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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兴培:论刑法学与犯罪学研究的整体互动

更新时间:2013-05-30 09:27:58
作者: 杨兴培  

  不是想通过平缓的法律手段来解决社会矛盾,而喜欢用暴力压服,喜欢用刑罚手段剥夺别人的应有权利。一个社会,其实能用语言解决的问题,就千万不要用手铐;能用手铐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枪炮,这对社会来说不是福音。不然今天刑法的作用不行了,那明天就得用枪。但明天用枪也不行了,那后天怎么办?以暴易暴,双方倚仗暴力来解决问题容易形成社会的对立,但社会总不能处在两极对立中走向危险的毁灭边缘。

  (二)过分看重刑事律法的作用,容易掩盖社会矛盾忽视了社会改革

  现代犯罪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犯罪是一个社会普遍性整体原因和犯罪者特殊性个体原因相互交叉作用的产物,惩罚犯罪是以犯罪者个体为基础,但预防犯罪则不能仅仅寄托在刑罚的严厉惩罚之上,也不应以犯罪者个体为聚焦点而采取单一的方法手段。刑罚只能惩罚犯罪,但不能消灭犯罪,甚至其预防犯罪的功能也极其有限。站在刑法的角度来说,让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我们国家过度倚重刑法来解决社会矛盾实际上是很不明智的,成本也太高。其实刑罚不过是一个社会在乎时处理矛盾最后的救济手段。马克斯曾尖锐地指出:“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的,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同样也就是那些把法和法律看做是某种独立存在的一般意志的统治的幻想家才会把犯罪看成是单纯对法和法律的破坏。”[9]因此,从1983年开始的近三十年的严打活动,并没有有效地消除我国的犯罪高发的现象。前30年的运动不断,后30年的严打运动,依然没有把我们打醒。为什么中国的犯罪还是如此严重,难道中国人喜欢犯罪不成?中华民族何以如此喜好暴力,难道中华民族真是喝着狼奶长大的民族?[10]对于引发犯罪的属于社会普遍性的原因应当要通过制度改革或者完善社会政策加以控制,仅仅依靠刑法来解决犯罪问题,是一个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不尊重。同样一个不关心犯罪原因、并努力消除这种犯罪原因的刑法学是没有出息、是不负责任的刑法学。因此只有将刑事律法学置于整个包括犯罪学在内的整个刑事法学之中,惩罚任何一种犯罪的过程中,就必须及时关注产生这一犯罪的社会原因与个体原因。在这方面,1935年时任纽约市长的拉瓜地亚对待盗窃犯罪的观念应当成为我们的镜鉴。[11]尽管学者不是政治家,但学者应当成为负责任的政治家的参谋。促使国家的刑事政策由不断的严打朝着全面预防犯罪的方向发展,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在刑法领域中成熟的标志。关注犯罪原因,就必然要关注社会的某些弊端,同时对于社会制度的改革也是大有益处的。犯罪的大量发生实际上就是向人们发出一个信号,必然说明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在一个总体通过暴力维持社会稳定的国家里,社会管理者阶层可以至今依然陶醉在自我欣赏之中。但也会贻误治理犯罪原因的社会良机。

