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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两个”蒋经国

更新时间:2013-05-26 11:35:43
作者: 胡平  

  

  一边是杀伐决断、冷酷无情,连毛人凤见了也胆寒的“太子”;另一边是发动机一般的努力、勤勉,银针一样的警醒,为了最后的立足,晚年不惜与自己决裂,把国民党推进拆骨断腕之旅。

  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那种令人寒栗、逼人窒息的社会氛围,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呢?不妨看看岛上的那段历史——

  

  【经济起飞与“反攻”搁浅】

  

  1956年5月,不是由“行政院长”、“经济部长”,或是别的什么人,而是由在政战、情治等方面的实际掌门人蒋经国,主持中部横贯东西公路的兴建。他心目中——“台湾什么都好,只是一条中央山脉从南到北盘踞在那里,使东部和西部的人没有直接交通,形成天然屏障。我们决心要征服它,修筑公路,打通中央山脉”。

  在海拔两三千米的丛山峻岭之间,蒋经国芒鞋竹杖,上穿布夹克,下身军裤,脖子挂条擦汗的白毛巾,率领公路局长、工程师等十余人组成的一个探险小队,以台中东势区为徒步入山的起站,破荆斩棘,餐风饮露。无数次,在榛莽丛生的原始森林里割去丈多高的茅草,搭建帐篷,挖洞烧饭;又在晨光熹微里,坐在溪边的巨石上刮胡子,一边听着禽鸣兽啼……

  1960年通车的东西横贯公路,显示出自台湾纳入西方反共阵营,并进行和平土改后,蒋氏父子已清楚认识到,当下台湾的兴衰安危,已不重在政治清洗、军事攻防,而重在经济发展。经过几年的作为,蒋氏父子已无任何挑战者足以构成政治障碍,在其眼里,只剩下孙立人等几个有美国政府暗中撑腰的高层党政军人士。国民党已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和强大的专制机器,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让台湾埋头苦干,休养生息。

  随着横跨中央山脉的打通,大大畅通了全岛的物流、人流、信息流,台湾进入了外销经济崛起的年代,高雄加工出口区、台中潭子加工出口区、楠梓加工出口区……先后成立。从万峦至高雄港40分钟的车程,是世界上生产线最为绵密的聚落,客厅即工厂,几乎家家户户都是代工者,创造出了纺织、成衣、鞋子、雨伞等产业的“台湾制造,世界第一”。百姓的生活也日渐改善。

  1960年代,包括南北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桃园机场、北回铁路、台中港、苏澳港在内的十大建设蓬勃地展开。因规模过大,向外贷款过巨,一度遭到朝野上下质疑,认为将会拖垮财政。蒋经国回答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

  与此同时,“人民求知若渴,知识性的杂志、书籍和在职进修,皆风行于一时”。 有学者去成衣加工厂参观,看到缝衣的小姑娘利用钉纽扣的间隙,看摆在缝纫机上的书本,他接过来一看,竟是钱穆的《国史大纲》。(秦风《历史照片的历史问题》,文汇出版社 2003年版)

  1950年代,台湾文化人心里有一段自我捆绑的铁律:“你心里想的,最好别说出来,你口里说的,最好别写出来,如果你写出来,最好别发表,如果发表了,你要立即否认。”进入1960年代,好像文坛上的飞镖荆棘比较稀疏了,文人们得以从“圈禁地”里站起来,活动下筋骨,伸个懒腰,他们聚集最多的地方就是民营报纸、同人刊物。一个个署名不署名的“小方块”,针砭时弊,监督官员,如雨后野草般漫开。此时在中国广播公司摇笔杆子的王鼎钧先生感叹:特务们由昔日的“老鹰扑小鸡”,改成现在的“鸭子划水”了……(《文学江湖——在台湾三十年的人性锻炼》)

  渐渐遁入岁月烟云的,还有“反攻大陆”……

  在两岸关系态势有所变化,尤其是岛上不可遏止的民智开启、文化提升和经济变革潮流下,1950年代初期实行的全面性社会控制方式,已不能应付成长的需求,政治发展亦面临社会多元化的压力。戒严统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1972年,蒋经国组阁当“行政院院长”,大量选拔台籍菁英进入内阁队伍。同年12月,开始实施“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被党外异议人士诟病的长期不加改选的“万年国会”从此注入本土新鲜血液。威权体现出某种程度的温情倾向,即是说,只要不触及体制的敏感引信,人人可以过着正常的日子:作田,做工,写作,读书,留学,恋爱,生儿育女……倘若拥戴蒋领袖,你还能充分感受,在这个满是槟榔小姐的岛屿上,做官的机会、发财的机会、成名的机会、成才的机会,可能比槟榔还要多。

