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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景明:香港的价值在于它的学术自由

更新时间:2013-05-19 21:40:57
作者: 熊景明  

  就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这些走资派今天继续把中国推向资本主义。

  很多时候我们在“中心”交锋,这实际上是“文革”的亲历者和对“文革”的幻想者之间的交锋。你如果从头到尾认真听了印红标的演讲,就会知道他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顽固的对“文革”的解释,你不会因为一次研讨会而改变你的观念。

  我们研讨会很多,每次通知发得很广,来的人不是很多,20多个人,总会有一些人和演讲者的题目非常接近。金雁告诉我,看回忆高华的那些文章,才知道这么多人见过高华,原来都是在你们“中心”认识的,很多人在那边听过他演讲。

  问:近年来,政治立场显得相对“左派”的“三农”问题专家越来越多地受邀来访,前些年还邀请了章百家这样重量级的官方党史学者。以章百家先生的位高权重,他那天来参加《史家高华》的出版茶话会,我有些意外,他也说,他很敬重高华,但在有些具体问题的结论上并不同意高华。

  熊景明:“中心”请章百家先生是2000年以后了,后来我们再请他去,他就去不了,因为做官了,行动不便,就算可以出来,也不可以随便讲话吧。

  研讨班也是我们非常鼓励的,因为在海外做中国研究的学生也不是那么多,当然现在越来越多了,在大陆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学生。如果你在美国,有很多机会和同行交流,但是在大陆,似乎没有那么多这样的机会,我们就天真地希望,很多在美国读到博士的学生能来“中心”参加这个研讨班,这个会帮他找工作。比如,某个学校招一个教授,我们就邀请这个学校的教授来做点评,那些博士先来这里听听,看有没有工作的机会。这个如意算盘不成功,不过来开会的博士生后来在香港找到教职的倒有好些位。

  我们邀请一些人来点评,发现同一个题目,哪怕有时候很偏,其实都有不同的人在做。张鸣曾经来“中心”“博导”过一回,他毫不留情地评论学生的论文。后来话筒一递到他手中,大家就开始笑,知道来他又要“骂”人了。

  

  无论时代多么污浊,周围环境多么险恶,亲情让我们活在世上

  

  问:以前,我总误以为您和已故云南籍旅法艺术家熊秉明先生出自同一个家族。

  熊景明:很多人都以为是这样。云南有几个姓熊的家族,他们熊家是做学问的,是“熊校长”;我们家是做官,是“熊县长”;还有一家有钱的,是“熊金子”。我们家在昆明,熊秉明先生家不在昆明,他们弥勒县在滇南。

  1993年或者1994年,他来香港中文大学交流,在同一期的《明报月刊》上,他发一篇文章我发一篇文章。结果,云南在香港的有钱人看了他的名字,想送他一盒云南月饼,就给报馆打电话问熊秉明的电话,他问熊秉明是不是中文大学的,对方说是,又姓熊又在中文大学,月饼就送到我办公室来了。最后,我才发现,他是在中文系访问,这样我们就认识了,经常一道吃午饭。

  问:民国时期云南这三大熊氏家族各有各的故事。我也很欣赏您说过的,“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死了之后留给这个世界的,除了骨灰,还能有一个故事”,但就像高华教授生前在关于您表兄胡伯威的回忆录《青春·北大》的书评《“思想”的累与痛》中所言,“胡伯威当年在北京大学求学,相比于众多被打成‘右派’、散布于穷乡僻野的小学教员和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小干部、小职员等,他算得上是社会的‘精英人士’,但是和那些党内外大名鼎鼎的‘右派’相比,他又是一个‘小人物’”,您家这门“滇中望族”其实到了您父母那代时就没上一辈那么显赫了。如果不是经过您的书写与回忆,熊家的很多事情就不会被世人所知了。

  熊景明:对,我很高兴你留意那句话。我母亲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如果我不写,没有人知道,就连我女儿也不知道她的故事。你写出来,这个人就永远地存在下去了。

