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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咏红:左右斗争 左右为难

更新时间:2013-05-21 21:57:45
作者: 韩咏红  

  

  中共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试图打造的毛式红色基地已然梦碎,但是中国知识界的左右之争至今仍在激烈进行。

  过去一个月来,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再次遭遇人身攻击与威胁,极左意见领袖为“四人帮”之首江青平反,这都凸显社会思潮依然暗流涌动,左右双方对现状都不满。领导层试图以官方结论为社会思潮定调,实际上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这一轮左右激烈对阵的起因为何?它直接源起于4月25日与5月4日,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茅于轼在沈阳与长沙出席演讲,先后遭闹场与示威,一场讲座被迫取消。

  从反对者发布的照片看,长沙的示威人数不多,但气势压力,各种造势道具齐出,包括红旗、毛像与“汉奸过街人人喊打”等横幅,甚至有“还我熙来”的布条。此后,茅于轼声称,他家里持续收到骚扰与威胁电话。

  自从两年前发表文章全面批判与否定毛泽东以后,茅于轼一直是“毛粉”(毛泽东粉丝)攻击的靶子。这方面的新闻报道去年曾一度减少,近期再次恶化。引人注目的是,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直接涉入论战,发表评论质疑他的身份“比一般学者复杂得多”,还暗批他是“分裂社会的冲突点”。为此,茅于轼也撰文反击“拥毛分子”才是社会的“毒瘤”。

  到了上周,适逢江青忌日,左右论争更到一个小高点——意见领袖张宏良发声明悼念江青,质疑当局掩盖她的死因真相,还不点名批评中共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颠覆共产党”。张宏良将决议的负责人指向胡耀邦,虽然大家都清楚,当时的中共最高掌舵者是邓小平。

  在中国,左右之争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更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牵扯到权力斗争与中共执政合法性。在中共建国前至改革开放初年,所谓的“路线斗争”就是政治斗争。1990年代,路线之争被“不争论”的要求抑制住,中国进入一段全力发展经济的阶段。到了2002年左右,随着中国加入WTO,贫富差距明显扩大,以及国企私有化引起激烈争议,左右之争再次浮出水面,尤其在2008年后的几年里,重庆的“红色试验”让民间的左派力量得到整合与提升。而今,民间左派群体的组织已相当成熟。去年“916”反日大游行,其中就有他们力量的展示。

  此时此刻,外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是:左派群体的动作,究竟是试探当局的底线,还是由于受到当局的鼓励?这个问题,也值得体制内人士思考。

  《光明日报》本月初报道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1月提出“两个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时期都不能否定。无独有偶,近期网上传出,中央办公厅发出“七不讲”的通知,一些评论者得出中共“向左转”的结论。

  仔细品读“两个否定”,核心要旨仍是要超越左右,同时与1981年的决议一样,他也强调不允许否定毛泽东,理由是这必导致否定中共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至于“七不讲”,可能也是当局平衡舆论的尝试。

  综观当前的社会与政治现状,在推进市场经济、甚至在推进法治、人权的理念层面上,自由派是占上风的,但与此同时,中共执政地位与现行体制是他们不得撼动的底线。从1990年代以来,中共一直在改革与维护专政这两个内部存在紧张的命题上,设法取得平衡,或曰达到“有机统一”,但是随着信息流通,腐败久治不愈,加上体制外力量的长成,这种平衡已经日益艰难。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中国舆论两极化、腐败难愈的情况很难改变,而当局的“左右平衡”,同时也是“左右为难”。它是否会选择“宁左勿右”,坚持居中,还是更为大胆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备受关注。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些自信如何转化为更实质的反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减少司法不公,这是当局的考验。可以肯定的是,反腐与社会公平正义,才是全国最大共识之所在,也是巩固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法门。当局须与时间赛跑,时间在快速流逝中。(来源: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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