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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卓恒:论历史周期律——兼说什么是民主

更新时间:2013-05-15 20:38:12
作者: 庞卓恒  

  

  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早已家喻户晓,毛泽东的结论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012年12月26日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毛主席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其中“历史周期律”的“律”字不同于黄炎培《延安归来》原著的“率”字。 “律”指有某种客观必然性的“规律”、“定律”,包含一定的因果关系;“率”指效率、比率、概率等数量关系,不包含因果关系,没有黄炎培所说的“支配力”的含义。从当年黄炎培、毛泽东和习近平总书记论说的主旨来看,显然都包含因果关系的“律”的意思。因此,准确的文本应该是“律”字。历史周期律问题是一个大课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从唯物史观看,为什么会有历史周期律?它的作用条件和表现形式在历史上有何变化?

  

  1.历史周期律的起源。黄炎培所引“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源出于《左传·庄公十一年》,鲁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秋,宋国发生洪灾,庄公派大夫臧文仲前去慰问。臧文仲对宋湣公深切的自责之言深为感动,认为宋国该兴盛起来了,并引历史上的兴亡之鉴以证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把王朝、国家兴衰的原因归结为君主能否严以律己,敬天保民。这是中华先哲对兴衰规律比较明确的早期表述之一。是否敬天保民决定王朝、国家兴亡的理念,缘起于周武王灭商之后,以周公旦为代表的新王朝政治家们总结商王纣耽于酒色、残暴虐民导致灭亡的教训:“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尚书·酒诰》)《诗经·大雅·荡》中也有类似的认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一理念到战国时期上升为含有比较明确的因果必然性规律的观念,突出表现为孟子所言:“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章句上》)值得注意的是,西汉大儒韩婴在疏解“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句诗时抒发的一通心臆:“或曰‘前车覆而后车不诫,是以后车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为之。”(《韩诗外传·卷五·第十九章》)作者在这里似乎表露了在兴亡定律面前无可奈何的悲观情思,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表明,这似乎成了千古不解之谜。

  2.唯物史观的答案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产生和阶级斗争的必然性的原理。恩格斯关于“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这一论证曾经长期被忽略,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许多误解都与这一疏忽有关。

  恩格斯说:“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只要实际从事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190页)

  3.历史周期律的谜底。从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的历史来看,大多数王朝都是在草根大众造反推翻了腐朽透顶的旧王朝的废墟上建起来的,新王朝的主政者多为造反的草根所拥戴,甚至本身就出自造反的草根群伍,因此大都能切身感受到“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和“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教训和压力。几代以后,草根大众散归田里,各谋其生,对统治集团失去了压力,统治集团也只顾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骄奢淫逸,恣意妄为,以至完全丧失“公仆”人格。整个统治集团就像一座被贪婪私欲朽空的大厦,最后只有让揭竿而起的草根大众再来一番摧枯拉朽的大扫荡,然后开始新的轮回周期。

  这样,我们已似乎能见到为什么每一个王朝初建之时大多能践行“前车之鉴”,而最终都跳不出“重蹈覆辙”的命运的谜底了:因为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那时不可能有“民主”和“监督”的制度。

  然而,谜底没有那么简单。

  当今那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是早就确立了“一人一票,多数决定”的票决民主制度、多党竞争的互相监督制度和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制度吗?它们是不是就跳出了历史周期律的劫数呢?

  答案很明确:历史周期律至今还在紧紧纠缠着它们,只是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变了,主要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由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引发的周期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每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资产阶级贪得无厌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劳动大众不堪忍受的贫困。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8页)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种经济暴力,迫使一批最疯狂追逐超额利润的资本家掉进“过剩”黑洞而破产,迫使资本利润和劳动报酬之间的分配比例重新达到某种新的平衡,促使一个新的复苏——繁荣期到来。但资本家阶级追逐超额利润的贪婪行径也随之而重新嚣张起来,由此又引发新一轮的危机。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遭遇的历史周期律。

  人们由此不得不问,西方的民主制度为什么未能保证资本主义国家免除历史周期律的痛苦呢?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那种民主制度并不是劳动大众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它主要是不同的资本利益集团争取劳动大众的选票来壮大声势以压倒对手的“拳斗”舞台。普通大众按照自己对那些政党宣传的竞选纲领的是非得失的判断去投了票,结果总是发现自己选出的议员和政府很难按照选民的意愿行事,而主要是按利益集团的需要行事。如果不相信这个判断,就请看一看普通大众自己怎样表达他们的感受:

  2012年12月3日盖洛普民调:美国人对22行职业人士的诚信和德行的评价中,国会议员获得“高/很高”评价的得票率倒数第二,获“很低/低”评价的得票率高居榜首,州长和参议员获得好评的得票率也相当低。

  2012年12月30日拉斯穆森民调:5%的人认为国会干得“不错或很好”。

  2013年1月16日拉斯穆森民调:53%的美国人认为两党都不代表美国人民。

  2013年2月17日拉斯穆森民调:11%的美国成年人相信国会真正反映美国人民的意见,74%的成年人认为国会没有真正反映他们的意见。

  2013年3月7日拉斯穆森民调:9%的可能的选民相信一般议员能够听取他所代表的选民的意见而不是国会政党领袖的意见,81%的可能的选民相信一般议员主要是听取其所属的国会政党领袖的意见。

