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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钢:有关粉碎“四人帮”的史实和疑点

更新时间:2013-05-29 21:02:43
作者: 韩钢 (进入专栏)  

  无法向人们披露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间的联系,是叶剑英分别沟通的。据叶向真说,这是叶剑英的安排。叶向真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更不会大张旗鼓开会,父亲都是晚上开车到中南海,到汪东兴家里谈部署和安排”。“汪东兴不能出来,他是管八三四一部队的……他的行动是‘四人帮’严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动不动,得让江青等人摸不着汪的动向,这就是叶帅的部署。”“华国锋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也不能走来走去。”事后叶向真问汪东兴、华国锋,他们证实了这些细节。汪说,“你父亲要我和华国锋同志不要动,他在我们中间来回穿插”。(周海滨《“红色公主”叶向真——凌子口述历史》,《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从回忆和口述史料看,商议过程中,华、叶、汪的确未曾三人碰头;不过,华汪之间还是有几次直接面商的。

  有意思的是,与其他政治局成员的联系,是华国锋本人沟通的。据吴德口述,大约是(九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他在国务院后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他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他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华国锋的记忆证实了吴德口述,他说:(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参加的有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他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话音刚落,有位同志就说,对“四人帮”也应该区别对待,其他人没有发言,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华感到范围大了不行,只能个别串连。(《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的谈话,2000年5月20日。参见《李先念传》下)华、吴所忆,情形基本一致。与吴德口述对照,华说的“有位同志”就是纪登奎。

  吴德口述和华国锋的回忆表明,华、叶、汪、李分别联系后,华又同政治局成员吴德、陈锡联、纪登奎或许加上陈永贵作了沟通。据吴德口述,事后华国锋曾告诉他,华还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吴德说,只有倪志福是他打的招呼。也就是说,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外,所有在京政治局成员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知晓此事。

  高层人士之间的联系,除了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一些元老和将帅,后者主要是通过叶剑英来沟通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1日,叶在北京西山住地同聂荣臻派去的杨成武(时任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谈话,杨成武转达了聂荣臻有关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9月24日或25日,叶在住地同粟裕(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宋时轮(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谈话,告知要解决“四人帮”问题;10月3、4日,应陈云要求,叶剑英派叶选基将陈接至家中,征求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此前,叶还在住所同邓颖超谈话。据陈云说,叶还准备告诉聂(荣臻)、徐(向前)两帅。聂荣臻的回忆证实:10月5日叶剑英要杨成武告诉他,事情已商量好,请他放心。(《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粟裕传》说,毛的追悼活动结束后,叶剑英就找了粟裕,要他摸一下北京周围部队的情况,粟知道解决“四人帮”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了解了部队情况,向叶作过汇报。(《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叶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是硕果仅存的仍居党政军权力核心的元老,一些元老自然都将希望寄托于他。

  上述情况还说明,“四人帮”积怨甚深,毛泽东逝世前后,党内上层对其不满已不是个别人和少数人,而这种不满也到了快要爆发的程度,尽快解决他们的问题渐成一种隐伏的共识。

  尚存的疑问,一是在国务院会议室的议论到底是几号?吴德只记得十几号,华明确记得是9月16日;二是陈永贵是否参加了这次碰头会?华说陈参加了,吴德口述则未提及。李先念也说过,陈永贵不知此事。(李先念谈话记录,1986年10月22日。《李先念传》下)

  

  解决方式:“开会投票”还是“隔离审查”?

  

  解决“四人帮”的方式是如何确定的?以往人们都以为从一开始就确定了“隔离审查”的方式,近些年来披露的当事人的回忆说明,事情并不完全如此。

  最高层的商议,当然是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之间。前引华国锋访谈称,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但《叶剑英年谱》“9月21日”条目,未见有关此事的叙述,只有“9月25日”条目记载:“到北京城内华国锋住地,同华国锋长谈,分析‘四人帮’活动的动向和情况,研究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叶年谱不仅时间与华所说不一,而且没有明确说商定了“隔离审查”的办法。

  不过,华国锋谈到的另一个情况,却被两位当事人印证。华回忆,9月26日,在国务院小礼堂看完电影,他就以“隔离审查”的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向李先念、吴德征求意见;李先念马上表示支持,吴德也表示支持。吴德的说法大致一样,略有不同。吴德口述,9月26日或27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他,交换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吴德表示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的职务,他偏重于用开会的办法解决问题。李先念以为不妥,他提到当年赫鲁晓夫整肃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的历史事件。华、李、吴分析和估计了当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状况,感到“四人帮”在中共十大把许多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问题,会要冒风险。三人最后都认为,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李先念还回忆,当时华国锋所说“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样先抓起来再说”。(李先念谈话记录,1988年7月29日。参见《李先念传》下)

  依据上述史料判断,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式,一开始,华、叶之间考虑“隔离审查”。出于慎重,华国锋随后向李先念、吴德征求意见;吴德曾建议用召开会议的办法解决,但最终华、李、吴还是就“隔离审查”的方式达成共识。

  华叶商议的详情仍不清楚;华向李、吴征求意见后,是否再向叶剑英作过反馈,也不得而知。直接当事人都已不在,只能期待知情者披露史实。

  