  (三)过分看重刑事律法学的作用,必然导致法学学科发展的不平衡

  在今天的中国,由于过分看重刑事律法学的作用,由此带来的社会与学术的消极效果已经明显地反映出来了。一方面,由于过分看重刑法学,法学杂志上的刑法学文章比比皆是,5%的疑难刑事犯罪案例引得无数学者尽折腰,95%的普通犯罪几乎没人关注。在高等法学学校,通过刑法学的学习,高调严惩犯罪的声音一直此起彼涨,使得年轻的法学学子一说到犯罪,个个义愤填膺,非以严刑峻法对待了事。即使每年的所谓杰出法学家的评选中,届届都有刑法学的学者而鲜见犯罪学的专家学者。另一方面,对犯罪现象的研究人员后备力量严重不足,以致对于很多众多和严重的犯罪时至今日仍不知其原因何在,以致有一种“盲人骑瞎马”的感觉。而为什么这么多的社会成员前赴后继,即使赴汤蹈火也要以身试法实施犯罪,其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却是语焉不详。使得今天法学院的学生即使大学毕业也不一定知道社会的复杂性,从而仅仅是坐而论道,养成了不了解社会,不关心社会,没有责任感的一代人,真是贻害一代年轻学子。因此在刑事法学一体化的进程中,调整我国刑事法学的基本任务,把研究和关注的重点从对具体犯罪的认定与惩罚上转移到对整体犯罪的原因研究和犯罪预防上是一个刑事法理论的应有选择。也许研究犯罪,多少会触摸到社会灰暗之处。但对于一个想恢复健康的病人来说,不应该讳医忌药,只有发现病灶所在,才能下药祛病。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现象日益交杂在一起呈现出复杂性。犯罪只是这一种多社会现象中的一种综合交叉反映的投影现象。在犯罪现象身上,集中体现了当代社会的缩影。因此对犯罪的惩罚毕竟是事后的社会反映。一个聪明的社会应当将犯罪消灭在萌芽之中。在刑事犯罪学整体相互联动的进程中,调整我国刑事法学的基本任务,把社会应当将对犯罪反应的重心不断前移,把研究和关注的重点从对具体犯罪的认定与惩罚上转移到对整体犯罪的原因研究和对犯罪的预防上,是一个时代发展的重要任务,由此,刑法学与犯罪学整合归一就呈现出必然的趋势,因此有必要从思想观念上予以高度重视。

  

  三、实现使中国的刑事政策从刑事惩罚为主到刑事预防为王的战略转移

  

  (一)加强对犯罪的研究,重视犯罪学的建设,构筑刑法学与犯罪学整体相互联动的格局,是中国社会实现社会稳定的现实政治需要

  将犯罪学与刑法学高度结合在一起,使得整个刑事法学对犯罪及犯罪原因的研究与整个社会更好地关注犯罪原因的生长条件和对犯罪原因的消除努力,看成是刑事法学的时代责任,而不在于仅仅对犯罪的一味严惩。火灾已燃,当然要先救火救人。但一个社会在发生火灾后而时时仍然不关注起火的原因,就有点本末倒置了。曲突徙薪的典故韵味应该对中国人有所警示了。[12]在犯罪原因初显之时,当政者是否能够及时发现并及时加以消除,这是一个时代的当政者无法回避政治责任。为政者应当明白遏制犯罪、预防犯罪不能简单的依靠刑法。像今天很多教科书所说的适用刑罚的目的就在于预防犯罪,刑法适用越多越严,其预防的效果就越好。这不过是痴人梦话一样才相信犯罪预防能够通过犯罪之后的刑罚而不是通过社会的政策调整先进行釜底抽薪才能达到的。我们应当把预防的几点向前挪位,放在消除犯罪的社会原因方面。

  当前严重的职务犯罪、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已经开始动摇了这个国家的根基。国家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同时其他一些严重刑事犯罪依然处于高发阶段,对于我们这个仍然处在社会对立和社会失衡的国家,只有努力寻找、及时发现社会腐败犯罪的社会原因,才能及时地加以应对、进行预防,从而将各种引发社会“溃败”的火苗扑灭在星火之时,将由社会腐败引发的社会对立所产生的犯罪意识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加强对犯罪的研究,重视犯罪学的建设,形成刑法学与犯罪学整体相互联动的格局,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要求

  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理想主义的发展方向,成为一个比较现实的世俗国家,发展经济成了国家主要的前进动力。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建设搞得热气腾腾,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经济增长也就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成就指标,但社会精神状态并不是昂奋向上。所以树欲静而风不止。当前国家经济建设如火如荼,但各种经济犯罪也是暗潮汹涌,严重的经济犯罪也会吞没一定的经济发展成果。在一系列众多的原因当中,与中国社会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犯罪预警机制,在理论研究上没有一个强大和繁荣的刑事犯罪学多少有点关系,所以社会法治情景依然还不很理想。没有这样一些机制和研究,事实上很多的问题就会被忽视了。因此建立一个整体相互联动的刑事犯罪学已是刻不容缓的事。

