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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岭:巴黎公社遐想

更新时间:2013-05-16 20:30:18
作者: 宫岭  

  

  巴黎公社已经过去一百四十多年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官方这些年来几乎没有任何媒体发表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也没有关于纪念活动的任何报道。可以说,一百四十多年前发生的巴黎公社,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几乎被人们遗忘。然而,巴黎公社在中共所信奉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谱系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实践,甚至毛时代曾经长期以“公社”来命名毛氏“共产主义”实践中的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巴黎公社受如此冷遇,并非偶然,而是中共走向世俗化的一个产物或表现。

  

  自从中国走出极左政治、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革命意识形态逐渐受到冷遇、淡化甚至否定,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学界。官方虽然出于维护其政权合法性的现实需要,不敢公开否定、抛弃革命意识形态,但却采取“敬而远之”的策略,即严格地将革命意识形态的诠释范围限定在对其政权产生方式的合法性论证上,而绝不用来诠释现时的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所以,革命意识形态实际上只是供奉在政权祖庙的神龛里的菩萨,仅供膜拜之用;而指导现实治国理政的,则是另一套充分世俗化的实用主义意识形态,这套现实的意识形态基本上实现了自我祛魅,毫无理想主义色彩。之所以如此对待革命意识形态,一方面是因为这套意识形态本身存在严重的问题,无法继续充当中共理性执政的常态意识形态,尤其极左年代对革命意识形态的运用、实践,造成全社会、全党的灾难性后果,也使这套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彻底暴露无遗,无法再起到收拾人心的作用,也根本无法适应中国走向全球化、世俗化、市场化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还因为这套革命意识形态对于执政党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尤其是在腐败盛行、贫富差距悬殊、民怨沸腾、社会矛盾尖锐的今天,中共执政集团自身的话语权不断削弱,一旦革命意识形态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加以利用,弄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现今执政集团的权力、地位构成颠覆性的打击,薄熙来事件就是一个危险信号。所以,中共对革命意识形态的态度充满矛盾,其心态颇为复杂。

  

  民间、学界对革命意识形态的态度同样是矛盾、复杂的。自由主义阵营基本上对其持否定态度,而所谓左派则基本对其持肯定立场。普通民众的态度是复杂、矛盾的,经历过极左年代的人们大多对革命意识形态的虚假、欺骗性、恐怖血腥表示反感,但是面对着当下世俗化时代权贵集团的特权、掠夺和普通民众生活的艰辛,又有相当多人不同程度地回忆甚至怀念极权主义年代中的某些福利、职业稳定性、干部“清廉”表象等。当然,从理智上说,他们大多数还是不愿意回到过去,但囿于见识上的短浅,对民主宪政这些现代政治文明很陌生,所以在寻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又往往情不自禁地对极左年代的所谓“理想主义”发出某种缅怀。而没有经历过极左年代的年轻人,情况更复杂。有些人由于接触较多的现代政治文明理念,所以对那套所谓革命意识形态嗤之以鼻;而另一些人或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或是受西方左派思想影响,或是因为对极左历史真相的无知,或是因为思维方式的简单化极端化审美化,或是因为缺乏现代政治文明理念,或是干脆出于某种自私的政治投机意图,而对革命意识形态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欣赏、认同甚至崇拜态度。

  

  民间(含学界)对革命意识形态的矛盾态度,很大程度上与革命本身的内在矛盾直接相关,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本身的内在矛盾、悖谬在民间各派、各人思想上的反映。应该看到,中国人尤其学界对革命的理解是过于笼统的,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自由主义阵营对革命的反思和批判。自从“后革命”时代以来,对近现代中国及世界的“革命”的反思乃至怀疑、批判和否定一时之间成了中国思想界的风气。在这股风气中,只要是以“革命”命名的政治运动,一概都被列为怀疑、批判和否定的对象,而不区分其各自不同的性质。所以,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国共大革命(“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乃至于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都被不加区别地当作所谓“激进主义”运动而遭一概否定。对于世界上的“革命”也如此,从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也被不加区别地放在一起加以批判和否定。其实这形形色色的“革命”,除了形式上具有暴力的共同特点外,其他方面,无论是在革命追求的目标方面,革命者的政治理念及其实际表现、作为方面,还是在革命的实际后果、性质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简单地将它们都贴上一个“激进主义”的标签来等量齐观,是很成问题的,使复杂的历史被人为地简单化理解。

