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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博学:从传统艺术叩问终极信仰

更新时间:2013-05-13 15:05:01
作者: 罗博学  

  

  万物初创,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创造了光,同一时刻被烙上艺术的指纹。

  

  一

  

  父亲断断续续用一个月时间根据福音书创作的国画作品《好牧人》数日前完成。这是预料中的事。比上一幅《基督的问候》尺寸略大:220cm×200cm。从选题、构图、素描草图、过稿、润色、再到定稿后进行装裱,整个流程仿佛顺利,却也经过了艺术与生命的生产之苦。

  在父亲的这两幅以基督生平为背景的国画创作中,我更深的经验到真实的信仰带给传统艺术强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这在我以前阅读刘文西、张大千、傅抱石、齐白石的传统国画艺术中是不曾感受到的,也越来越深的理解了罗曼·罗兰关于艺术的见解:“艺术是发扬生命的,死神所在的地方就没有艺术。”

   所有艺术流派,无所谓东方水墨与西方油彩,黄土画派与印象派,都应该是发扬生命,见证伟大的创造主的,因而必须承载着言说神圣、叩问终极的使命;即使前卫而颇具后现代风格的行为艺术,也是以形体语言展现着人类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呈现出来的焦渴、冷漠、荒诞、孤独的生命形态。

  站在宏观的生命立场解读艺术,艺术将没有国界和种族之分,所有艺术形态,皆承担着人类灵魂最深的积淀。当艺术所体现的生命境界远离赋予生命内涵的创造主,艺术自身的生命力也将大打折扣。

  因而,从《基督的问候》到《好牧人》,我曾固执的认为:父亲完成了一次理想的超越,从传统的桎梏中得到释放;他以中华传统的国画艺术,展现着西方基督信仰的精神内涵;他为中西文明的交融作出了窄小但极具意义的贡献。然而,如今我却沉默。我意识到生命的恩典,并不限制于东方或西方;生命的恩典,并不受限于犹太教、基督教或别种宗教;赐生命恩典的上帝,超乎众人之上,住在众人之内,也贯乎众人之中;超越的上帝,彼此相爱的上帝,与内住的上帝,所有真爱与至善,都应当回归起初的荣耀;我只是隐约中听到远方的乡音:“基督是生命的光,跟随祂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或许,当父亲听闻到自天而来的呼唤,他在艺术的旷野相遇了一条生命的河,顺着这条河,他的艺术如漂泊的浪子,回归一个更美的家乡。

  回归之前,我们都曾走过一段放逐的路。

  

  二

  

  回首父亲的艺海生涯,正如同他的个人经历——道途坎坷。父亲并未出身书香门第,祖祖辈辈面向一片荒原,进行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耘。这片荒原曾是周王朝关外的一片荒漠,这块荒漠在历史的杀戮与尘烟中凝聚成一座带血的村庄。村庄,以及村庄背后的那一串久远的脉络,却始终在旷野之地彷徨,没有走向亚伯拉罕的上帝。

  父亲年少时,已颇有绘画天赋。他的青少年时代,六年制义务教育在中国尚未普及,“绘画班”“兴趣班”如同天方夜谭,不可想象。置身一个古老乡村,他的艺术启蒙,仅仅通过对禽畜的日常临摹,在附近的小镇观看露台演出,再以速写的形式记录下来而得以完成。村庄里的老树林,田野里的秧苗禾稼,以及许多来历未明的顽石,都是极好的绘画素材,父亲以此培养洞悉现实的能力。父亲正值人生华年,又遭遇十年浩劫,报考美院的梦想随即陨灭。关于那段历史,父亲始终不愿提及,唯一令他稍感安慰的,是当年创作的民族领袖的巨幅油画肖像,以及百米长卷《红色娘子军》的人物插图。关于这两种素材的创作,他或者并不以为然,它们所体现的父亲对艺术的执着,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却仿佛精神荒原上的一盏灯火,支撑着所有存活的梦想。

  文明背后的创伤,无法阻隔父亲对艺术忠贞不渝的爱情。艺术的诞生,事实上是基于人类面临现实的尴尬处境,而开始了以艺术为主体,重建理想的命题。

  父亲第一阶段的艺术言说,伴随着时代的纷纭复杂,被镌刻进民族主义的熔炉里。翻阅百米《红色娘子军》,极度写实的笔法,一低头、一愤怒、一指摘,展现了国民性的狭隘和野蛮,在每一个人物身上,皆流淌着几千年来不曾中断的罪恶史与杀戮史。父亲淋漓尽致的刻画,或者并未想得深远,却于后辈,有极大的警示:面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与骨肉同胞之间的仇恨和杀戮,化解的力量源自何方?倘若一个文明中没有宽恕、博爱、救赎的主题,或轻视之,这个文明还有什么价值?我们从哪里找寻中华文明早已丢失的精神资源,并以此完成对国民劣根性的更新和塑造?

