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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卓恒:论历史周期律——兼说什么是民主

更新时间:2013-05-15 20:38:12
作者: 庞卓恒  

  然后以现实中工人阶级并没有绝对贫困化,而且暴力反抗日益少见为由,认定马克思的理论不能成立。实际上,马克思的著作用大量篇幅论证过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反复经历无数次的繁荣—危机的周期性轮回。他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7页);而“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以暴力方式实现统一” 。(同上书,第8卷,第247页)这里所说的“彼此独立的阶段以暴力方式实现统一”,指的是此前繁荣、扩张和两极分化逐步加剧的过程必然要被危机的“暴力”打断,然后重新开启一个新的复苏—繁荣—衰退—危机的周期。在每一个新的周期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贫富两极分化的过程必然会重新启动,但是工人阶级物质和精神文明水平也必然要比前一个周期有所提升。经过如此一轮轮螺旋式的提升,工人阶级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力水平都达到使资产阶级完全成为“多余的阶级”之时,就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消亡之日。

  罗伯特·赖克的图3显示,1920—1927年这段时期两极分化急剧增大,1%的富豪占据了20%以上的国民财富。这显然是引爆席卷全球的1929年大危机的首要因素。这次危机和紧接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沉重打击,大资本利益集团遭到重创,劳动阶级逐渐争得较好处境,逐渐进入了马克思所说的“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的时期,也就是赖克的图1显示的1947—1973年间的所谓“民主资本主义”时期。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贫富差距又开始扩大,逐渐转入了赖克的图2显示的占总人口1/5的最高收入阶层的财富增长比最占总人口1/5的最低收入阶层高出22倍的时期。这显然是引爆2007—2012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首要因素。

  每一次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不包括比较轻微、短暂的小危机)都必然激起强烈的社会和政治危机,表现为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政治动荡,乃至政府倒台、政党政权更迭。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律同时也是它的社会政治危机的周期律。这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历史周期律。

  5.同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周期律相比,资本主义制度下历史周期律的表现形式自有其特点。封建地主阶级主要通过封建官府逐渐加重农民阶级的租税负担和政治压迫,利用封建官府庇护的封建特权扩大土地兼并,逼得农民揭竿而起,暴力推翻封建王朝;资本家阶级主要通过支持承诺保护“自由的”市场交易的官府,通过“自由的”市场交易集聚资本,形成大资本利益集团,进而操控选举,操控市场,集聚更大资本,最后酿成大规模过剩危机和工人失业,导致政治震荡,乃至政权更迭。

  两者在本质上有共同点:都是在基本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劳动大众除了暴力革命或起义外缺乏有效的常规性抵制和监督,经济和政治上占有优势地位的阶级不断扩大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特权,从而必然引起周期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历史周期律必然要继续发挥作用。

  

  二、怎样理解毛泽东所言“民主”和“人民来监督政府”就能跳出历史周期律?什么是“民主”?怎样实现“人民监督政府”?

  

  1.什么是民主。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观念,都把“民主制”视为“一人一票,多数决定”的政治权力建构形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政体”,而不是指国家制度的本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国体。马克思是从国家制度的本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讲民主的:民主制“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作为特殊国家制度的社会化的人,它对其他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关系,同类对自己的各个种的关系是一样的。然而,在这里,类本身表现为一个存在物,因此,对其他不适合自己的本质的存在物来说,它本身表现为一个特殊的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因为国家制度本质上都是“人民创造”的结果,而“人民创造”也就是“民主”。因此,“民主”“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这是从“民主”和“国家制度”的实质而不是形式上讲的。在形式上,“人民创造的国家制度”有君主制、共和制或民主制等多种政体形式。这些政体形式都含有“民主”的实质,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作为“民主”的异化的非民主成分。因此,马克思说:“一切国家形式都以民主为自己的真实性,正因为这样,它们有几分民主制,就有几分不真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既然“一切国家制度”都是“人民创造”的,那“人民”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历史时间、空间中创造出“民主”成分和非民主成分各不相同的国体和政体形式呢?这是因为,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民”总是在一定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中占有不同的地位,因而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他们分别属于“人民”中的上层,即孟子说的“治人者”,统治阶级;下层,即孟子说的“治于人者”,是被统治阶级。他们的阶级地位不是互相对立的吗,怎能一起“创造”国家制度呢?那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把他们“拉扯”到一起的。被统治阶级由于自身生产能力、水平的限制,还离不开统治阶级的“保护”和“照顾”,不得不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和管理。两个对立的阶级就这样共同“创造”了他们共存于其中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恩格斯曾经就普鲁士专制政府存在的原因讲过这样一段话:“如果说它在我们看来终究是恶劣的,而它尽管恶劣却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得的政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普鲁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战败之后,废除了依附农制,同时还取消了仁慈的领主照顾贫病老弱的依附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到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这样,两个人的模式既‘适用’于不平等和奴役,也同样‘适用’于平等和互助;而且因为我们害怕受到灭亡的惩罚而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家长,所以在这里已经预先安排了世袭的奴役制。” (同上书,第9卷,第104—105页)正是因为底层人民也参与了中世纪封建奴役制度的“创造”,所以马克思把它称为“不自由的民主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相对于封建时代“不自由的民主制”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无论其政体形式是美国那样的共和制还是普鲁士的君主制或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君主制,都可以说是“自由的民主制”。所以,马克思说:“在北美,财产等等,简言之,法和国家的全部内容,同普鲁士的完全一样,只不过略有改变而已。因此,那里的共和制同这里的君主制一样,都只是一种国家形式。国家的内容都处在这些国家制度之外” (同上书,第41页)。因为“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而那种“自由”制度又是以宪法形式宣告得到全民认可的,所以可以称为“自由的民主制”。但是,通俗地说,那种自由的核心实际上就是“自我挣钱的自由”。它在理论上承诺每个人都有同等的“自由挣钱”的机会和权利,但实际上你能拥有多少权利取决于你衣袋里有多少货币。马克思早就对这个所谓平等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的秘密做了透彻的揭示,指出:“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页)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里,衣袋里的货币最多的人永远是资产阶级,囊中羞涩者永远是工薪阶层。

