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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

更新时间:2013-05-23 08:51:59
作者: 吴稼祥 (进入专栏)  

  通过天灾中的表现来提高威望,就是救灾依赖。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把灾给救了,全国一片歌颂。在中国古代,谁能救灾谁最牛。灾情,别的我们不说,在唐太宗统治的黄金时期,一次大的蝗灾,很多地方卖儿鬻女他也不能阻止,他最后把国库打开,出钱把卖的子女都买回来,然后还给这些卖儿女的家庭。

  我对两个皇帝最崇拜,一个就是周文王,第二个就是唐太宗。唐太宗有人道主义,蝗灾严重到这个程度,他忧心忡忡,跑到后花园看,随手抓了两个蚂蚱,就要放到口里去吃,叫身边的大臣阻止了,说它有毒,吃了对龙体可能不安,他说假如让它吃了老百姓的庄稼,不如让它吃我的心肝,一下就给吃了。救灾因为他这样做,所以他的威望就特别高。他有一次因为天旱去求雨,求过以后就下雨了,这也增加了他的神化。这些依赖导致了一个稳定和集权的偏好,大家就希望这个社会更加稳定,中央集权大家也能接受。皇帝的神化包括皇帝的个人崇拜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大家觉得他有一种稳定感和安全感。

  因为这个原因就产生了一种霸权铁律,就是一个政治体规模一旦扩大,就会导致专制,一旦专制以后,就会导致更大的扩张,然后它就循环推进。你们想想秦帝国和罗马帝国就知道了,罗马帝国就是这样来的。公天下的制度安排肯定与这样一种规模依赖、霸权铁律是绝对矛盾的,所以它被一点一点取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就发生了制度退化而导致的一种文明退化的感觉,好的时代都已过去这么一种感觉,但是为了生存没有办法,退而求其次。

  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并不是说要听任专制的肆虐,然后就不管,这种制度退化实际上早就被儒家的创始人所发现,他们希望有一种缓解的办法,虽然大规模依赖是需要的,但是也需要缓解的办法,来制约这种权力的无限扩张。天下主权可以被一家或者一个集团所占有,但他要为天下人谋福利,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要发挥公天下的功能,这个功能就叫仁。行仁叫做王道。它是有用的,要是没有这个用,我们这个国家不就灭亡了吗?儒家公天下的功能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是孟子,他的名言就是以德行仁者王,他是在《公孙丑上》这篇里面谈到这个问题的,就是以德治国。这个东西古今是很相通的,没有制度的时候我们强调德行,但是不能说强调德行一点用处都没有,它确实有相当大的作用。儒家也不是只说不做,后来创制了一系列的制度,那个制度不是公天下的制度,是一个把它的公天下功能的这样一个追求制度化,比如说科举制度,要把那些能够内圣外王的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考上去以后做官,他对自我约束能够以德治国,以德行仁,然后他们又施行回避制度、告老还乡制度、巡抚制度、拦轿告官、击鼓喊冤制度、回京述职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都是想加强公天下功能发挥作用。其实到了宋代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朱熹就发展了理学,他希望执政者为了要推行公天下的功能,你的职责应该理性化,不能太随意。理学思想把治理天下的随意性减少。公天下的功能学派一定是假设人性是善的,如果人性不善,这个功能就没法发挥,与荀子的性恶论是相反的。

  