  具体行动方案的拟定与汪东兴的作用

  

  如何拟定解决“四人帮”具体行动方案的?原来更加模糊不清。吴德口述和武健华的文章披露了不少细节;尤其是武健华新近发表的文章,提供了许多亲历亲闻的情况。这是近年来在弄清史实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个进展。

  汪东兴是制订具体行动方案的组织者,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1980年代以来,汪的作用被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吴德口述一个值得注意的看法,就是比较肯定汪在行动中的作用。按吴的评价,汪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出了大力,功不在李之下。他说,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整个行动班子分为准备文件的写作班子和实施抓捕的行动班子,前者由李鑫负责,后者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行动班子的人员是汪亲自挑选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吴德的评价有道理。汪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且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掌控了中南海和高层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大权。这个行动若无他的参与和支持,很可能费尽周折甚至流产;相反,汪的参与和支持大大增加了行动的成功系数,其作用远非一般政治局成员所能比拟。

  关于汪东兴与华国锋商议具体行动方案的情况,数武健华的文章最为详细。武说,10月2日下午,叶剑英直接去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处,与汪第三次密谈。叶提出加速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要求汪当晚去找华国锋商量具体问题,自己则先去华家谈。当晚汪去了华家。华表示,叶汪的意见和他想的原则上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华要汪提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然后再议定。武健华回忆,汪去华家之前召集张耀祠、李鑫、武健华三人开会,布置他们琢磨一个行动方案。10月3日上午,李鑫、武健华向汪东兴汇报了行动方案的初步意见,汪同他们再次作了研究。当晚,汪东兴第二次去华国锋家,汇报行动方案。华肯定方案可行,也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再缩短时间,争取提前解决;二是再约叶帅谈谈。10月4日下午,叶剑英再次到汪的办公室,与汪第四次密谈,听取了关于行动方案的汇报。叶肯定“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还说“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5日凌晨两点,汪再次到华的住处,汇报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同时请示八三四一部队与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分工和协同问题。华把刚刚离开的吴德找回来一道商量。(武健华《粉碎“四人帮”的策划、实施过程》)这是华、汪、吴唯一的一次碰头会。

  但按吴德口述,他是10月4日下午被华国锋找去,再一次讨论行动细节的;下午五点多钟才离开,刚到家,华再来电话找他去,汪也在华家,三人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吴德强调,“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这里的时间,与武健华回忆不同:一个说是10月4日的下午五点多钟,一个说是10月5日的凌晨两点,相差几个小时。

  关于中南海外面行动方案的制订情况,吴德口述比较具体。吴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会主任,作为直接当事人,其叙述比较具体也相对权威。按吴德所说,10月2日,华国锋去了吴德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进一步商议。抓捕迟、谢、金是吴德的提议。华问吴,“四人帮”在北京还有什么爪牙。吴认为,迟群、谢静宜、金祖敏也该隔离。10月3日或4日,吴又去了华家,提醒华注意张春桥之弟张秋桥常去北京昌平的北京军区坦克六师活动。正是这次谈话,商定了动用北京卫戍区部队实施中南海外面的行动,包括保护市内安全,控制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随后,吴德即找吴忠谈话,谈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考虑和决心。吴忠明确表态,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的安全;同时告知部队调动有严格规定,希望吴德解决向上级请示调动部队的问题。吴德又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要求吴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取得调动北京卫戍区部队的权力。华还告诉吴,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吴德随即找了陈锡联,陈即向吴忠交代:北京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吴德与吴忠再次在家中商量了中南海外的具体行动方案。据吴德说,华还亲自找吴忠谈过一次话。

  陈锡联回忆,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曾几次和他谈过“四人帮”的事情。10月5日下午他在唐山慰问抢险救灾部队,接到华的电话,立刻飞回北京,直接去了东交民巷华的住所。华告诉了陈解决“四人帮”行动的具体时间,陈表示坚决支持,说部队没有问题。华告诉他,吴德、吴忠会找他。吴德、吴忠先后到了陈家,陈当面授权他们可视情况采取行动,不必逐级请示。当天晚上,华又到陈家,同陈详细商谈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的具体部署。(《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武健华的文章也涉及中南海外面的行动方案拟定。那天(10月5日)华、汪、吴商量中南海内外行动协调问题,汪的意见:一是首都安全,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八三四一部队负责原有的防务;二是八三四一部队负责解决“四人帮”和毛远新,其他人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解决;三是姚文元住在西城区按院胡同,其住地警卫是北京卫戍区担负,不属八三四一部队管辖,如果姚接电话后去中南海,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姚借故不去,八三四一部队要去他家行动,为免误会,建议卫戍区有一同志到中南海一同行动。吴德决定,就由吴忠去中南海。(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看来,抓捕姚文元准备了两套方案。

  

  具体实施:中南海内外联动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流传不少绘声绘色的说法,大都未经证实甚至系任意编造。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资料逐渐相对全面和清晰地复原了历史。这也是厘清史实一个比较突出的进展。

  综合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中南海内抓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泽东逝世前一年为毛指定的联络员)的行动,主要由张耀祠、武健华率八三四一部队(即中央警卫团)执行;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行动,由吴德负责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行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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