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纪志耿: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反思——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持续增产的悖论

更新时间:2013-05-14 13:15:59
作者: 纪志耿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后,老年劳动力无暇种植耗时较多的大豆、棉花、花生等农作物,原来的生产者变成了如今的消费者,客观上增加了肉禽蛋奶等农产品的需求力度。另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后,城镇人口的比重大幅度增加,他们对肉禽蛋奶等农产品需求量会相应增加。据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小组的统计数据,2002年中国居民平均每天摄入谷物类食物402克(城市居民366克,农村居民416克),畜禽肉类79克(城市居民105克,农村居民69克),水产品类30克(城市居民45克,农村居民24克),蛋类24克(城市居民33克,农村居民20克),植物油33克(城市居民40克,农村居民30克)(翟凤英、何宇纳等,2005)。因此与其说是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导致肉禽蛋奶等农产品的大量消费,还不如说是人口结构的急剧调整导致了高脂肪高能量密度农产品的大量进口,伴随着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失而至的老人农业和城乡互变,才是造成我国粮食安全隐忧的重要原因。

  

   三、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农产品供给的“政治经济学”规律

  

   (一)发达国家农产品依靠巨额财政补贴得以低价倾销

   在一国农产品需求量快速增加而国内生产又不能有效满足的情况下,国外的农产品就会乘虚而入,占领该国农产品市场。这一占领过程不仅仅是自生自发、渐进渐变的,而且往往是低价倾销、全面进攻的。据有关数据显示,1996-2006年的11年中,国内玉米价格平均比国际市场高22%,最高时1999年达到57%;国内的大米价格平均比国际市场高36%,2001年最高时比国际市场高73.8%;11年中有7年国外小麦价格低于国内(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课题组,2007)。国际市场的低粮价,源于发达国家的诸多补贴和保护措施。2004年,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欧盟对农场生产的支持达1334亿美元,占整个农场收入的33%;美国对农场生产的支持达465亿美元,占整个农场收入的18%;加拿大对农场生产的支持为5.7亿美元,占整个农场收入的21%。在高额补贴的支持之下,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倾销它的低价农产品,倾销比例最低的是大豆,达到了12%,而最高的则是棉花,高达48%。可见,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自由贸易的框架下,已经将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绑上了同一辆战车,要么各国比拼财力进行补贴竞争,要么让出农产品市场,由这些国家提供低价格粮食和一整套食物体系(周立,2012)。发达国家低价倾销的最终目的,是把粮食作为外交战略中的一种武器,通过粮食援助或商业出口换取别国在贸易上或政治上的让步。例如,二战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接受了大量廉价的美国农产品,这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后来的经济增长中,对玉米、小麦、大豆的进口依赖成为结构性存在,虽然政府投入了巨大的财政支持,日本、韩国的粮食自给率依然持续下跌(吕新雨,2007)。在当下的中国,类似的一幕似乎正在上演,我们对大豆等国外油脂产品的过分依赖导致大豆价格暴涨暴跌,压榨企业大面积亏损,食用油价格居高不下,饲料价格以及肉禽蛋奶价格跟风上涨,这种危险性和波动性值得我们警惕。

