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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暴力革命易产生专政难产生宪政

更新时间:2013-05-15 16:59:36
作者: 王奇生 (进入专栏)  

  

  核心提示:所以暴力革命容易产生专政,难以产生宪政。竞争双方力量均衡时,互不服气,容易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一方独大时,赢者通吃,容易形成专制垄断局面。不妥协、不共享,是革命的本质特征。对抗性的革命与制衡性的宪政之间难以建立制度勾连。长期形成的你死我活的革命心理,难以转化为共信共守的宪政理性。

  本文系北京大学王奇生老师就以下问题答凤凰网历史频道,采访整理:唐智诚

  

  1、1980年代知识界曾经提出要“告别革命”,但60多年前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将革命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手段?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使得当时思想界推崇革命?

  2、在革命由精英走向大众之后,这种用激烈方式推进的社会转型也带来了血流满地、人头滚滚,您在回顾历史时如何评价革命带来的这种变化?您觉得用历史发展中“必要的恶”来解释是否就够了?

  3、您认为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代表了辛亥一代,而共产党则代表了五四一代。那么“五四一代”发动的大革命,与“辛亥一代”发动的辛亥革命相比,有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对旧制度的破坏性也更大,这对当时处于内忧外患中的中国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您如何理解这一代人面对历史的选择?

  

  嘉宾简介:王奇生,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先后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199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2003)、《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2006)、《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2010)。

  

  革命重塑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伦理

  

  20世纪革命几乎席卷了全球。对中国来说,20世纪更是革命的世纪。如果要为20世纪中国寻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恐怕只有“革命”最合适。避开革命而探讨20世纪中国历史几乎是难以想象的。革命不仅多次重构了最高权力结构,也全面重塑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价值伦理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革命成为当代中国人最强烈、最深刻的记忆。在世界革命史上,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一起,被并称为人类至今为止三大最具影响力的革命。而和另外两次革命相比,中国革命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涵也最为复杂。

  

  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是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

  

  国内外学界对“中国革命”没有一致的定义,其上限有的追溯到太平天国甚至更早,其下限延伸到文革结束,甚至认为改革开放也是革命。我倾向于将“中国革命”限定在辛亥革命至文革结束,并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视为中国革命过程中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习惯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三次革命,而很少关注三次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革命来考察。传统观点认为,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是不同阶级性质的革命,相互之间有新旧之别,有高下之分,有鸿沟相隔。研究者习惯将三次革命切割开来,孤立地加以研究,甚至以部分否定前一次革命来论证后一次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实正是这三次革命的相互关联、递进,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中国革命是一场连续的、复合的、递进的革命。前一次革命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次革命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推进。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

  

  中国革命的主力始终是知识分子

  

  过去我们强调革命的阶级性,将革命区分为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或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实三次革命都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产物。革命的主导力量始终是知识分子。不仅革命,近代以来所有改革、救国方案的提出和实施,无一不是知识分子主导的。

  近代中国的危机,源发于外,在西方列强有形的压迫和无形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也最敏锐,故而成为变革的先驱和革命的先行者。晚清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持续性的“亡国”危机意识。“救亡图存”成为数代中国人的普遍焦虑。在各种救亡方案都尝试无效之后,危机感不断累积,救亡情绪日趋激烈,救亡手段日趋极端。

  

  辛亥革命迅速成功 激励后来者动辄诉诸革命

  

  辛亥革命以前,实际上是两个救国派别、两条救国路线在竞争:一派主张在维持政权现状下求改革,一派主张推翻清廷实行革命。辛亥革命的迅速成功,给人留下革命非常容易而立宪改良行不通的印象,进而鼓舞和激励后来者动辄诉诸革命。

  民国初年,民主共和的尝试不成功,政局却日趋分裂与恶化,革命的声音又逐渐高涨。帝制崩解后,政治制度和整个统治架构随之全盘崩溃。推翻一个皇帝,取而代之的竟是成百上千的小皇帝,政治与社会全面失序,各党派和知识精英阶层几乎整体性地陷入绝望,“根本解决”、“彻底解决”的口号,在五四之后几乎成为一种群体共识和时代诉求。

  

  五四后知识界群体倾向革命 史上前所未有

  

  也正是在五四之后,迅速汇聚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且逐渐凝固的普遍观念,即革命高于一切,甚至视革命为社会行为的唯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五四以前,主张革命者大体还局限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一系。五四以后,革命竟为多数党派和知识群体所认同。即使如张东荪、张君劢为代表的研究系,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也承认革命对改变中国社会、政治种种黑暗腐朽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肯定革命的合理性、正当性与不可避免。知识分子如此群体性的倾向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最鲜明特质不是“边缘化”,而是革命化。正是全面性的危机,导致知识界全体性的激化。

  进入1920年代,革命由舆论宣传转入实际行动。无政府主义派倡导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阶级革命、中国国民党倡导的国民革命、中国青年党倡导的全民革命,相继走向实践。这些党派团体的组织者均是知识分子。革命的局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发展为“多党竞革”的局面。在多党竞革的背景下,国民革命最具声势。辛亥革命基本上是一场政治革命,国民革命则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共同主导的复合型革命:国民党仍然沿袭其政治革命路线,共产党则另辟社会革命路径。

  

  知识界追逐新潮 不考虑哪种革命适合中国

  

