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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蓝生:追回流失的岁月

更新时间:2013-05-21 08:46:21
作者: 江蓝生  

  

  一、早年的文化启蒙

  

  1962年暑假里的一天,我中学的教导主任对我说:“江蓝生,你吉星高照,考上北大中文系了!”其实,我原本是想考新闻系,将来做一名新闻记者的,但那时候北大不设新闻系,人民大学新闻系那一年又不招生,我这才把北大中文系作为第一志愿的。

  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读书,没有人指导,就抓到什么读什么。小学时爱看小人书,一些名著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等,我最初都是通过小人书读到的。小学五年级暑期我从上海来到北京,记得那时一放学我就钻进小人书铺里看书(看一本一分钱),临走时租几本带回家去看(租一本二分钱),看完了再来选换几本,如此循环,完成了我的文学启蒙。上中学后,我开始读这些书的原著。同时又喜欢上唐诗、宋词,有时也尝试着写几首自以为是诗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爱读《古文观止》里的经典散文,印象最深的是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李密《陈情表》、骆宾王《代徐敬业讨武曌檄》、刘禹锡《陋室铭》、欧阳修《醉翁亭记》等,读到精彩处,不觉吟诵出声,竟陶醉其中了。高中阶段,我开始读《史记》里的一些列传,还读了一些世界名著,高尔基、契可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巴尔扎克、莫泊桑等大作家的著作都读过一些(似懂非懂),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是在考上大学那年暑假为补课而读的。

  除了读书以外,我初中时还接触到了民间的戏曲曲艺。我家附近的白塔寺每月都有几次庙会,有卖花鸟鱼虫的,有卖北京风味小吃的,还有表演杂技、耍把式的,但我每次都钻进一个大帐篷搭成的小戏园子里听戏。所演的戏目现在有印象的是《三娘教子》《苏三起解》《武家坡》《甘露寺》《三不愿意》等,有京戏也有评戏。台上生旦净末丑的穿着打扮,唱念做打,插科打诨让我觉得十分新奇、有趣。每演完一段,戏班子的伙计就端着笸箩到观众跟前打钱(即收钱),一出戏中间要打好几次钱。我读书的中学离西单很近,那时西单商场二楼有一个表演曲艺的场所,放学后,我经常溜到哪里听相声、大鼓、梆子、坠子等地方曲艺,也是听上一段收一次钱。我对此类曲艺节目谈不上喜欢,但不知为什么也不愿离开,家里给的零花钱大都花在这上面了。高中时我开始迷上了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是表演艺术家舒绣文的粉丝,有一次还和两个女同学冒昧地闯入她家拜访。现在想起来,我的兴趣和知识底子在中学阶段已经基本养成了。沿着这个路子,按说我应该成为一个文学青年,从事文艺创作、文学研究或搞新闻报道之类的工作的,事实不然,命运让我走上了另外一条我原本毫无思想准备的学术之路。

  

  二、两次人生选择

  

  1962年9月,我带着对人生的无限憧憬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中文系从一年级就分文学、语言、古典文献三个专业,因此我们刚入校门不久就面临选择专业的“终身大事”。我和绝大多数考入中文系的同学一样,满脑子做的是文学梦,很少有人主动选报语言专业。系里为此派朱德熙先生给我们新生做动员。朱先生知识渊博,口才又极好,他把语言学介绍得十分生动有趣。其他的话,今天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朱先生说,学了语言学,你们就能知道孔夫子是怎样讲话的(后来才知道这是指学了音韵学、汉语语音史能了解上古的音韵系统)。我被深深地吸引了,打动了。在考虑了自己的客观条件之后——我觉得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似乎要强于形象思维,另外对语言比较敏感,俄语成绩好,于是就报了语言专业。回想起来,朱先生的一席话固然促使我选择了语言学——好像出于偶然;但再深想一下,朱先生的话之所以能打动我,我之所以经过思考选择了语言学专业,其实还是内因起了作用,在偶然中蕴含着必然。