  

  巴黎公社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与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一道被中国学界淡忘、贬抑,就像辛亥革命被放在与太平天国、义和团、“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相同的革命谱系中而遭到贬抑甚至否定一样。

  

  然而,巴黎公社,乃至法国大革命,其实与十月革命,与中国近现代的那些革命,在“激进”的共同表象背后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这既是理念的差异,也是文化的差异。最根本的就在于:巴黎公社是一场理想主义的革命实践——虽然对于这场实践本身的意义、结果仍然是值得商榷的,承认其理想主义性质并不等于认同其具体做法,更不等于认为巴黎公社那套实践会促进历史的进步,是值得推广、效仿的;而十月革命以及近现代中国的那些革命,除了辛亥革命之外,基本都是权力斗争的游戏,所谓的革命理想终究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包装而已。

  

  也许有人会问,巴黎公社是理想主义的一次实践,可是包括十月革命、中国近现代的国共两党的那些革命,难道不也是标举理想主义的旗帜吗?难道不也是在认认真真地实践某种革命理想、主义吗?尤其共产党的革命,对其理想、主义、信仰的坚持,难道不是虔诚到了近乎愚昧的程度了吗?为什么这些东方革命党人搞的革命就不是真正意义的理想主义实践,而是以理想主义包装着的权力争夺?为什么巴黎公社是真正的理想主义革命?这样的质问是有道理的,因为无论是法国的革命(包括巴黎公社)还是东方的革命,都打着理想主义的美丽旗帜。所以,要回答这个质疑,首先必须对“理想主义”本身的意涵略作辨证,其次必须考察革命者的实际作为与其所标榜的理想之间的关系。

  

  理想主义一词应该有特定的含义,并不是追求任何一种“理想”的都可以被称为理想主义,否则江洋大盗、大独裁者、希特勒等法西斯分子、形形色色的邪教头目等也算是“理想主义”者,因为这些人都不甘于庸庸碌碌,都很有“抱负”、很有“理想”,为了实现“理想”他们都不惜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但是很显然,这些人的“理想”是反社会、反文明、反人类的,是祸害苍生的,所以,人们不会对这种“理想”报以任何同情、赞誉,相反,这种“理想”只能招致人们的普遍厌恶、抵制和抛弃。只有那些体现人类文明主流价值的理想,那些合乎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理想,才是值得人们同情、尊敬的,因而只有为这种理想奋斗的人及其精神,才有资格被称为“理想主义”。东西方的社会主义者虽然表面上都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然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却存在很大差异,进而也就使得两者在实践中所体现着的理想主义成分也存在巨大差异。欧洲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加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这种社会主义植根于近现代欧洲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近代欧洲政治文明的许多基本价值理念如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法治等等都不可避免地对西欧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影响,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根本上抛弃这些近现代政治文明,除了个别极端主义流派以外,多数的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理想并没有颠覆近现代文明主流价值。而苏俄、现代中国的共产革命则恰恰是对这些近现代政治文明价值的颠覆,它们公开抛弃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公开鼓吹阶级专政,煽动暴力、仇恨,人为地制造所谓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它们虽然也声称要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但由于这个所谓理想社会是建立在革命者的专制独裁的基础上,因而与西欧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形象而神不象”(貌似而神异)。在西欧社会主义者那里,暴力革命、专政等都只是一种手段,一种不得已的临时性的手段,而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毋宁是民主自由这些政治文明成果的“去资产阶级化”,即把这些理念由“资产阶级”独享的专利品变成普罗大众共享的公共品。在苏俄、中共这些东方共产党人那里则相反,暴力革命、阶级专政本身就是目标,当然,所谓阶级专政实际上最终不过是革命政党的党派专政,是领袖个人或寡头的专政。而民主自由这些现代政治文明价值则被强行打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予以彻底否定。这样,最终必然的结局就是,所谓社会主义理想仅仅只是东方共产党人追求其专制独裁的权力欲的招牌而已。

