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雷:见义勇为行为中的民法学问题研究

更新时间:2013-05-22 10:57:21
作者: 王雷  

  

  【摘要】见义勇为属于民法上的紧急无因管理行为,属于行政法上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协助行为。见义勇为行为的救助人对被救助人不存在危难救助义务,这是构成见义勇为行为的前提条件,也是构成要件中的核心。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是危难救助义务存在的法理基础。通过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等均不能得出将危难救助义务加诸社会一般成员的结论。对救助人在见义勇为行为中所受损害,应该根据矫正正义和分配正义的要求,建立多元化的救济机制。

  【关键词】见义勇为;紧急无因管理;行政协助;救助义务;多元化救济机制

  

  经常会听到“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例,[1]甚至“好心没好报”的案件,[2]这促使我们反思如何通过法律对道德进行有效的激励,以免除救人者的后顾之忧。法学者和伦理学者对见义勇为行为也投入了关注热情,见义勇为理论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人们“持久的哲学兴趣”,[3]属于十分重要的道德和法律交叉的实例,据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情谊行为和民法调整范围的多变性以及对该问题进行利益衡量的必要性。法学者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讨论几乎涉及各个分支学科。本文主要从民法学角度探讨见义勇为行为的如下相关问题:见义勇为行为的定义、构成要件、法律性质、救助义务、见义勇为行为引发损害的类型化及其法律救济。

  

  一、见义勇为行为的定义和构成要件

  

  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看,见义勇为是指“看到正义的事情奋勇地去做”。[4]这种文意解释的结论并不能给我们提供比词义本身更多的含义。

  在全国性的法律文件中尚无对“见义勇为”的明确规定,[5]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概念界定则有不同的做法,具体方式包括“正面定义加种类列举”、“只有定义而无列举”、“附带兜底条款的列举”等立法模式。笔者认为立法论上比较全面妥当的是第一种定义方式,其能够妥当兼顾概括和具体列举、沟通抽象和具体。

  笔者认为,民法学视野下的见义勇为行为,是指自然人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的防止、制止不法侵害或者抢险救灾的危难救助行为。见义勇为行为的定义包括多项构成要件:

  第一,见义勇为的行为主体限于自然人。见义勇为行为本身属于事实行为,而非民事法律行为,对行为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并无要求,立法虽不宜提倡民事行为能力不完全的未成年人等实施见义勇为行为,但一旦发生则仍应给予肯定。

  第二,行为人须不负担法定或者约定的危难救助义务,这是构成见义勇为行为的前提。一方面,承担法定救助义务主体的救助行为不可能构成见义勇为,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以下简称《人民警察法》)第6条、第19条的规定,人民警察有危难救助义务,该法第21条第1款前段又概括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174条规定:“船长在不严重危及本船和船上人员安全的情况下,有义务尽力救助海上人命。”义务人违反这些法定救助义务,就可能构成民法上的不作为侵权。再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301条的规定,承运人对患病、分娩、遇险的乘客负有法定救助义务,承运人违反此义务可能构成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和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竞合。[6]客运合同履行过程中其他普通乘客对处于危难状态的乘客一般则无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他们可能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另一方面,根据合同约定承担救助义务的自然人也不能被认定为见义勇为的主体,比如根据委托合同等保护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私人保安等。

  第三,见义勇为行为人须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而实施危难救助行为,这最能体现见义勇为行为无私利他之“义”的特征。如果行为人单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则可能构成自助或者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不可能构成利他性的见义勇为。见义勇为者的主观目的就是为使他人合法权益免受或者少受损害,受益人不能是自己。在民法无因管理理论上有一种非典型形态是允许管理人在为他人谋利益的同时,兼带为自己的利益实施管理或服务行为,如邻家着火、为避免殃及自身而积极救助的行为就只能属于无因管理,而不是见义勇为。