  在身体渐渐老化、恶化的日子里,蒋介石也无日不关注着儿子的动静。1972年1月24日至2月13日,在蒋经国出掌“行政院长”的前夕,蒋介石审阅了他1971年的日记,同时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大量感想:“日间看经儿去年日记,精神为之一振。此儿可继我事业,完成革命也。”2月13日,又说:“经国日记今日全部阅毕,悲喜交集。悲者,悲其多忧多愁,有损其身体;喜者,喜其智能充裕,志气坚强,足以继承我事业也。”

  

  【“太平景象”与一连串“匪谍案”的总推手】

  

  岛上,此时俨然一幅太平景象,但一不小心,专制就像头野牛,从中窜了出来。

  1955年5月25日,迁台后历任陆军总司令、台湾防卫总司令,时任参军长、挂个虚名的陆军上将孙立人,其旧部、陆军少校郭廷亮、江云锦等,因被检举企图发动兵谏、涉嫌“叛变”遭逮捕,牵连300多人。9月7日,“国防部军法局”依《惩治叛乱条例》等罪,判处郭廷亮、江云锦等35人死刑、有期徒刑不等。借此案子,与孙立人关系较密切的中上级军官,关的关,退的退,陆军恍若鸡舍,几乎全被打扫了一遍。

  10月12日,郭廷亮判决死刑的同一日,蒋介石发布赦免令,将郭廷亮减为无期徒刑。孙立人得知后,以长官监督不周,自请处分,蒋介石批示:“该上将不知郭廷亮为匪谍,尚属事实,但对本案有其应负之重大咎责,兹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随时察考”,其实是幽禁。在台中的一处院子里,孙立人养养花,种种菜,自家吃不完了,便由夫人拎去街上卖,以补贴家用,堪称“花草将军”。他种的玫瑰,市场上称“玫瑰将军”。这一变相关押就是33年,社会上 ,他的名字,连同他为“党国”立下的功勋,全部流星般消失了,“远征军”也成了敏感词汇。待至1988年3月20日恢复自由之身,可惜步履踽踽,英雄已是白头。

  岛上《联合报》对孙案有评论说:“孙立人极度受到部下爱戴与拥护。即使数十年后,许多旧部仍言必称‘我们总司令’,对老长官的忠诚可见一斑。他训练出来的干部,在军中形成旗帜鲜明的‘孙系’。但在强人总统的时代,怎能容忍另一个个人崇拜出现?更糟的是,1950年代初的美国,一直考虑应该‘倒蒋抗共’或‘挺蒋抗共’。对讨厌蒋中正的美方人士看来,作风洋派的孙立人,俨然是最佳替代人选。种种因素的累积,不管当初蒋如何欣赏孙,孙如何效忠蒋,这对君臣最后注定走上悲剧结局。”由此看来,孙案的发生,几乎可说“怀璧其罪”,不可避免。

  1960年9月4日,《自由中国》创办人之一雷震先生被捕。

  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在美国的胡适挂名发行人,以雷震为实际负责人。起初,在蒋介石为昭示其政治改革决心以取得美援背景之下,蒋介石、陈诚均同意创办此刊,并提供了实质支持。但《自由中国》的言论逐渐转变为“民主反共”立场,言人所不敢言者,屡让思想、文化“警察”们有抓到了大鱼的兴奋……

  大约雷震开始并不持有“斗士”立场,只是以“国士”自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凭自己随国民党风里浪里一路走来的历程,他相信此心可鉴日月,蒋公理应垂听。然而这个“国士”在蒋介石眼里,却日愈有了“斗士”的意味,1958年起,雷震参与本省人士李万居、吴三连、高玉树等78人发起组织“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1960年,与台港在野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三连任“总统”……

  蒋介石终于在情治单位的捕人报告上签字了!毕生反对共产党理念与价值的雷震,终于与共产党挂上了钩。1962年10月8日,军事法庭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等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7年。

  崔小萍“匪谍”案。崔小萍1923年出生,山东济南人。出身书香世家,自幼喜爱戏剧,曾在家乡组晔晔戏剧社演出《钦差大臣》等剧。抗战时到重庆国立艺专就读,其后到处参演舞台剧。1966年曾导演琼瑶第一部黑白片《窗外》。

