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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在上:构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处罚令程序——以简易程序实现方式的多元化为视角

更新时间:2013-05-28 23:02:08
作者: 陈在上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然没有适用刑事处罚令的启动权利,但刑事处罚令程序的适用也离不开其配合,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法院也不得适用刑事处罚令程序,这样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达到用私权制约公权的目的。

  (三)刑事处罚令程序的审判

  适用刑事处罚令程序的案件一般是基层法院,案件交由一名法官负责即可,法官以书面审的方式对检察官移送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依据证据与法律,来决定是否适用刑事处罚令程序。例如在德国,有权签发刑事处罚令的法院是地方法院独任法官或者独任法官与非职业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两种样式;而意大利则由预审法官根据检察官的书面请求签发刑事处罚令;在日本,也是由简易法院负责简易命令程序的轻微刑事案件的审理;我国台湾地区则是由地方法院简易庭负责审理适用刑事处罚令程序的轻微刑事案件。基层法院具体负责的法官在审查检察官随案移送的全部案件材料的基础上,对是否适用刑事处罚令常常有三种不同的处理结果:一是法官经过书面审查检察官移送来的全部涉案证据,认为被告人没有足够的犯罪嫌疑,应当作出依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作出无罪判决,释放被告人;二是法官经过审查检察官移送来的全部涉案证据,若同意适用刑事处罚令程序,应当直接签发刑事处罚令,送达检察机关以及诉讼当事人等;三是法官经过书面审查检察官移送来的全部涉案证据,认为不经过审判难以查清事实,而且所做裁判将会偏离检察官根据刑事处罚令量刑建议申请的法律处分,法官应决定择日开庭审判,并及时通知检察机关以及相关诉讼参与人。然而,在适用刑事处罚令的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的是第二种结果,即“法官拒绝处罚令的情况极为少见,通常法官并不审核案件的真实性而是习惯性地准许检察官的申请,签署处刑命令”。{4}刑事处罚令一经基层法院签发,类似于判决,但是毕竟刑事处罚令的作出是法官通过审查检察机关移交的书面文件的方式予以完成的,所以,为了保障法官审查资料的客观公正,适用刑事处罚令的各国(地区)一般均要求检察机关将适用刑事处罚令程序的轻微刑事案件全部案卷材料均移交给有管辖权的法院。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普通程序起诉方式采用“起诉状一本主义”,而对于适用简易命令程序的轻微刑事案件,该法第462条-第464条作出了检察机关向法院移送全部涉案材料的例外规定。构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处罚令程序,应参照国内外比较成熟的经验,并考虑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由基层法院独任法官负责签发刑事处罚令较为适宜,同时,在独任法官的负责之下,可以组织有经验的人民陪审员或书记员代为负责前期的审查。

  (四)刑事处罚令的程序性救济

  刑事处罚令程序送达当事人签收后并不立即生效,而是要设定一定的异议提出期间,以满足权利保障与权力规制的需要。适用刑事处罚令的国家规定签发处罚令后提出异议的期间,类似于接到裁判后提出异议的期间。例如,德国规定了两周以内提起异议;日本法律规定收到简易命令告知之日起14日以内;意大利法律规定在送达处罚令之后的15日内可以提出异议;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则是规定了与通常判决一样的10日上诉期。被告人对适用刑事处罚令提出异议后,直接导致刑事处罚令无效,法院确定择日开庭审判,并通知各有关诉讼主体。“如果被告人不愿意接受刑事处罚令中建议的处理结果,则可以要求进行审判,从这个意义上说,刑事处罚令只是一种暂时的判决。”{5}(p209)为了保障轻微刑事案件恰当的适用刑事处罚令程序,必须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涉及人身自由刑的时候,更应确保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18条规定为预计要判处剥夺自由至少6个月尚无辩护人的被指控人在地方法院进行的简易程序时应指定辩护人。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条规定了在任何程序中被告人可以随时选任辩护人,它规定应当从律师中选任辩护人。同时规定在简易法院审理案件时“可以选任不是律师的人为辩护人”。{6}(p104)笔者认为,最为理想的状态是:在检察官建议适用刑事处罚令之初就应当积极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处罚令的实质性内容的认同才能换来适用刑事处罚令的效率提升。毕竟“诉讼在制度上以两方当事者的对抗性辩论作为基本结构,双方以对等力量展开积极的攻击防御才构成程序的实质性内容。”{7}(p1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只有在辩护人尤其是律师辩护人的帮助下才能充分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辩护权,也更为认可其“平等武装”后的刑事处罚令的实质性内容。同时,律师辩护人的积极参与也是对适用刑事处罚令程序规范化的一种监督制约,“使这些权势在握的尊者对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做出格行动前三思而后行”,{8}(p482)尤其是对被告人判处人身自由刑的时候,更应当及时有效地保障其获得律师辩护人的帮助。

  

  陈在上,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公安部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注释】

  [1]1989年10月,维也纳第14届国际刑事法学协会代表大会决议就曾提出如下建议:“对简单的案件,可以采取,也应该采取简易程序。”

  [2]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75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

  [3]新《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了4种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4]201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133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133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危险驾驶罪中的醉酒驾驶往往经过抽血化验的证据支持,证据的科学性较强,可信度较大。

  

  【参考文献】

  {1}朗胜.刑事诉讼法修改与使用{M}.新华出版社,2012.

  {2}左卫民.简易刑事程序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5.269;马贵翔,胡铭.正当程序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218.

  {3}叶肖华.处罚令程序的比较与借鉴{J}.苏州大学学报,2010,(02)42.

  {4}Joachim Herrmann,Bargaining Justice—A Bargain for German Criminal Justice?U.PITF.L.REV.755(1992).转引自叶肖华.处罚令程序的比较与借鉴{J}.苏州大学学报,2010,(02):42.

  {5}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M}.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6}日本刑事诉讼法{M}.宋英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7}(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8}(德)德肖维茨.最好的辩护{M}.唐交东译.法律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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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行政与法》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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