  这种无私利他的特征还表现在见义勇为行为的救助者在法律上无权向被救助者主张酬金。有学者肯定救助者的酬金请求权,[7]我国古代先贤孔子也曾肯定“子路拯溺得牛”[8]的行为。虽然法律惩罚的常常也是道德谴责的,但道德提倡的则不一定都为法律所强制保护。被救助者基于感激给予救助者一定的酬金属于明知自己没有给付义务而为的给付行为,救助者不构成不当得利。拯溺得牛可能产生良好的道德示范作用,但若立法强制规定见义勇为者的酬金给付请求权,则无因管理或者见义勇为就类似于有偿委托合同了,见义勇为行为便走入准契约(准合意)说或者拟制悬赏广告的圈子中。当前我国实定法上并不支持此种酬金请求权。笔者认为,报酬请求权问题实质上是对见义勇为是否有必要用法律强制规定来提倡道德利他的问题,这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用法律强制来提倡见义勇为行为,并不妥当。在我国现行法下,见义勇为者的报酬请求权仍然属于法外空间,不受法律调整,不能获得法律支持。

  好心也有可能办不成事甚至办成坏事,比如见义勇为者的危难救助行为没有使他人受益,甚至有可能在救助中不慎损害了他人的利益,此时救助效果的实现与否不是判断能否构成见义勇为的要件。在这个问题上康德的一个观点很值得借鉴:“一个人的意志所以好,并不是因为从他而来的后果是好的,也不是因为他能达到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本来是好的,即因为他志向好。”[9]

  第四,见义勇为还必须以发生紧急情况为前提,体现一定的危险性,这是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情境性要求,这一点最能体现见义勇为行为“勇”的特征。有学者认为,见义勇为者必须因实施危难救助行为而使自己承受一定的人身或财产危险;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被救助者处于危险中和救助者因见义勇为而使自己承受一定的危险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不顾个人安危的见义勇为固然可嘉,“见义巧为”更要提倡。因此,只应该要求被救助的人或物处于危险中,而不能苛求见义勇为者在行为时也必须承受一定程度的人身危险。

  另外,情景紧迫性、危险性的特点也是见义勇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的区别,危难救助之外的无私利他行为属于助人为乐,典型的就是帮工行为。当然,不得不承认“一定的危险性”本身属于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在这一点上不可避免地存在模糊边界,需要有关机关遵循法定程序在个案中进行妥当确认。另外,应该注意的是,甘肃、山西、重庆等地方性法规在见义勇为人员认定上均规定需要“事迹突出”或“表现突出”等,[10]笔者认为这种程度性的要求并非见义勇为行为的构成要件,只是相关行政机关在决定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奖励时的考量因素。

  一般来说,对符合前述四个构成要件的见义勇为行为可以大致分为两个类型:侵害制止型和抢险救灾型。其根本共同点就是见义勇为行为体现出的危难救助特点。地方性法规所列举见义勇为行为类型并不一致,内蒙古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将同违法犯罪做斗争的行为界定为唯一的见义勇为类型;[11]辽宁、宁夏、甘肃等地方性法规均将见义勇为行为的第一种类型限定于同治安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类别。[12]笔者认为侵害制止可以包括防止、制止民事侵权;制止治安违法犯罪;乃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刑事诉讼法》)第82条扭送侵害人至侦查机关等情形。另外,也应该将不存在侵害人的抢险救灾行为纳入见义勇为的概念中。

  

  二、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性质

  

  从法律实用主义的角度看,见义勇为如果不涉及任何损害事实或者费用支出,法律对此可不必干涉,而很大程度上可以将其归于“法外空间”。至于危难救助之后被救者的感激酬谢行为等则完全属于伦理道德范畴,是纯粹的情谊行为。现实生活中,进入法律调整视野的见义勇为行为往往涉及损害承担、费用支出乃至行政确认、行政奖励、社会保障等问题,属于法律事实,其法律性质的讨论就很显必要。