  女儿1997年去美国念书,突然之间我时间多下来很多,觉得应该写书。第一个想写的是我母亲,她1973年去世时我就决定要写一篇关于她的东西,以前不能写是因为眼泪太多写不下来,到那时候自己开始平静了,当然也是一面写一面很难过。母亲这篇早就写好了,一直放在抽屉里。后来,章诒和到我们中心访问,我看她写了那么多她爸爸,就把这个写妈妈的文章拿给她看。看完以后,她说你天天坐在中心做无聊的事情,你应该写。我也觉得确实应该写,但中心的工作太多,所以一直到2007年退休,没有别的借口不写了。

  其实我运气蛮好的,因为我爸爸1955年写过一个自传,有他小时候的东西。另外,“文革”期间他写了大概80页的交代,把他的很多思想写下来。所以,有一些现成的材料。我看了很震惊,因为那些交代全部是对这个制度的批判。

  我的祖父留下过一本文集,以前没有写他的时候,我对他没什么认识,就觉得是个旧官僚,看了那个文集以后,觉得他那么正气。我爸爸,我也是在写书的时候,才开始理解他,因为以前在家里总觉得妈妈很了不起,爸爸有时候很不讲理。

  本来,我不是很喜欢“文以载道”,但是写作过程中确实意识到,要把那种人之间的亲情写下来——无论时代多么污浊,周围环境多么险恶,亲情让我们活在世上。

  

  每个人的记忆都会过滤

  

  问:云南的中共“一大”会议是在您祖父的宅子中举行的,邓小平夫人卓琳是您三姨妈的闺蜜,蓝苹(江青)的前男友、国民党军官王兆仁是您父亲青年时期的朋友,这些当属“大历史”;退休后您和林达重点合作的“民间历史”侧重“小历史”。您如何看待历史的“大”与“小”?

  熊景明:后来,我的三姨妈挨批斗,因为三姨父曾经是国民党政府在温哥华的领事,他们后来选择回大陆。三姨父周忠著是李泽厚的老师,他原本准备写一部“中国外交史”,后来编了“英美词典”,编完了就去世了,也没有得到认可。他选择回国以后不久,碰到“院系调整”,把他们这批旧教员从大学里清理出来。我很小时看妈妈和三姨妈写信,一边写一边擦眼泪。你想,一个教授,年纪也就30多岁,去工地上拌三合土谋生,腿都被石灰腐蚀了。“文革”的时候,我去三姨妈家,问她,那个时候你和卓林小姐妹好得不得了,你为什么不去写封信投诉投诉,说你们教授回来被搞成这个样子。三姨妈说,如果她不来找我,我也不会找她。

  我在书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没有来得及写,我是尽量避免写那些名人。比如,我的四姑奶奶,她有两个女儿,一个是植物学家,后来到了香港;另外一个,讲到她后来将一位老人照顾得非常好,人家很感激她,其实那个人是杨振宁,我故意不写,我很不喜欢人家把名人什么的都扯进来。这不过是机缘,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问:您的自传让我备感温暖、明媚,和我前些时阅读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的回忆录《走出“白色恐怖”》的感受非常相近——她也说,“我最不喜欢看别人的控诉文学,我认为那是没有深度的作品”。这应该不仅仅是因为您“文字好看”吧?

  熊景明:看了我写“军垦农场的大学生”那章的几个同学,第一次看了以后就说,我们农场那么苦,你怎么写出来好像很好玩、很愉快的样子。每个人的记忆都会过滤,一定会把快乐的事情记得多一些,痛苦的东西本能地希望把它忘掉。而且回味过去的时候,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痛苦中,要不然人怎么生活呢?

  我的书里并没有把当时描述得那么苦,也由于后来到农村扶贫,对那段经历有另外一个看法。我在书里面写了一点点,说我们扛大石头,有几个同学弄到腰椎间盘突出,我加了一段话,说这种病在农民中间非常普遍,意思是说,我们的苦是理想失落,你压抑,为看不到前景而痛苦;客观上,每个农民比你苦多了。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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