  关于以上宏大叙事的追问,早已植入个体的潜意识里,或者,任何个体在生命之初皆被赋予终极意识。艺术家通过艺术的语言,将其恰当的表达出来,也许只是一种含蓄的语调。父亲完成《红色娘子军》以及领袖肖像的创作后,潜移默化的进行艺术形式的转变,他放弃了油画创作,开始了版画尝试。

  放弃西画,也许基于父亲对西方文明了解的并不完整、深入;也许是他并未邂逅米开朗基罗、梵高、毕加索等油画大师执着的信仰情怀。伟大而卓越的信仰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直面彼岸的超越之光,它促使艺术家在艺术的受难中坚持并深入下去,如同更深的理解并经历基督的受难,即使世俗社会对艺术始终怀有偏见,信仰也能使其获得坚定的根基,这也是米开朗基罗的巨幅壁画《创造亚当》为何直击人类灵魂的原因。只有在信仰之光的照耀下,经典的油画艺术才会诞生宏观的普世价值。父亲,那时显然没有抵达如此的境地,他仍然试图在传统艺术的道路上,挖掘这块土地上的风情与往事。

  与大众喜闻乐见的画种不同的是:版画的时效性和装饰性明显不如油画和国画,但是对于大地的体验,却又异常深刻、撼人心魄。版画能够将一个细微的事物刻画得犹如浮雕一般深厚,极具历史色彩,因而版画更具有艺术的特性,当然不是雅俗共赏的那种。父亲至今保留着完整的一套版画集,选入了他在艺术的第二阶段完成的一百余幅版画作品,既有黑白相映的单色版画,也有不同色彩的复色版画,他在艺术的激情中自创了版画的全新雕刻方式:用吹塑板代替常用的丁林版,可以将白雪与河流,体现的惟妙惟肖。他在版画领域的独创,正仿佛当代油画家郭北平以宣纸创作西画一样。

  父亲常念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他出身的家庭背景,太多生命里的鸿沟,家族中的守旧,导致父亲的版画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他首先没有赢得亲人的嘉许。那个年代,国人对艺术领域缺乏理解,“实用主义”对艺术以及相关的形而上学的漠视,遏制了太多人潜在的艺术细胞,所有艺术爱好者对艺术的忘情,又无异于一场精神冒险。事实上,卓越的艺术家并不应在乎此时此刻源于人间的认可,他必须随时作好为艺术受难的准备,一旦你产生了为艺术受难的勇气,也许你已经踏上了艺术与生命的双重救赎之旅。

  如今,每当翻阅整齐的版画集,体会到的,不仅仅是父亲在艺术之旅上的艰辛、无奈,更多的是隐藏在每一幅关中风情下根深蒂固的民间情结。百余幅版画作品,写进了荒原和村庄的历史与未来,也展现了一个民族饱经忧患,最终呈现的鞭伤与嬉笑共存的宏大图景。

  诚然,我们基本无法确定:幸福,离这块大地上的人们,更近?或更远?

  

  三

  

  1986年,我作为父亲的第三个孩子,出生。这曾带给家人共同的喜悦。而在我之前的那个男婴,出生的第一个夜里匆匆夭折。你可以想象,没有真理的大地,会出现多少可怕而滑稽的怪异思想:一个家庭若没有男孩,即招来非议。我出生的那个黎明,父母共同经验到上帝的真实,亚伯拉罕的上帝应允了母亲的祈祷,如同应允了撒拉的祈祷。与母亲在乡村七年的生活,每周末必定会期盼父亲归来,他除了带回省城的新鲜物品,更多的是教我连环画。

  幼年时,常在夜里会看到墙上的一副水墨山水。孩子的审美,认为那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墨水组合。后来,父亲告诉我:这是他记忆中的长城,是用中国画创作的。