  因此,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民主制”同封建时代的“不自由的民主制”,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治人者”、“食于人者”阶级的“民”主导和享有的“民主制”,都是“异化的民主制”。

  2.遗憾的是,至今还有许多人相信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民主制”具有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而且竭力要把那种“自由的民主制”移植到中国。然而,在那个“自由的民主制”出生的母国,我们却看到不少真诚追求真实的自由民主的著名人士奋起揭露那种自由民主制度的虚伪性。

  罗伯特·赖克在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7年9—10月号发表文章, 题为《资本主义是怎样扼杀民主的》,他指出:“民主绝非仅仅是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过程。民主是唯有依靠公民联合起来推进共同利益的制度。虽然自由市场给许多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它同时扩大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使得就业更无保障,造成了全球变暖那样的环境危险。……民主的目的是实现我们以个人之力所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是当公司利用政治来加强或维护它们的竞争地位,或者貌似肩负起它们实际上没有能力或权力去履行的社会责任,民主就不可能发挥作用了”。他认为公司操纵政治来维护自己的私利,损害大众的公共利益,是资本主义扼杀民主的重要原因。

  罗伯特·赖克还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得以扼杀民主的另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更为根本性的原因是,它使广大公民同时成了似乎受惠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消费者和投资者”;“这是令人尴尬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想法: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我们想要好的交易;作为公民,我们不喜欢这些交易带来的诸多不好的社会后果。……我们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欲望往往成为胜利者,因为我们身为公民的价值观缺乏有效的表达方式,最多不过是以激烈的言辞直接批评错误的对象。这是在超级资本主义时代,民主的真正危机所在”。为什么这是“民主的真正危机所在”呢?因为每个公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维护自己“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私人利益时,往往就顾不上维护作为公民应该维护的大众公共利益;在投票时就会投下维护自由的市场利益和公司利益而不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支持票。这些把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公司认同为自己“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私人利益的庇护者,就像当年恩格斯说的把普鲁士的封建依附农制度和封建领主认同为自己利益的庇护者的农奴一样,不自觉地维护着实际上使自己遭受剥削压迫的制度和政府。这样,公民们维护自己共同利益的价值观自然就不可能有“有效的表达方式”了。也就是说,公民们就不可能对公司和维护公司利益的政府施加有效的监督了,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了。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和人民就不可能避免历史周期律的“劫数”了。

  3.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剔除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误读和附加。正是为了挣脱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苦难,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提出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再进一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达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在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建立由人民选举、人民监督的公职人员组成的真正民主的政府,领导人民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除脑体劳动分工,从而最后消除阶级差别和阶级再产生的土壤,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幸的是,后人对这一理论做了许多误读和附加,实践中干了许多错事,以致在苏联和东欧酿成导致社会主义反而被资本主义代替的灾难,在意识形态上导致许多人抛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转而信仰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需要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认真剔除先前的误读和附加。例如,对“消灭私有制”和“消灭阶级”的误读和附加,认定由于私有制是阶级产生的根源,实现全面公有化就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阶级。由此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不顾发展生产力的实际要求,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导致生产力的破坏。二是实现全面公有化以后忽视了隐性的阶级的存在和再产生的可能性,从而忽视了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的必要性,结果就像苏联那样,在欢呼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莺歌燕舞声中生长出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可夫列夫等人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资产阶级,而在公众面前声称在苏联已经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勃列日涅夫却在私下说“共产主义不过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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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红旗文稿》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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