  1964年一架民航机在台中坠机。有人密报,当时作为欢送飞机上参加第十一届亚洲影展贵宾的崔小萍所送的鲜花及蛋糕中藏有炸弹,造成该机爆炸。1968年,警备总司令部逮捕崔小萍,调查很久没有证据,但仍以她曾在1947年与共党分子一起演戏,以“匪谍”罪名判刑,一审判无期徒刑,二审判14年。1975年获减刑,后因蒋介石过世大赦,于1977年出狱。崔小萍事后了解,早年她在四川的中学读书,爱演戏,老上戏,几位国民党的“职业学生”因嫉生恨,在一份小报告里她的名字旁边写了“奸党”二字。 只因为这历经几十年、如今不知压在哪所大庙里的一纸小报告,竟然成了她是“匪谍”且有胆量去炸民航机的唯一证据……

  1968年1月13日,柏杨前妻倪明华主编的《中华日报》家庭版上,由柏杨负责的《大力水手漫画》专栏刊出一张漫画,内容是父子两人购买一个小岛,岛上只有他们父子两人,却宣布建立一个王国,并由父子两人竞选总统。这幅漫画即遭情治单位直指为暗讽蒋氏父子,3月4日,柏杨被逮捕,并以“侮辱元首”、“通匪”等罪名,判处12年徒刑。这便是震惊当时台湾的“大力水手事件”。

  1969年,柏杨被囚禁于台北县景美镇军人监狱,1972年,被移送绿岛监狱。 1975年,柏杨因蒋介石逝世减刑1/3,为8年徒刑。1976年刑满后,仍被留置于绿岛,后获释放,共被囚禁9年又26天……

  原来,岛上的国民党当局努力为之的“太平景象”,是供思想已经凋敝、记忆似乎湮散的顺民们,过过二两金门高粱酒加一盘猪头肉的日子的;也是供不少砍倒心中文明价值大树的知识者,为了某些利益的糖块而去公共场合充作锣下猕猴的。

  但不能不承认的是,这一“太平景象”的总推手蒋经国,又确实有令人感佩的另一面。

  

  【清廉清苦,铁腕治腐】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特派员马汀,认识蒋经国多年了,他称许蒋经国“没有国民党大官身上常见的谄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六点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

  与蒋经国接触过的美国新闻界人士,对他几乎都有正面的描述。

  从1950年起,直到1978年年近古稀方接过“总统”大位后,他走遍全岛320个乡镇。他总穿夹克衫、军裤,总爱下乡,路面淹水,他就卷起裤脚涉水而过,让一边西装革履的其他官员进退两难。即便终生与蒋氏父子为敌的李敖亦作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晚年因经常下乡探访民情,回台北后,他对侍从人员说,“腿疾日趋严重,脚像针刺一样”,侍从人员婉劝他减少下乡行程,他说:“算了,待在办公室还是一样痛,以后不要再讲了!”

  在一次访问了屏东荣家的瘫痪荣民(荣民,即退役、负伤的国军官兵)以后,他在随身带的小日记簿上写道:“如何为他们建筑病房?如何为他们增加一点设备?如何为他们做一种适用的椅子?如何为他们建一种适用的厕所和卫生设备?如何为他们洗衣服、缝补衣服?这些是小事吗?绝不!假如连这些应做、能够做的事,尚且无动于衷,那么,什么‘救同胞、救人类’的愿望,实在都是空话。”

  他注重倾听百姓的呼声。1980年左右,在走访农村时和农民谈到他们的收入。有农民说“高官巨贾们吃一桌好的酒席,等于我们农民半年的劳动收入”。他听了非常痛心,上任“行政院长”,第一次主持院会,就通过公务员十项革新,制定《贪污治罪条例》,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十项革新实施后的第一年,由警察机关查获涉足夜总会、舞厅、酒吧、酒家等非正当娱乐场所的公务人员,属于“行政院”所属各机构者共936人,而违反规定宴客,应邀剪彩、铺张浪费、滥发喜帖或讣告,受处罚的有388人。其中最突出者,前台北县县长苏清波被省府下令记大过一次,另令调职。真是“苍蝇”与“老虎”一起打——情治部门首长周中峰、叶翔之等人,原均为蒋经国看重的高级干部,一次他出其不意登门周、叶家中,发现居家摆设奢华,门前车水马龙,二话不说,旋即将周、叶二人调职;他还严惩了亲表弟、时任“人事行政局”局长的王正谊;并不畏立委、监委庞大的政治影响力,将十多位监委、立委移送法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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