  或者,自从我出生后,父亲便开始了中华传统艺术——国画的创作。

  父亲早年在中国画的创作中,一直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传统影响,无论从选材、着墨、技法、布局,始终围绕前人的足迹前行。中国画仿佛必须根据“中华传统”命题立说,一旦偏离传统,似有循规蹈矩之嫌。这种“艺术潜规则”或多或少限制了艺术家的创造性和艺术的生命力。父亲早年的《古刹余晖》《太白秋韵》《山高水长》等国画作品,水墨的痕迹尤为明显。水墨的运用决定着一副中国画独有的意境,如张大千独创的泼墨画法,能将道家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瞬间展现于画案,在浑然一体的浓墨中,省略了太多现实的琐碎,重塑一个较为完整的世界。父亲早年的国画素材,始终来源于这块广袤的关中大地。他还没有上升到生命的层次,只是在此岸的逗留中描述人间意象。

  艺术寻求一种质的突破,对艺术家本身来讲,需要经历无数次生命中的颠沛流离,需要一颗在苦难中仍然追问的灵魂。

  有一段时期,父亲停止了创作。他身患鼻窦炎,呼吸与正常工作都难以进行,最终治疗方案:需作穿刺手术。父亲此时在艺术上的停滞,是为了下一阶段更高的提升。他在鼻窦炎的经历中,真实的经验到约伯的上帝对个体生命的介入和医治,这种医治无需任何解释,仿佛上帝对游子的一声呼唤;这种医治也无需通过科学实验和观察,几乎所有专家一致认为“不可思议”。他们从来没有目睹过超越科学之上的宇宙亲情。而笃信上帝的母亲,深知这股亲情的力量,源自何方。

  病愈后的父亲,在生命历程和艺术旅途中,越来越深的靠近赐生命恩典的上帝。在我数年前的疾病苦难中,父亲表现出了极强的乐观和信心,他个性内敛,不擅言辞,却时常对上帝流露出最深的确信,因而与灵性之父一起承担我最深的软弱和痛苦。

  上帝的恩典,在苦难中坚固人间亲情,维系着一个被爱和信心充满的家,在患难中仍然安若磐石。个体经过流泪谷的千锤百炼,最终为了让我们靠近生命本源的光。多少年之后,才蓦然发觉:上帝的爱围绕在人生的每一境遇,上帝的启示之光,将带领我们进入更完整的境界。

  父亲屡次试图通过艺术的方式展现生命本质的荣耀。纵然艺术对生命的彰显,在上帝眼里如同婴儿游戏一般浅显,父亲在潜意识中始终认为:上帝是最杰出的艺术家;所有艺术行为,都应当遵循着上帝创造生命展开不同形态的刻画;所有艺术作品,只是对“上帝创造世界”作出的最基本也是最理所应当的回应。无论绘画、音乐、舞蹈、文学……广大的艺术舞台,是上帝荣耀的创造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它们代表了上帝对人类无以复加的爱与恩典,也代表了人类对上帝最深的追寻和仰望。这其中是爱的连接。人类应当运用一切真、善、美的恩赐,见证并述说创造主的荣耀和伟大。

  有此依托,父亲完成了巨幅国画《生生不息》的创作。他在这幅作品的创作中突破了中国画传统的水墨画法,融入油画的技巧,也营造出浓墨重彩的油画视觉效果;思想内涵层面,逐渐靠近生命本源的神圣性和广阔性,在错综盘绕的树藤中体现生命的坚韧和伟岸,远方的一只小鹿在河边畅饮,如同圣经中表达的人类对上帝的尊崇:“我的上帝,我渴想你,如鹿切慕溪水。”

  以《生生不息》为代表的父亲第三阶段的艺术创作,以宏观的视野审视现实,不再受到传统水墨和传统意境的制约,表达着“人与自然”、“历史的叹息”、“沧桑觅旧”等具有深刻意义的主题。而《基督的问候》与新近完成的《牧羊人》,似乎预示着父亲正面对神性永恒魅力发出吁请神圣的邀请。这个呼声曾出现在米开朗基罗的艺术中,也曾出现在中国大陆丁方、忘望旺的神性艺术中。《基督的问候》中,耶稣基督呈现庄严、冷峻的面容,祂的神性得到体现;《牧羊人》中,耶稣基督具有亲和力的面容则体现出祂人性的完整。父亲直面上帝的超越与充满无限温情的救赎,在生命与艺术的旷野中结束流浪。

  此刻的回归,便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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