   (二)发达国家现代农业依靠能源集约消耗得以提高效率

   发达国家农产品的低价格既源于高额财政补贴和规模经营的优势,更源于对土地、动力、自然资源的过度透支和利用。它们的现代农业兴起的秘密就是用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力,就是用能源集约的机械化、化学化和生物技术来提高效率,而这种效率直接建立在对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和破坏上。据有关学者的估算,发动美国500多万台拖拉机要花费80亿加仑的燃料,其中所含的能量恰好和生产出来的食物里的能量一样多。美国食物体系在1963年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单位的食物能,平均要消耗6.4个单位的原始能,并且主要是矿物质燃料的能,而加工水果、蔬菜为消费者提供的每单位食物能所消耗的矿物质燃料能则达到15个单位以上,现在这个比率还会越来越大(R.D.罗得菲尔德,1983)。农业能源消耗最大的是机械业,其次是农用化学业,如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等。美国在1946年和1968年农用化肥和农药的数量分别增长了534%和217%,虽然其1968年的玉米单产高于20世纪40年代,但是农作物对化肥的利用效率却下降了5倍(R.D.罗得菲尔德,1983)。美国现在每年使用的杀虫剂和除草剂在4.5至5亿磅,即使最先进的过滤系统也无法完全把它从饮用水中排除干净。此外,现代农业为提高农产品产量而采用杂交种子已经是普遍做法,为了提高玉米单产,高产杂交玉米被广泛采用,但是杂交玉米更发达的根系和喜肥的特点加快了土壤肥力的衰竭过程。而高产玉米的蛋白质含量大大下降,由此造成美国畜牧业蛋白质不足的问题,这就要依赖在饲料里补充大量的鱼粉和动物血粉来补救,而动物蛋白的添加正是疯牛病的根源(吕新雨,2007)。现代农业中的转基因革命放弃培育当地的品种,改种少数高产抗虫害作物,正把世界至于危险的边缘。如果新品种受到病原体的危害,后果将是全球性的灾难,因为届时再培育新的品种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吕新雨,2007)。

   (三)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资本替代土地和劳动的特征开始显现

   反观我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它似乎也走入了资本替代劳动和土地的怪圈。2003-2010年,我国的大中型拖拉机数量从980560万台增加到3921723万台,增长了299.95%;联合收割机数量从365041万台增加到992062万台,增长了171.77%;农用机械总动力从6038.7亿瓦增加到9278亿瓦,增长了53.63%。而同期我国的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才增长了5.42%,粮食总产量才增长了26.88%。农业机械和农业用能的增量远远大于土地及其产出的增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资本替代劳动、能源集约替代劳动集约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此外,2000-2010年我国的化肥施用量从4141.4万吨增加到5561.7万吨,增长了34.13%;农药使用量从128万吨增加到175.8万吨,增长了37.34%;农用柴油使用量从1405万吨增加到2023.1万吨,增长了43.99%;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从133.5万吨增加到217.3万吨,增长了62.77%。如果说机械用能和化石能源的消耗直接相关,那么化肥、农药、农膜的大量使用则和化石能源消耗间接相关,它们都是以天然气、石油、煤炭为最主要的原料来源。所以,不管是土地节约型的技术变迁也好,还是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变迁也好,它在本质上都是以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的消耗来代替土地和劳动投入的过程,并且这里节约出来的都是优质的土地、年青的劳动力,所剩余下来的仅仅是远离城市喧嚣的一群老人,侍弄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黄土地,守望着自己宁静的精神家园。

  

   四、余论及建议

  

