探

更新时间:2013-05-30 09:30:35
作者: 崔永东  

  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第156条规定:“下列案件在本法第154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二个月:(一)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二)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三)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四)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从上述规定看,关于延长羁押期限的条件,是由侦查机关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来决定的,对于犯罪嫌疑人是否有新的社会危险性则考虑不多。这与羁押制度的目的相悖。

  因此,应当修改延长羁押期限的条件,将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不继续羁押可能妨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作为延长羁押期限的必要条件。另外,还要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审查批准延长羁押期限的程序,赋予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以申诉权,建立审查起诉、审判期间对被告人羁押的审查程序,防止以办案期限代替羁押期限的做法。[12]有的学者指出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对羁押期限的延长缺乏严格的审查监督机制。这不仅给滥用羁押权、任意延长羁押期限埋下隐患、制造条件,而且大大提高了侵犯人权的几率”[13]。这一观点理应引起立法部门的重视。

  针对目前羁押场所内部侵犯人权的现象,一些学者主张实行侦查权与羁押权的分离,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脱离侦查机关的羁押,而执行羁押的机关则专司羁押管理权,不能同时履行侦查职能。有的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并不具备这种条件,仍由公安机关负责羁押比较符合实际。但是,负责执行羁押的警察必须在组织管理和工作职能上都相对独立,其职责是专门看守犯罪嫌疑人,保证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办案人员需要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向羁押机关提出要求,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情况下由羁押机关予以安排。讯问必须在羁押场所进行,讯问场所和讯问时间由羁押机关监督。这种人为设置的屏障将讯问者与犯罪嫌疑人进行了隔离。另外,还可借鉴大陆法系国家有关羁押制度的规定,在中国建立申请复查与职权复查制度,即被羁押人对羁押有异议的,可在被羁押后一个月内向看守所提出羁押复查申请,看守所应当在7日内将复查结果通知被羁押人;被羁押人对复查结果不服的,可在接到复查通知的7日内向检察机关申请职权复查,检察机关应当讯问被羁押人及其律师,并询问侦查人员、调阅侦查案卷,还可组织侦查机关、被羁押人公开听证,作出维持羁押或者撤销羁押的决定。[14]

  再者,《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侦查机关对不当羁押行为的自律性监督,应该说,撤销或变更羁押权仅仅靠侦查机关的自律性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种自律性监督很难发挥真正的监督功能,更谈不上对违法行为的及时发现和纠正了。这是导致冤假错案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如学界指出的,侦查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不透明、不公开,导致了侦查权行使的随意性。如“内部审批权”运行的不公开、不透明导致了“暗箱操作”,为侦查权的随意行使提供了便利;又如公安部门的“内部审查”也未能做到严格把关,因而难以杜绝违法侦查行为。[15]可见,寄希望于所谓的“内部监督”是不可靠的,因其违反了“不得作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铁律。

  目前,公安机关的“看守所”存在着的侵犯人权现象,业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旨在遏制这一现象的检察官“驻所监督”制度基本上也形同虚设,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公安机关的《看守所条例》来看,检察官的监督权并未落到实处,缺乏“刚性监督”的权力。从实际操作层面看,某些驻所检察官即使发现了问题,也是出于多种考虑,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另一方面,看守所人员对驻所监督制度也有抵触情绪,不愿积极配合检察官的监督。[16]因此,这一现象亟待改变。

  应该看到,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旨在实现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有效控制。因此,除赋予检察机关立案备案权外,还应赋予检察机关审批权、复查权、销案权、纠错权,以强化检察权的行使。为此,可借鉴英美法系的司法令状制度,建立检察机关主导下的审查批准制度。例如在保留检察机关现有批捕权的基础上,增加检察机关对拘留的延期权,关于秘密侦查的审批权、决定权。另外,还要完善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中的纠错机制,不仅要建立事前、事中的同步监督机制,还要健全及时纠正违法行为的纠错机制。纠正侦查中的违法行为一直是中国侦查监督的薄弱环节,这需要通过立法细化对侦查中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如可作如下规定:对构成犯罪的,检察机关应当立案,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一般性违法行为,检察机关提出纠正意见。如果侦查机关不服,可以申请向同级人民检察院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核,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意见正确的,应当通知同级检察院督促下级检察院纠正;上级检察院认为下级检察院纠正违法的意见错误的,应当通知下级检察院撤销纠正违法通知书,并通知同级侦查机关;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违法侦查行为的处分权,如停止或变更侦查人员对案件的侦查权,提出对违法侦查人员的处分建议,对拒不执行检察机关发出的纠正违法通知的侦查人员提出警告,决定终止正在进行的违法侦查行为,释放违法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并要求公安机关对违法侦查及后续处理作出书面报告,等等。[17]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中“柔性监督”多,而“刚性监督”少,这是监督不力、监督偏软、监督无效的直接原因。有的学者说:“监督权力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监督信息的获取和传递,即监督主体通过各种手段,从监督对象那里获取所需的各种信息。信息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着监督的质量和效果。所以,监督机制首先要求有畅通的获取监督信息的渠道。监督信息的畅通、及时和准确到达监督主体,是权力监督有效性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二是监督主体提出的‘监督建议’(通常称为‘柔性监督’),即监督主体对被监督者就监督事项提出的纠正、改正、改变,或者撤销、取消已经实施的行为或者将要实施的行为的各种要求,这是监督活动的核心要素。当被监督者按照监督主体的要求,切实纠正、撤销或取消了其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行动后,监督目的已经达到,监督活动即告结束,此时为有效监督。但是当监督建议遭到监督者的抵制时,监督就要进入下一个环节,即监督者依法对被监督者进行强制性的处理或制裁(通常称为刚性监督),这是有效性的第三个要素。”[18]“刚性监督”是权力制约权力的一种表达方式,是衡量监督权有效性的一项重要指标。监督主体只有具备了强制性的制裁权,才不至于使监督权流于形式。