  以退为进的公天下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以退为进的大公天下。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在历史上最早的创制了以地权为中心的大规模政治体的宏观制度安排,就是公天下的制度安排,实行多中心治理。分封就是以地权为中心,西方以人权为中心,而且还创制了任期制,就是禅让制的最高权力更迭体制。应该说,当代民主制度的三大要件我们历史上已经有了两件——分权体制以及任期制。我特别要想说明的是这种多中心治理实际上经过邓小平的创制,在当代中国已经在施行了,就是一国两制,虽然只在两个地方,一个叫香港,一个叫澳门。我的书里也说了,制度化分权是黄金时代的必要条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与制度化分权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么胡搞,没有把恶推到极致,与我们估计台湾的回归,估计香港的反对是有很大关系的,不能不假装自己很仁慈。当年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都是这样的,比如汉文帝为什么那么仁慈,就是因为底下分权太大,我是主,所以我必须比你们仁慈,要不然我怎么能做君主?所以制度化分权我们现在已经是了,不同的是我们现在的一国两制是一个混合体制,比较乱,既不跟地权挂钩,也没跟人权挂钩,它只是一个口头承诺。这种体制特点是什么呢,它是三大制度的一个混合体,这种体制实际上有可能是中央集权制的,因为无论是香港的特首,还是澳门的特首,都要中央政府批准,只要有这样一个体制它一定是中央集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联邦制,它的地方领导人选举出来以后还要总统去批准。只要一批准,它就不再是联邦制的国家。现在我们看法国的地方长官有可能要稍微批准一下,所以法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西方最早创设了以人权为中心的民主直接参与和代议制这样一种公天下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我们一般把它认为是微观的,是从人权,以个人作为分析的起点,以个人的权利作为追求的起点和归结点,就是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人的幸福成为这种体制安排的出发点。这能和我们讲的两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吗?的确,老祖宗创造的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因为跟地权挂钩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每一次分封,几代以后就没地封了,不可持续下去的,所以我说封建制是一支点燃的香,越烧越短,不管开始时这个香有多长,一点燃以后就越烧越短,最后就变成灰烬,不可能持续下去。

  当然,我希望能够把多中心治理的分权体制,具体化为地方制度化分权,就是联邦制民主的这样一种制度安排。

  我说过民主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个民族多个国家的阶段,直接参与,因为人少;第二阶段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是西欧近代以来的那种代议制,因为不可能大家一起去开会,所以每个地区选一个议员到议会去开会,这样的体制还不行,到了美国就变成联邦制了,不仅是代议制,还是联邦制了。这样的制度安排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讲的是我研究的一些感受,通过这样一个维度给大家介绍一下。

  

  新加坡和港台的经验

  

  新加坡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城邦制度结出来的果实,第一次城邦制度是地中海的内海沿岸,就是在爱琴海沿岸的城邦,规模非常小,有可能就几万人,第二次城邦制度是地中海海岸,就是意大利城邦,第三次城邦制就到了太平洋,比如像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等等,它们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城邦、城市国家。所以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小有小的好处,无论搞专制、搞民主都非常方便,因为可以把一个国家当成一个公司来治理。

  新加坡实际上是一家公司,总统是董事长,总理是总经理,我到这个国家去了一次就不想去第二次,它是一个幼儿园,民族精神是不会有的,在那个地方三种书没有,黄书没有,红书也没有,黑书也没有,有的都是字典,大部分都是字典。这个国家的国民已经退化到幼儿状态,国家里牌子上写的都是卡通画,这样的政府像保姆,人民就是Baby,是绝对不可以学的,它基本上是把一个国家治成一个公司了,你想想那是什么东西。

  联邦制和多中心治理是这样一种制度,人口超过两个亿,国家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必须实行,要不实行,这个国家一定是动乱没有穷期或者就是专制没有穷期。假如这个国家很小,如果实行它就会更牛。比如说大家知道欧洲两个很牛的国家,一个就是瑞士,第二个就是荷兰,瑞士是彻底联邦制的,它是1291年就实行联邦制了,荷兰是半联邦制,因为它有自治省,无论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精神,还是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包括它的上市公司、它的竞争力、人均收入都是世界的佼佼者,为什么,它的民族更优秀吗?绝对不是,就是它的制度。联邦制的特点就是所谓自治,自治就是个人自治以及地区自治、乡村自治,它是这样一种制度,不可以有笼子这种思想,当个家长、保姆。新加坡政府当个保姆就管500多万人,在中国当个保姆,13亿Baby,你能管得过来吗?我认为尽量大家不要宣传新加坡,要不得,这个绝对不可以。

  台湾和香港都是上帝送给中华民族的礼物,因为我们的经济改革是从沿海开放城市开始的。首先是深圳,我们全中国的商品经济都是香港的学生,市场经济都是从那里学的,我们完全是它的学生。如果没有香港,我相信我们的经济改革不会这么顺利。