  

  衡量革命者的政治品质、进而也是判断革命的性质的最根本的标准就是看革命者对权力的态度。比较巴黎公社和东方共产党人的十月革命、中共革命,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前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实践,后者的所谓理想则是为夺权斗争服务的。

  

  在巴黎公社那里,始终没有实行党派的专政,更没有领袖独裁、寡头专政。参加巴黎公社革命的,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而作为革命领导机构的公社委员会则始终实行民主制,公社的决策也同样不是由哪个领导者、哪个党派说了算,而是通过民主表决。在巴黎公社那里,不同的党派、不同的主张和政见是可以合法存在的,没有人为地强制搞所谓“统一思想”,更没有谁对不同的政见主张实施压制,将持不同主张的人打入异类或所谓“阶级敌人”、“反革命”予以镇压甚至肉体消灭。巴黎公社的领导机构及领导成员完全都是通过人民直接选举而产生且可以随时被撤换,并没有未经人民的正式授权即自诩为人民的“代表”而上台。公社委员的最高工资不得高于工人工资两倍。这一切,虽然可以说还不是真正成熟的民主政治,但毕竟充分表明这次革命不是为了追求革命者自己的私利、自己的权力,而是出于真诚的理想主义动机。

  

  而苏俄、中共的革命却与此完全不同:这些共产党人毫不掩饰地公然声称“革命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权问题”,一语道破其革命的目标所在——夺权!权力,权力,第三还是权力,这就是苏、中共产党革命的最高追求甚至唯一追求。在这里,革命党垄断一切,垄断着革命领导权、话语权和意识形态诠释权,垄断着革命暴力,奉行着鲁迅笔下那个赵太爷的革命规则——“只许我革命,不许你革命。”你要革命就只能接受我的领导,否则就是反革命。革命阵营乃至整个社会都必须绝对服从革命党及其领导人的指挥,无论是在革命中还是在革命成功之后,都实行这种高度专制的暴力独裁政治。革命者是以暴力夺权的方式取得权力的,根本不经人民正式的选举程序即自封为人民的“代表”来掌权。革命者绝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存在,一切不同意见都被打成“反革命”而遭暴力消灭。列宁当年所谓的十月革命,实际上就是以武装暴力公然推翻民主制度。在当时俄国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中,由于布尔什维克根本就不得人心,处境孤立,所以选举结果布党只占14的少数席位。列宁不甘心这个结局,遂直接使用暴力解散立宪会议,并残酷镇压抗议的工农群众。这样,列宁就直接复辟了专制制度,建立起布尔什维克党的专制极权统治。中共同样如此,在同国民党争权的时候口口声声要民主自由,反对一党独裁,可是自己却始终拒绝放下武器、与国民党展开和平的竞争;口口声声为了人民,“代表”工农劳苦群众,却始终拒绝接受工农民众的民主选择。在国民党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并举行选举的时候,中共不是努力推进这个民主宪政的实施,纠正国民党的偏私,做一个建设性的反对党,以便将宪政民主做实,而是借口国民党操纵国大、恋权不放,公然拒绝宪政民主,并不惜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忤逆亿万国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汹汹民意,悍然发动超大规模的全面内战,实施武力夺权,将近现代中国刚刚萌芽远未成长成熟的民主宪政扼杀在幼苗状态。最恶劣的是,国民党被推翻之后,中共立马调转枪口残酷镇压要求民主的那些声音和力量。所谓民主自由仅仅只是其同政敌国民党做斗争的工具、口号而已,其内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中国式的打江山坐江山。

  

  总之,东方共产党人所谓的革命就是为了夺权,所以对他们而言,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绝对的权力才是他们革命的真实目的,而理想主义则不过是一种口号、包装而已。而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如巴黎公社这些人,绝对不可能鼓吹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革命的根本、核心,应该是制度问题。所以对他们而言,追求比现实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理想是他们革命的目的,而夺权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不得已的暂时的手段、过渡措施而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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