  北大中文系名师荟萃,光是语言专业就有王力、朱德熙、高明凯、周祖谟、袁家骅等一批顶级教授。到我们62级时,王力先生等老一辈的语言学家已经基本不授课了,给我们上课的都是一班风华正茂的中青年老师,如唐作藩(音韵学)、郭锡良(汉语史)、石安石(语言学概论)、裘锡圭(文字学)、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王福堂(方言学)、王理嘉(现代汉语语音)、陈绍鹏(古代汉语)、符淮青(写作)等,现在除了陈绍鹏老师早年病逝外,其他几位老师早已是各有专攻的国内外知名语言学家了。大学时代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都是充满理想的青年人。不过,那个年代政治运动、社会实践很多,上到大四,又开始了十年动乱,因此我们在学业上受到的冲击是比较大的,满打满算只读了不到两年半的书,说是“入宝山而空归”并不为过,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至今仍很感痛惜。

  因为文革,我们62级学生直到1968年暑期才分配工作,推迟了一年。除了个别同学外,我们都被分配到远离北京的边疆和基层。我被分到山西省孝义县兑镇中学当老师,兑镇地处吕梁山区的山沟沟里,因附近有煤矿,所以竟有铁路可达。我抱着“是一块煤,在哪里都能发光发热”的信念,决心在这里好好工作。学生都是方圆十几里内的农村孩子,朴实、真诚、刻苦,我很快就跟他们打成了一片。我不仅教高中语文,还要教化学,于是就旋复习旋教学。我努力学习当地的方言,几个月后,我就硬着头皮用孝义话讲课。有一次县教育局来听课的干部问别人:“她是哪个村的?”我知道后很为自己居然能以假乱真而高兴。周末和假期我有时到学生们的家里做家访,亲眼看到有的农民家里几乎一贫如洗的状况,这无疑拉近了我和他们的情感距离。1969年冬天,我生下女儿50多天就从北京赶回兑镇。为了不耽误带学生出外劳动,我给女儿找了一个当地的奶妈。两周后,当我看到孩子躺在她家炕上,内衣缝里有虱子、虮子时,心疼得忍不住落泪。我的表现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好评,被选为孝义县党代表大会代表,到县里开会。会议结束后,县组织部长找我谈话,说是县里要提拔我当县妇女主任,我想也没想就说:“不,我不合适。”他劝说了一番,我还是没有点头。他让我当晚住在县招待所考虑考虑,第二天再说。我在屋里踱步,心想步入仕途,也许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机遇,但这却不是我想要的,我宁愿在小镇上当一个教师——在那里有时间读书,可以过比较平静的读书人的生活。想到这里,我决定不辞而别,趁着月色踏上返回兑镇的路途。从县城到兑镇约有四十多里山路,我一个人在黑地里沿着铁轨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两边是陡峭的山壁,我怕得心砰砰砰地跳个不住:要是遇见坏人怎么办?要是遇见野兽怎么办?要不等明天再走吧?但是我的双脚还是在心的指引下不停地向前走着,终于历经四五个小时后回到了镇上。这是我人生的又一次选择。

  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我有机会调回北京,在北大附中教书。虽然那时生活比较安定,工作也很顺利,但我并不甘心终此一生,心里总在期待着什么,1976年十月打倒“四人帮”后,这种期待就更加热切了。1977年秋,我带着学生在颐和园义务劳动,忽然听见高音喇叭里广播说国家将恢复研究生教育,将于1978年春举行全国统一考试。我的心一下子跳起来,兴奋,激动,多少年来,我在冥冥之中等的、盼的就是这一天啊!我要把从大学时代到十年动乱前后流失的岁月寻找回来。

  

  三、年逾而立初入门

  

  1978年9月我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古汉语专业,那时我已年近35岁,女儿刚上小学三年级。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出于对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的景仰和对知之甚少的近代汉语专业的好奇,就冒昧地给语言所和吕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想转而学习近代汉语的愿望,没想到我的请求被吕先生和所里同意了,就这样我得以十分幸运地师从吕叔湘先生和刘坚老师学习近代汉语专业。