  第二个就是台湾。台湾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民主实验。不是中华民族不能搞实验,因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因为国家太大,不能搞工商业,因为工商业会导致一种离心力,国家就会有一种分裂现象,所以一般都是重农抑商,因为农业是按照祠堂,按照氏族划分单位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个人,只有角色,没有个人是不可能有民主的,没有个人就没有个人权利,也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没有个人权利就谈不上民主。产业和制度是一个体制问题,跟民主素质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看台湾的民主搞得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好,好在什么地方?没有流血,人家从威权体制直接过渡到民主体制了。这种民主进程是中国人很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

  二十世纪有两次退位是值得说一下的。一个是清王朝的退位,革命军并没有打到北京,他就退位了。实际上台湾的民主运动也没有搞得你死我活,刚刚开始他就退位了,宣布实行多党制。汪洋讲的改革就是割自己的肉,讲得太到位了,实际上是割爱,忍痛割爱,蒋家要不是忍痛割爱能有台湾的今天吗,我想不会有。因为有这样一个态度,国民党又重新执政了,有什么不好呢,不是挺好的嘛。我觉得台湾这个方面值得我们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学习,维持中央一党执政,开放市县逐级直选,这是可以值得学习的。

  

  超大规模国家和多中心治理

  

  公天下与多中心治理的思想在中国是源远流长的,最早从西周就开始了,近代以来就更加繁荣。实际上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联邦制思想,毛泽东早年也是联邦主义者。孙中山在当总统之前也是主张联邦主义的,所以他从美国回到大陆之前路过欧洲,有一个演讲,就说中国未来的体制必须是美国式的联邦制,绝不可以搞帝制的东西。这个思想实际上在军阀里面也是很多的,比如联省自治是全国性的运动,这个运动失败了。一般主权有三种状态,一种叫做主权在君,君主的君,如果是一种多中心治理,在历史上也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几大黄金时代都是这样与地权挂钩的多中心治理的结果。第二个叫主权在军,联省自治基本上主权在军队,并不在人民手里,这样一种联省自治必定要失败,因为它导致军阀混战。主权在君会导致土地战争,春秋五霸战争实际上都是土地战争,都要扩张嘛。主权在军实际上是军阀战争,军阀战争的目的谁都想统一天下,谁都想把这个国家统一。像陈炯明这样,就不完全是军阀思想,他的思想是想把主权还给老百姓,在老百姓有权利的条件下,再搞成一个联省自治。多中心治理思想是联省自治思想在中国的一个当代表达,未来我们可能不一定要叫联邦制,怎么叫都无所谓,关键是它的实质。比如说当年贾谊给汉文帝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治安策》,就认为你分封的地方太大了,有可能要导致国家分裂,所以应该要削藩,让七个王的土地减少,把它分开,他没做到,汉景帝想做,导致了七国之乱,汉武帝做到了,找到了能够把这个思想推行下去的一种方法,叫推恩令。

  孙中山最后没有听取陈炯明的意见,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他可能认为这个想法难以解决军阀混战的问题。我们不能从一个非常恶的角度,说他就要集权。

  

  政体形式与经济绩效

  

  中国现在有很多人感到很自豪,认为中国模式让美国都相形见绌。纵向地看,中国确实是在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要饭的也是最少的,饿死的人也是最少的,因为观点不同就被杀或者被怎么样的也是比较少的等等。综合国力的话,历史上虽然说我们非常强大,但是那时候世界还不开放,跟世界没有互动,现在看来综合国力去年超过日本,而且还在增加。有些民族适合搞经济活动,在任何制度下都搞得很好,还有一些民族不太适合,任何制度下都搞不好,像印度就属于这种。你要想比较,不能拿大陆和印度比,就像不能拿鸡和狗比一样的,因为性状、文化都不一样,要拿大陆和台湾比,拿大陆和香港比。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在世界上100位以后,那台湾呢?如果30个台湾会怎么样?30个香港会怎么样?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善于从事经济活动,在全权政体转变成威权政体的条件下,我们的市场经济繁荣了,效率优先型的改革获得了极大成功,加上我们赶上了全球化,发达国家企业进入后工业化国家,我们有了劳动力红利,基本上是“两血”——血汗工厂和血泪GDP。在这种情况下,跟农民商量一下,我想农民肯定用锄头打掉你的脑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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