  从辛亥革命到中共成立,相隔不过十年,其间世界发生了相互关联的两件大事,一是欧战,一是俄国革命。这两件大事在中国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欧战导致的西方文明危机,与共和实验在中国的失败相呼应,导致中国知识界几乎全体厌弃资本主义;二是俄国革命成功的示范效应与俄国革命的主动输出,导致中国知识界群体性的对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产生好感。五四知识界流行一种看法:法国革命是18世纪的革命,俄国革命是20世纪的革命;法国式的政治革命已经过时,以后的革命应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辛亥革命与十月革命相距不过6年,却被认为是相距两个世纪的革命。当时知识界一味追逐世界革命新潮,而不考虑哪种革命适合中国国情和当下需要。政治革命尚未成功,就转而追逐社会革命;共和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转而向慕共产革命。只因社会革命、共产革命更新、更激烈。知识界还有一种强烈的“赶超”情结,迫切希望“后来居上”,企图超越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主导下,1920年代的革命,不再以法国革命为楷模,而转向“以俄为师”。国共两党均希望得到俄国的指导和援助。

  国民党的政治革命与共产党的社会革命在北伐初期还能相互配合,随着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日趋膨胀,不仅冲击到国民党军事后方的安定,也势必突破国民党的政治革命限界。国民党无意与中共一同将革命往社会革命的方向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可避免以分裂收场。从国民党的角度看,这场革命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形式上达成了全国的统一,基本实现了它的预定革命目标。而对共产党而言,革命无疑是失败了。1927年国共分家后,共产国际将中共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一做法,不仅让陈独秀个人受屈,更严重的是导致全党进一步向左倾激进主义迈进。

  

  中共建国并非革命结束 而是更大规模革命的开始

  

  20世纪中国革命具有相互关联的三大效应:一是“高山滚石”效应,革命一旦启动,越滚越急,越滚越猛,非达于平地不止。二是累积繁衍效应,前一次会影响后一次,前一次的成功,会激励后一次的继续;前一次未能实现的目标,后一次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去实现。三是升级递进效应,革命的诉求指数不断提升,最初只感觉政治要革命,继而认为思想也要革命,社会也要革命;文化也要革命;国内革命还不够,还要世界革命……最后发展到“灵魂深处闹革命”。

  国内学者一般倾向于将“中国革命”的下限终结于1949年。个人认为,1949年新政权建立并不意味着中共革命的终结,而是另一场更深入、更大规模革命的开始。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国的局部地区进行,而1949年以后的每场运动,无不席卷全国。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参与革命的人数尚有限;而1949年以后的革命,则是全民性的社会革命。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1949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更剧烈,也更复杂。青年毛泽东就认为,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前奏;更重要的是要以政权的力量进一步发动革命,进一步改造社会和改造人。中共革命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和世界大同。这就决定了中共革命的长期性。陈独秀早在1920年即警告:“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误以手段为目的,那便大错而特错。”但中共后来将革命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信仰。因而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代革命家的观念中,革命虽然有阶段性,但没有比革命更高、更神圣的境界,因而革命是没有替代物的,是不能停止的,是永无止境的。

  

  三场革命都能推翻旧政权 却未能建立新政治

  

  研究20世纪中国革命,最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三场革命在推翻旧政权方面都成功了,而在革命之后建立新政治方面却都未能成功。

  第一场革命推翻了清朝,第二场革命推翻了北洋,第三场革命推翻了国民党。应该说,三场革命都成功了,然而,每场革命之后,总有人觉得革命尚未成功,或觉得革命不彻底,还要再起革命。辛亥之后建立的新民国很快陷入帝制复辟与军阀混战的泥泞中;北伐之后建立的新党国,只是达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国家仍处于分裂和内忧外患之中;中共的革命要算最彻底,1949年新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晚清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的国家主权独立与统一,随后又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以1949年为终点,甚或以1957年为终点,这场革命无疑是成功了。然而,毛泽东仍不断将革命向阶级斗争的路途推进,直至演变成一场十年浩劫,革命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

  

  强势革命党以革命建国 却难完成政治转型

  

  20世纪中国革命显示,弱势的革命党难以完成革命建国的重任;强势的革命党可以实现革命建国,又难以完成革命之后的政治转型。革命是一种非常政治,革命的成功,仰赖强势政党和强势人物领导,但革命成功后,强势政党往往不愿让其他政党分享治权,强势革命领袖更不甘于平庸,习惯于以革命手段和革命思维推行强权政治。

  

  发动革命需要激情 结束革命需要理智

  

  强势革命的最大难题,不是革命如何发动,而是革命如何结束。发动革命需要激情,结束革命更需要理智。革命成功后,政治必须转入常轨,回归常态,尽快“去革命化”,建立常规制度。然而革命具有强大的惯性和“路径依赖”,难以该止即止,适可而止。革命过程越长、越激烈,惯性越大,余震时间也越长。革命擅长破坏,而不擅长建设;擅长破旧,而不擅长立新。1948年张东荪曾指出:“凡是一个革命,总包含两个阶段,一是破坏旧的,二是建立新的;但在破坏旧的之中却往往即孕育有对于建立新的之障碍。换言之,即问题可能已不在如何推翻旧的,而反在于如何克服孕育在新的之中的自己所造成的内部困难。”

  

  国民党始终未能统一国家 由中共完成

  

  就世界政党史观察,列宁主义政党可以建国而不适合治国,而自由主义政党难以建国却适合治国。列宁主义政党严密的组织结构和高效的行动能力,适合于在一个极度混乱和全面危机的国家中进行快速、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而自由主义政党不具有这样的组织动员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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