  2012年9月14日盖洛普民调:1974年以来美国人在选举年对国会作为做肯定评价比率的变化:

  2012年11月26日盖洛普民调:2004年以来美国人对国会作为做肯定评价比率的变化:

  2011年5月,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名利场》杂志发表文章,标题为《1%所有,1%统治,1%享用》,同林肯宣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国家截然相反。作者写道:“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以财富而不是收入来看,这顶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当你审视这个国家顶尖1%者掌握的巨量财富时,就不禁会感叹我们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是一个典型的、世界一流水平的美国‘成就’。而且我们似乎还要在未来的日子里扩大这一‘成就’,因为它会自我巩固。钱能生权,权又能生更多的钱”;“事实上,所有美国参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赴任时都属于顶尖1%者的跟班,靠顶尖1%者的钱留任,他们明白如果把这1%者服侍好,则能在卸任时得到犒赏”;“美国人民已经看到对不公政权的反抗,这种政权把巨大的财富集中到一小撮精英手中。然而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下,1%的人取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这样一种不平等最终也会让富人后悔”。

  果然,2011年9月,美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示威抗议运动,示威者呼喊着“我们代表99%”、“华尔街须为一切危机负责”、“把金钱踢出选举”、“要工作,不要战争”、“现在就革命”、“重塑美国”等口号。

  2011年11月22日,美国当局对位于纽约曼哈顿祖科蒂公园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大本营强制清场后的第六天,美国著名学者、前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在《赫芬顿邮报》发表博文,题为《宪法第一修正案遭到颠覆:为什么我们必须占领民主》。作者认为,引起“占领华尔街”抗议风暴的原因是收入、财富和政治权力向顶层高度集中,以及普通大众生活困境加深;而2010年最高法院取消政治献金限额的裁决,加深了华盛顿官府与华尔街大资本利益集团之间的权钱交结,使金钱的权力压倒了公民的民主权利,由此“颠覆”了保障公民言论集会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造成对抗加剧。他对华盛顿官府与华尔街大资本利益集团之间的权钱交结导致普通大众度日维艰的谴责,鞭辟入里,令人钦佩。可是,由此推出解救出路在于撤销最高法院取消政治献金限额的裁决,似乎这样就可以关掉华盛顿和华尔街之间权钱交汇的“旋转门”,使美国民众“占领民主”,就难以说得通、也更难以实现了。

  实际上,“占领华尔街”运动被美国当局强制清场以后,势头日益衰减,到2012年5月以后,群众性的“占领”活动就难以见到了。而华盛顿和华尔街之间的权钱交汇的“旋转门”则照旧“旋转”。

  但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在美国乃至世界当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2011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实际上是所谓2007—2012年国际金融危机激发出来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

  罗伯特·赖克2007年出版的《超级资本主义》一书中,有三幅图表鲜明地显示出这场危机的历史积累过程。该书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夜出版,就像是对这场危机发出的震前警报。

  图1显示,1947—1973年这26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在“五等分”各梯级中的分配比较均匀,其中间三个梯级的收入大约都增加了100±3%左右,只是最高和最低两个梯级之间差距较大,而且最低梯级收入增加幅度反倒比最高梯级多出31.3%。赖克把这个时期称为美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而且按他的标准将这一时期命名为“民主资本主义”时期。但那只不过是美国大资本集团经过1929—1933年大危机的打击和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时经济压力,在工人阶级抵抗力量空前增大的形势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贪婪欲望不得不有所顾忌和收敛,劳动阶级争得了较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再加上面临战后经济恢复大潮流激起的世界市场需求空前旺盛的大好机遇,使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将近30年的繁荣期。这个繁荣期延展到70年代开始转入滞胀困境。大资本集团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某些行业(特别是出口行业)生产过剩、增长停滞,劳动大众收入下降,危机症候已初露端倪。但此时的工人阶级已经大都满足于资本主义繁荣期带来的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失去了抵抗力,致使资产阶级攫取财富的贪婪欲望不再有所顾忌,更加肆无忌惮地攫取更多的财富。1980年,里根高擎“小政府,大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旗帜和服膺“富必济穷”的“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我国大都按照Trickle Down的字面含意直译为“涓滴经济学”或“涓滴理论”。实际上该理论的含义是,让资本家少纳税,多赚钱,他就必定多办企业,多雇工人,让工人多挣钱。因此译为“肥水必下渗”或“先富必济穷”理论似乎更贴切)入主白宫。到2008年,赖克的图2显示的巨额财富向顶层高度集中的汹潮最终冲破了号称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所能承受的底线,导致空前的经济灾难和空前激烈的“占领华尔街”大抗议的爆发。

  4.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历史周期律。不少论者把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理解为资本主义从始到终的整个过程都在连续不断地加深两极分化,直到工人阶级被剥夺到“皮包骨”的绝对贫困境地才奋起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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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红旗文稿》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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