  在今天的中国就犯罪的主要方面而言,法律知识的普及与各种犯罪的预防基本上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众多新闻媒体不时和不断爆出的各级政府要员甚至司法工作人员的一个又一个的大案要案甚至窝案的新闻和丑闻,我们还能说这些涉案人员是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吗?还需要说一些这些涉案人员是因为缺少法律知识因此极需要普法这样一些不伦不类的空话吗?今天我们已有必要直面社会加以直言,对于涉嫌自然性犯罪的社会普通成员来说,违法犯罪的根本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和道德水平的低下;对于涉嫌行政性犯罪的各级官吏来说,违法犯罪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法律知识的稀缺,而在于他们对更大欲望的追求和社会环境对权力制约的缺失。

  (三)加强对犯罪的研究,重视犯罪学的建设,形成刑法学与犯罪学整体相互联动的格局,是中国社会通过历史反思对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的必然趋势

  反思历史,无非是为了今天的发展与进步,为现实的社会管理提供必要的镜鉴。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今天的犯罪情势还会十分严峻,因此在短时期内严刑峻法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对于社会管理者来说,大火已燃,灭火为先,自然不会轻言放弃严刑峻法的。但刑法学也没行必要鼓与呼,火上浇油,为严刑峻法寻找更多的理由。而学者们一味呼吁轻刑简罚,也自然会被认为是文人的无病呻吟,对社会管理者来说也决不会轻易动心而改弦易辙。然而以往的严刑峻法使得中国的犯罪并没有明显得到长期有效的控制,因此一个比较平和折牛的路径选择是将刑法学置于广义的犯罪学之中,逐渐降低传统刑法学的比重。使依靠传统刑法学而建立起来的严刑峻法理论逐渐丧失基础,而刑法功能日益淡化意味着刑法的残酷性和刑法的严厉性也日益淡化和削弱。整体相互联动刑事犯罪学的建立,会让人们更多的看到犯罪的真正原因所在。没有人天生愿意成为罪犯。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和还将继续证明,利用严刑峻法遏制犯罪,以此希冀消灭犯罪,暴秦已经作了回答,前苏联也不是灭于犯罪,而是灭于腐败与制度不健全的必然。我们应当要心知肚明,当今一些不伦不类的犯罪原因根本不能解释我国当前社会犯罪居高不下的真正原因,我们再也不能做掩耳盗铃之状而贻笑于天下和后代子孙。

  在中国各种犯罪原因的形成和存在并非是一朝一夕的。因此消除这一原因的目标也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但这不影响我们对整体犯罪原因的深刻揭露和提出消除各种犯罪原因的努力。因此中国的刑事政策要实现从刑事惩罚为主到刑事预防为主的战略转移,刑事法理论对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的重点研究为主要转移到对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为主的研究重点上,以此迎接一个国家繁荣昌盛但犯罪并不猖獗疯狂的时代的到来。

  

  杨兴培,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杨师群:《中国刑法统治的渊源》,载2010年5月3日《理财一周报·上海杂志》。

  [2]黎鸣:《中国人有文无“学”,无“文学”》,http://blog.sina.com.cn/liming1,2010年9月22日浏览。

  [3]鲁嵩岳:《慎刑宪点评》,法律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页。

  [4]朱学勤:《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载《书林》,1988年10期。

  [5]杨师群:《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253页。

  [6]《老子》第七十四章。

  [7]最高人民法院网站2011—02—22 09:43:00来源:《瞭望》,2010年1月25日浏览。

  [8]转引自马克昌主编:《中国刑事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79页。

  [10]袁伟时:《我们是喝这狼奶长大的》,载2010年4月21日中国青年报。

  [11]1935年,时任纽约市长的拉瓜地亚在一个位于纽约最贫穷脏乱区域的法庭上旁听一桩盗窃案的审理,被控罪犯是一位老妇人,被控罪名为偷窃面包。面对法官,老妇人可怜兮兮地说:“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着肚子的孙子,要知道,他们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但法官冷若冰霜地回答:“我必须秉公办事,你可以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者是10天的拘役。”判决宣布之后,拉瓜地亚从席间站起身来,摘下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对旁听席上的其他人说:“现在请每人另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喂养孙子的城市。”那一刻,人们感到惊讶,在肃穆的气氛中纷纷捐出了50美分。拉瓜地亚的言行也为我们的官员们提供了道德标高和执政尺度,悲剧发生后,只有当我们能听到有关官员发出像拉瓜地亚式的自责声音,我们才有理由相信,才有可能不会发生类似悲剧。

  [12]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弗牛酒,弱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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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犯罪研究》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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