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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建:母亲的粮票

更新时间:2013-05-13 00:05:29
作者: 杜建  

  

  我的母亲生于农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的五十年代,长于遍地红旗的十年文革,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与我的父亲结为夫妻。剧烈的社会变革潮流往往会淹没一个人的心灵世界,使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琐事显得那样微不足道。然而母亲的粮票,至少在我心中是一个无法抹去的记忆符号。从母亲的粮票,我可以穿透大历史看到个体性的“小历史”。

  母亲出身普通的贫农家庭,和大姨、大舅、三姨一道过着平常人的生活。不过听母亲说当时的人们给她取了一个绰号——“二灵鬼”。这是我们当地的方言,是在说一个孩子生得特别机灵、聪明,又因母亲在姐妹里面排行老二,所以叫“二灵鬼”。一般聪明的小孩心里总会包藏着一点点自己小小的秘密,母亲也不例外,粮票便是母亲一直以来的小秘密之一。

  母亲小时候是“二灵鬼”,上学成绩也很好,母亲说老师多次在讲台给同学念她写的作文。可是我姥姥不愿意母亲念书,姥姥把念书叫做“识几个字”。姥姥是做针线活的高手,她更希望母亲能够跟着她做针线,然后找个好男人,整天给男人缝缝补补的就够了,在姥姥眼中这也许已经是做一个女人的全部。可是我现在才领悟到我姥姥的针线活是庖丁解牛的天工,我母亲是不可能做到姥姥那一步的,那是需要付出一生心血的。由于姥姥对“识几个字”的漠视,母亲没有读完初中,老师还特意去家里找我姥姥理论,我姥姥硬是说针线活对女的要比“识几个字”重要百倍,老师说不过她,只能作罢。于是我母亲的学习生活到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我母亲的粮票生活却一直没有画上一个句号。

  六七十年代的孩子没有现在的小孩子那种广阔的生活交际面,也没有现代孩子那样对新信息的趋骛与追逐。母亲的生活是封闭的,当时的所谓张家口还只是一个偏僻的巴掌大的小地方,每天能收听到喇叭里的毛主席广播,却不能够跨出自己的生活圈子一步,画地为牢成了那时人们拥有的笨拙不堪的舞蹈。喇叭里毛主席的语录就像是天外传来的声音,犹如天籁,再加上声音的清脆、洪亮与震耳,更添加了几分神秘感。

  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这对于大人们来说可能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话题,虽然当时大多数大人根本无缘涉足这“外面的世界”。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城市都是在喇叭里时常能够听到的,外面的世界就在耳畔回荡。而我的母亲却在大喇叭之外产生了其它的遐想,朦胧地感到自己应该亲眼目睹一下外面的世界才算安心。

  母亲对外面的世界的憧憬要归结为几张普通的粮票。母亲告诉我当时的粮票一共有两种,一种是国家粮票,一种是省市里的粮票。国家粮票是全国通用的,而省市里的粮票对人的消费面是一种限制,出了这个省市粮票就没有用了。这两种粮票的区别让我的母亲开始对世界发生不同的看法。记得母亲说省市里面的粮票是很常见的,而国家的粮票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稀罕物。

  当时国家物资紧缺,计划经济对生产、经营和销售的程序都有一整套规约,买东西只有粮票和钱一起用才行,二者缺一不可。于是粮票的重要性不亚于纸币,而且有时还要高过纸币,因为单凭纸币在那个年代里是买不到任何东西的。国家的粮票对于我的母亲不啻于是一种恩赐,有了国家的粮票,母亲就可以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买到东西了,当然母亲的世界限于大喇叭里面听到了,那是整整一代人的局限,凡是大喇叭里面听到的地方都是可以使用全国粮票的地方。粮票仿佛成了母亲走出张家口、走向外面的世界的一张必不可少的通行证。

  正是抱着这样不切实际的想法,母亲开始了她更为不切实际的计划。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大多数是一辈子只能待在一个地方的,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我母亲也从来没有过对计划经济时代终结的远见卓识,但是她还是在积攒着全国粮票,每次只要偶然遇到一张全国粮票,就马上悄悄地藏起来,根本舍不得花出去,藏在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地方,成为自己身边最珍贵的宝物,也是一个充满虚构色彩的秘密。

  小小的全国粮票仿佛对我母亲产生了一种魔力,母亲通过它能够超越大喇叭里听到的清脆嘹亮的声音,似乎真的能够直接触摸到其它地方的人物与事物。全国的粮票就这样载着我母亲的虚构的梦在文革中漂浮。她还不知道这个梦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这个梦何时能够实现?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她只是把全国粮票当作宝物一样收藏着,而且成为母亲的小世界,甚至是母亲幼小心灵的一种精神性支撑。

  等到母亲出嫁的时候,这些全国粮票连同母亲一起嫁给了我的父亲。一般嫁了人的女人都会在柴米油盐的日常家务中剥蚀掉一点理想的气息,又增加一些世俗生活的务实。只可惜我的母亲没有成为彻底的家庭妇女,她依然珍藏着自己的粮票,和没结婚一样把它当嫁妆一样守护和爱惜着。

  当时80年代初人们依然是凭借粮票买东西的,所以母亲的梦想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革而终止,况且母亲没读过多少书,对政治和历史这些大问题是不太在意的,她的观念中全国粮票还是神圣的,就像是大喇叭里面的声音还是天外之音一样,记得母亲说毛主席的追悼会上还戴着白花、念着语录、送别主席。由此可见时间丝毫没有影响她对大喇叭里面神圣的声音的信服。

  结婚不到几年,其间我父亲去过一次北京,当时我三岁还不太记事儿。印象中当时父买回了一大堆东西,所以母亲问父亲没有粮票也能买东西的问题就像是在说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

  若干年后,母亲才肯定她积攒的全国粮票作废了,她才知道全国各地都不用这些粮票也能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了。这是对母亲不小的打击,世界的变化对她而言是猝不及防的,还没来得及感受外界的美好,就已经被外界的变化击垮了。

  我哥每次从北京回来总会给母亲买各种各样的吃穿用的东西,母亲看着这些东西心里头不再想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了,她只是觉得这些东西都能够在家里边买到,家里附近超市里面也是应有尽有的。

  我从上海回来,母亲说她现在已经不想去外头看了,走不动了,也不想出去了。她说即使我把她带到东方明珠电视塔旁边,她也不会再有多大的喜悦感和兴奋感了。我当时听了之后心里一阵阵的悲凉。因为我知道母亲年轻的时候是那么用心地去一个个地积攒着粮票,积攒着对外面世界的憧憬。

  母亲对我说,等你老了之后还回家里来住吧,其实,家里也没什么不好的,有山有水的。我知道,母亲这话既是在说我,又是在说她自己,母亲一辈子没有离开家里的山水。

  母亲现在依然保存着那些作废的全国粮票,不过这已经不再是母亲的秘密了,而是家里人都知道的公开的秘密了。

  但是我还是想再次重提母亲的粮票,那里有母亲的不切实际的年轻梦想,有母亲没有想到会实现的对外面世界的憧憬。

  现在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这两个城市正是母亲当年大喇叭里头时常听到的,或许也是母亲记忆中的外面的世界,或许不是。

  母亲的粮票是母亲尘封的青春时光,是一个永远都实现不了的虚构的梦。

  然而,我的母亲并没有对这件事情表示丝毫的后悔和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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