  从见义勇为行为的定义和构成要件可以看出,见义勇为行为人出于情谊实施无私利他不计报酬的救助行为,且行为人无法定或者约定的救助义务,不具有受法律拘束的意思,常基于“怵惕恻隐之心”[13]或者说“同情怜悯之心”[14]实施危难救助行为,符合情谊行为的特征,构成情谊行为。

  国内民法学说上讨论较多的是见义勇为行为属民事法律事实中的哪种类型?通说见解认为,见义勇为行为属于民法上的无因管理,[15]而且基于其常有一定程度危险性等特征,见义勇为属于高层次的无因管理行为,[16]体现了更高程度的道德觉悟。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就在第175条规定了紧急管理制度,[17]见义勇为行为可以归人其中。比较法学说上也多有将见义勇为明确归到无因管理之类型中的主张。[18]对此,笔者从之。没有义务情况下管理他人事务即属于干涉他人事务的范畴,然而,基于社会连带主义法理,社会共同体成员间的互助互爱是社会存在的必要道德之一,无因管理制度就是要调和“禁止干预他人事务”和“奖励人类互助精神”之间的矛盾,通过规定管理人和本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来进行利益的平衡。无因管理具有“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有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和“为他人管理事务”等构成要件,见义勇为行为的构成要件完全符合无因管理的基本要件要求,属于事实行为中的无因管理。

  见义勇为行为中的救助者和被救助者之间并无约定,即使被救助者发出请求救助等呼喊,除海难救助之外,一般也难以认定此时存在要约,即使真的出现要约和承诺的形式,如救助者乘人之危对被救者喊:“救你上岸,给我100万,可否?”对方答:“好。”此种呼喊请求也并不包含受合同拘束的意思或者合同的具体内容;同样,危难救助行为也不能被视为承诺或者反要约,不能构成合同行为。另外,见义勇为者具有维护他人利益的意思,但这只是无因管理中的管理意思而非发生某种法律效果的意思,见义勇为的法律效果取决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见义勇为过程中不存在发生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见义勇为也不可能属于其他的表示行为。

  见义勇为行为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互有交叉。在侵害制止型的见义勇为中,救助者为了保护被救助者的合法权益,可能会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如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28条的即构成正当防卫。在抢险救灾型的见义勇为行为中,救助者的救助行为不得已造成被救助者之外的他人损害的,如果符合《刑法》第21条、《民法通则》第129条的也会构成紧急避险。

  由此可见,民法视野中的见义勇为行为是紧急无因管理行为,特殊情形下的见义勇为行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有交叉。见义勇为行为可以被上述概念全面涵盖,民法层面上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概念支持已经足够充分。

  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公法属性,民法学者罕有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民法学者和行政法学者沟通不足。《人民警察法》第6条、第19条规定人民警察有危难救助义务,可见危难救助本属公权机关为社会成员提供的公共服务范畴,并非其他公民的法律义务。[19]然而社会生活千变万化,国家警察又不能时时站在每个公民的背后保护其权益,危难情势下其他公民的见义勇为行为就是对公权力救济不足的必要补充,此时救助者即代行承担了公权机关的法定救助职责。从行政法角度来看,见义勇为可以定性为公民主动协助国家行政管理的行为,[20]即行政协助行为。[21]将见义勇为行为界定为行政协助也就提供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行为承担法律上补偿义务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构建对见义勇为的救助者多元化救济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综上所述,见义勇为属于民法上的紧急无因管理行为,属于行政法上的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协助行为,当然依其原初属性更是社会自治范畴的(社会)互助行为。

  

  三、危难情形下的救助义务

  

  见义勇为行为中需要特别去做利益衡量的方面体现在:危难情形下一般社会主体是否具有危难救助义务、见义勇为行为人在救助行为过程中自身所受损害如何分担等。前者是见义勇为行为中最具有哲理性的主题,后者则是实务中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建立多元化救济体制的核心体现。

  如前所述,见义勇为行为中的救助者不具有法定或者约定的救助义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4192.html
文章来源:《法学家》2012年第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