  所谓近代汉语是相对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汉语史的一个分期,一般指从唐五代到清初这一时期的古代白话。白话是跟文言相对的书面语,较多地反映了口语的实际面貌。上古的书面语跟口语之间的差别较小,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口语不断变化,而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文却沿袭先秦文献几乎固定不变,文言文跟历代实际口语的距离越来越大,以至于形成言文分家的局面。这种言文分家的畸形现象直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受到根本的冲击,从那时起,以现代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即语体文)才开始取代文言文,成为中国人普遍使用的书面语。反映口语的白话文在古代文献中,特别是有唐以来,唐诗、禅宗语录、敦煌变文、宋词、宋儒语录、宋元话本、元明戏曲、明清拟话本、小说等都有反映。显然,研究汉语发展史应该以上述反映历代口语的白话文为资料才是科学的。最早提出“近代语”与“近代汉语”这个学术概念的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先生(1890-1978)。1928年,黎先生在《新晨报副刊》发表了题为《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的文章,揭开了近代汉语研究的序幕。对黎先生的主张积极响应、并身体力行者是吕叔湘先生,他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就投入对近代语的研究,发表了一批材料翔实、观点新颖的近代汉语专题语法研究论文,后来收在他的《汉语语法论文集》中。可以说,黎锦熙先生是“近代语、近代汉语”这个汉语史分期术语的首发明者,是近代汉语研究的首倡者,而吕叔湘先生则是近代汉语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能跟着吕先生攻读近代汉语真是三生有幸啊!

  硕士三年,我充满了求知的欲望,终日都在读书补课,主要是读古代白话文献,也间或读一些语言学理论著作。古代白话资料数量巨大,光是吕先生专著后列出的参考书目就有200余种,我带着紧迫感一篇一篇、一本一本地读,边读边做笔记,边读边做卡片,每天都沉浸在书海之中,感受着求知、探索的愉悦。那时我下功夫较多的是敦煌俗文学作品,不仅细读了王重民等先生辑校的《敦煌变文集》(上、下)、任二北先生的《敦煌曲校录》等有关著作,还尽可能地到北京图书馆利用阅读机阅读了一些敦煌写卷的缩微胶片。刘坚老师建议我对两种同名敦煌俗赋《燕子赋》加以校注,以此作为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这两种俗赋各自的写本众多,故事内容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口语程度很高,其中的方言口语词汇丰富,释读起来难度较大,做起来要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多门专业知识,很适宜对硕士生进行全面的训练。我翻了很多韵书、字书、类书,借鉴了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前贤的有关研究成果,也注意到现代汉语方言中去挖掘材料,寻求答案,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还很少有对敦煌变文等俗文学作品进行全面校注的成果,这篇论文算是较早实践的一篇。吕叔湘先生、刘坚老师仔细阅读了论文草稿,提出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吕先生当时已年届76

  岁高龄,他批改得很仔细,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最让我难忘的是,论文中有一条书证是从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中转引的,没想到吕先生亲自查找到了原始出处,并将原文用红笔抄在稿子旁边,我看后顿时羞愧难当,仿佛听到先生无言的批评:为什么不用第一手资料?做学问怎么能偷懒取巧!从此我将此事引为教训,不是万不得已,绝不使用第二手材料。参加我硕士论文答辩会的老师中有大名鼎鼎的文史专家王利器先生,《红楼梦》语言专家周定一先生,他们出于对后学的提携、关爱都褒扬有加,其实他们哪能看不出文中的瑕疵和软肋?王先生会后递给我一页纸,上面写着几条具体意见,我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就叫“大家风范”啊!今天实事求是地讲,论文中确有不少新见确诂,但也有一些待质甚至明显有误的地方,只要跟后来项楚先生、张涌泉、黄征先生的敦煌变文校注相比就可知一斑。硕士论文的撰写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是让我接受了一次正规的专业训练,让我尝试了做学问的过程、方法,引领我站到了学术研究的起点。

  硕士毕业后我留在语言所近代汉语室工作。最初三年多是给吕先生做助手,帮助他整理补充早年未完成的书稿《近代汉语指代词》,这使我得以继续在先生门下学习,进一步体会到先生是如何搜集材料,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的。这三年中我每两周到先生家一次,听先生论学和谈论时事,也因此对先生的治学和为人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感悟,这对我此后做人和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吕先生教导我做学问要处理好通和专的关系,他说语言学研究的几个方面(语音、词汇、语法)是有机联系的,不可有所偏废。1982年初,他对我说:“你研究生时期主要学习词汇,这是可以的;但从今后长远来看不能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应该搞一些语法、语音问题,要了解整个历史演变的过程,纵的、横的都要有较全面的认识,当然自己的研究要有重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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