  长期以来,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一直呈疲软无力的态势,对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一直无力监控。如检察机关只能对侦查终结移送的案件进行监督,但不能对公安机关自行撤诉的案件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只能以发出违法通知书的形式进行监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告知检察机关,如此“建议权”很难对公安机关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检察机关只能在受到控告、申诉、举报的信息后实施事后监督,却不能主动实施“事中”监督。如此等等,导致了监督权的乏力、无效,严重影响到了检察机关的形象和权威。是到改变这种局面的时候了。

  有的学者还指出:“刑事诉讼中,检察权对侦查权的监督属于事后监督的审查,无论对于合法性与有效性来说,均无法起到很好的制约作用。因此,这种诉侦关系在于证据的收集、审查,特别是非法证据控制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在诉讼规律上来说,证据的收集应该及时、迅捷地处理。证据的本质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应该按照要求进行及时地收集与获取。如果因为侦查机关侦查活动所获取的证据达不到公诉机关的要求,侦查机关只能退回补充侦查或者自行侦查,此时,也往往因为时过境迁而难以获得有力证据。也因为如此,从最终的结果来说导致了公诉人在公诉活动中陷入被动。”[19]上述看法值得我们思考。强调“事后监督”的检察权已经很难对侦查权形成有效的制约了,也不利于证据的收集和控制,而且也在事实上助长了非法取证的发生。

  也有学者主张,检察机关应当有权决定适用涉及人身权的刑事强制措施,刑事强制措施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影响颇大,故应被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在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认为需要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拘留等措施,应当报请检察机关审查决定。另外还应从以下数方面完善强制措施:一是对各种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进行严格限制,要确保强制措施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二是对涉及强制措施期限方面的规定加以完善;三是对强制措施的适用程序问题加以完善。[20]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分析了目前侦查监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革和完善侦查监督制度的设想。他说:“当前侦查监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及时发现、查实和有效纠正刑讯逼供等违法侦查行为的措施。刑讯逼供一直是侦查活动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检察机关开展侦查监督的重点,但是监督效果并不明显。主要是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一般都很隐秘,除造成犯罪嫌疑人伤残、死亡后果的严重刑讯逼供行为不易掩饰外,一般的刑讯逼供行为外界很难获知,即便获知了也很难调查取证。近年来,检察机关着力从依法介入侦查、强化证据审查、排除非法证据、建立违法行为调查机制等方面探索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侦查行为的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由于这些措施尚未上升到法律层面,实施起来困难较大。因此,在深化检察改革中,有必要研究建立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21]上述言论点中了要害,检察机关应当全程介入侦查活动,对其进行全方位监督,排除侦查中的非法行为,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综上所述,本文从刑事立案监督与刑事侦查监督两个方面考察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问题,指出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过窄,立案监督中的某些缺陷对保障人权有所妨碍,这就影响到了立案监督之目的的实现。为了保证立案活动的准确与合法,使无罪者不被非法追诉,刑事诉讼法仅仅规定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加以监督是不够的,而应将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情况纳入立案监督的范围。这样才能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才能从源头上把住刑事诉讼的关口,才能防止公安机关为追求立案率而不惜对公民权利进行侵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旨在实现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有效控制。因此,除赋予检察机关立案备案权外,还应赋予检察机关审批权、复查权、销案权、纠错权,以强化检察权的行使。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是“柔性监督”多,而“刚性监督”少,这是监督不力、监督偏软、监督无效的直接原因。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并对其加以改变。

  

  崔永东,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司法理念与司法制度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1]《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5页。

  [2]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3]同注⑵,第99页。

  [4]同注⑵,第99页。

  [5]童建明、万春主编:《中国检察体制改革论纲》,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

  [6]同注⑸,第174~175页。

  [7]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刑事立案监督的问题和对策》,载《中国检察》第20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225页。

  [8]孙谦:《平和:司法理念与境界》,中国检察出版社20lO年版,第217页。

  [9]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361页。

  [10]同注⑸,第193页。

  [11]同注⑸,第193页。

  [12]同注⑸,第197~199页

  [13]陈光中等:《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4页。

  [14]同注⒀,第289~290页。

  [15]同注⒀,第280页。

  [16]同注⒀,第282页。

  [17]同注⒀,第286~287页。

  [18]同注⒀,第281页。

  [19]张淼:《侦查行为与检察行为关系辨析》,载《司法行为科学化》,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页。

  [20]李永升、徐兴华:《我国侦查程序的制度性偏差及完善研究》,载《法治研究》2012年第5期。

  [21]同注⑻,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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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研究》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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