   (一)“保主粮、弃辅粮”的粮食安全策略不可持续

   也有人说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是“有保有压”、“保主粮、弃辅粮”,即尽可能地多种植一些稻谷、小麦、玉米,确保这些主粮的产量年年增长,基本自给;对大豆、棉花、油料作物等农产品则可以有所放弃,供给不足时依赖进口予以解决。这是因为大豆等油料作物少了,人们无非是做菜少放点油或者少吃点肉,但如果主粮少了,就要出大事。这个观点看起来颇有道理,也获得了数据上的支撑,如2003-2010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类主粮的增产量(12521万吨)甚至超过了粮食总产量的增量(11578万吨),其中玉米的增产量(6142万吨)又占到三类主粮增量的49.05%;从播种面积上看,稻谷、小麦、玉米三类主粮的播种面积增量(14057千公顷)比整个粮食总播种面积增量(10466千公顷)还多3591公顷,其中玉米的播种面积增量(8432千公顷)占到了整个粮食总播种面积增量的80.57%,同期大豆、薯类、棉花、花生的播种面积却分别减少了797千公顷、952千公顷、262千公顷、530千公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豆退苞进”、“薯退苞进”和“棉退苞进”的现象。但是,这一“有保有压”、“有进有退”的粮食安全策略是否合理健康,是否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却值得推敲。以“豆退苞进”为例,玉米的亩产远高于大豆,玉米的价格近年来节节攀升,市场之手促发的这场种植结构调整短期内可能会带动我国粮食产量的增加和农民收入的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它却会造成我国耕地肥力的下降和农产品安全格局的失衡。因为大豆是一种固氮能力很强的作物,美国农业部农业调整局为了应付美国中部耕地上的沙尘暴,曾对栽种大豆进行土壤保护的项目给予强力支持,由此也造就了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提高(拉吉•帕特尔,2008)。而当前我国的黑龙江、吉林等大豆之乡,却出现了大面积的大豆、绿豆改种玉米的现象。长远来看它不仅会造成地力的衰竭,而且会使大豆的加工、压榨行业受制于人。又以“棉退苞进”为例,它的直接原因是近年来棉花收购价格过低,产量增长赶不上小麦,同时种棉收棉的人工成本不断上涨,但它的间接原因则是棉铃虫和盲蝽蟓等病虫害的肆虐。为了应付害虫,河北、河南等地于1995年开始试种孟山都公司研发的转基因棉,并在两年之后进行大规模商业化种植(袁越,2010)。转基因的bt抗虫棉虽然很奏效,棉铃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它也极可能会引发抗转基因害虫的逆变、对地力要求的苛刻、农作物单产的下降和成本的不断增加。再以花生等油料作物播种面积的减少为例,它直接引起中国食用植物油供应数量的不足,为此我国每年要从外国进口六七百万吨植物油来满足国内的消费缺口。但在这些进口的植物油中,约有60%是棕榈油,那我们为什么要进口这么多的棕榈油呢?这首先是因为棕榈油的价格比较低,1980-2005年世界油料市场上棕榈油的平均价格是425美元/吨,而同期豆油、花生油、棉籽油、葵花油的价格分别是487美元/吨、843美元/吨、558美元/吨、594美元/吨。其次是棕榈油在食品加工上的需求量比较大,国内方便面以及饼干等食品加工中大部分用的是棕榈油。再次是国内食用油市场比较混乱,伴随色拉油等桶装油市场大规模形成和激烈竞争,再加上桶装油又没有明确标明各种植物油的比重,从追求利润的角度出发,食用油厂家就有可能在桶装油中提高棕榈油的比重(陈永福,2007)。我们知道,经氢化处理的工业用棕榈油会产生人造反式脂肪酸,长期食用由这种“氢化植物油”烹炸的食品,可能会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

   (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农业健康发展的路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保有压”、“保主粮、弃辅粮”的粮食安全战略其实是不长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正是由于放开了大豆、棉花、油料作物的进口管制,我国此类农产品的价格才暴涨暴跌,广大青年农民才自发退出这些利润率不高、竞争性不强的领域,而留下一大批老年农民看管那些不需要费神费力的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这不是一种理性的退却,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它客观上背离了我国人多地少、资源承载力较低的现实国情,促使我们走向了一条劳动和土地双重节约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老人农业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保证主粮作物的持续增产,但长期看辅粮自给率的不断下降将会影响到人们的吃穿质量。所以,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现象是农业开始衰落,农产品竞争力不强表现,它是一个“陷阱”而绝不是一个“光环”。为了跳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陷阱,增长农业发展的后劲,我们还是得“内外兼修”,即在财政扶持、品牌培育、人才回流上下功夫。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同时也是一个公共品行业,它生产的农产品供给是否充足,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计和国家的安危,所以应像对待城市公共设施建设一样,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和农民种植的补贴力度,不仅要补贴水稻、小麦、玉米,也要补贴大豆、马铃薯、棉花等小品种农作物,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增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农业比较效益低也源于它千篇一律、不优不特,在全国农民齐上阵大面积种植主粮作物之时,它客观上也就形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完全竞争市场,价格上升的空间很小并经常处于蛛网模型的困扰之中。今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饮食健康意识的增强,我们在追求农产品“高产”的同时,更应该追求“优质、高效、绿色、生态、安全”,实行农产品地理标志制度和质量可追溯体系,切实把好质量关,做出绿色生态的品牌来。当前农村的人才回流面临着历史性契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沿海地区制造企业的成本不断上升,它们纷纷选择了内迁办厂的道路,由此也带来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量回流。我们要抓住这一契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从而弥补我国农村劳动力老化匮乏的缺陷。(纪志耿,2012a,2012b)。

  

   参考文献略。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2期。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394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