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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平:巴金的真

更新时间:2013-05-12 20:46:32
作者: 王小平  

  

  《误尽苍生——巴茅郭》依然才情不减。谈到暮春兄笔下,大陆中文系镇系之宝鲁郭茅老巴曹中的三位,个人觉得巴金和茅盾,郭沫若还是有不同。畧约道来,可谓三真。

  

  一. 天真

  

  政治上,巴金其实一直是一个单纯的,热情的理想主义者。

  从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这两个著名的安那其主义者,即无政府主义者合成的笔名可知。民国时他的政治主张一直比较明确,他后来留在大陆,也是因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怀。同许多当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般,因为被骗或一厢情愿希望共产党能领导中国跨越万恶的,导致贫富差距和阶级压迫的资本主义进入普遍公平和高速物质生产生活进步的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和文化复兴,而跟随这个了解不深的党。民国知识分子很多在自由主义的外壳下掺杂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私货,也难免为共产党所利用。并不代表对共产极权的全心认同和甘心服务于意识形态洗脑。所以后来他依照党的安排去朝鲜战场,写下那些随笔日记,也是出于一种民族自豪感。可是后来随着运动的不断推进,巴金渐渐不能适应,出于自保或其他原因,和储安平,陈寅恪等人不同,他选择了完全的放弃自我。也因此更加的矛盾和痛苦。这一点在他后来的《随想录》中有展现。

  

  二. 真诚与真实

  

  文学上,在今天流派纷纭,视角多变的现代文学批评家眼里,巴金的文学成就或许不高,但还是贵在一个真字。

  真,又有二义。

  其一为真情实感,对自己,对读者,对笔下人物都充满真诚。我至今记得十几岁读《家春秋》,大哥觉新所最爱的梅和瑞珏死时的场景,特别是女人在房内难产,而丈夫呆立门外忧心如焚却无所措手足,那时候年轻的自己泪珠一滴一滴的滑落。浸湿了纸张,伴随着泪眼的模糊,连印刷的黑色字迹也模糊起来。还有读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八百叶《巴金小说选集》,其中一个中篇《还魂草》,小女孩子死去的时候,我的心都在绞。这种纯真的情感体验,很多年未曾遇到。固然人事渐长,或许敏感的心也逐渐粗粝,难以再那么的容易动感情,可是也不能不说再难有国内的现代作家,写出那么真挚的东西。能够让读者产生强烈共鸣,无论是一甲子以前的民国时代,又或是今日人心荒芜如沙漠的极权时代,那么作者投入的心力情感,自然也只有加倍。这和文学技巧或天赋无关,纯粹是以情动人。或许是文学审美的另一种境界,是无法用学术理论或文本分析,流派划分能轻易局限,能靠理性的审视便能一言定论的。

  真,其二是真实记录。如果说前面的真是诉诸读者的情感共鸣,引人不由自主投入其中,为人物命运的无常,情感的空诸所有却终无所得感同身受,那么这里的真就是对时代变迁,民间苦难的直接体认和完整转输。比如《家春秋》对传统社会大家族的压抑人性自由,操控个体命运乃至所思所想所爱之阴暗面,就有真切贴近的白描。与此类似的,还有曹植的《曹植集》,李煜的词作,杜诗,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朝花夕拾》,陈寅恪在四九沉沦大陆之后的《柳如是别传》。他们都遇到整个家族乃至整个王朝,整个文化传承的剧烈崩毁,而又天然富有诗人或史家的敏感脆弱,于是写出动人的篇章,足以传之千古——当然,鲁迅因为早年丧父,祖父入狱,自小受尽来自本应予以照顾和温情呵护的同族的屈辱欺凌,爱之既深,转为恨之尤切的缘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当时社会的嫉恶如仇反而更为不留情面,以至于有点儿失控,累及无辜和同道的友人,到死也“一个也不宽恕”,甚至有兄弟阋墙的人生悲剧,这又是他个人特异之处了。

  回头来看,大概是自己出身成都的大家族同时又遭逢时代的剧烈变迁,整个陈旧而安全的大厦由盛而衰,风雨飘摇之故,所以巴金的《家春秋》是文学创作历程上最动人的,而又以第一部《家》为翘楚。后来的作品因为担负了太多社会批判功能性,人物变得苍白,叙事变得模式化,不过用小说来做宣传自己社会思想,政治态度的包装物,反而没有那么动人的力量。我们看苏联文学史,尤其是左联以来共和国的红色经典,都有这样致命的毛病。当然一则出之以个人意志及创造力,一则出之以权力意志及公式化,在巴金和体制化的红色文学之间,还是有绝大不同的。

  巴金的笔下,的确有“清而浅”的问题,如同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在文学上不免为现代小书曲径通幽的审美标准所鄙夷。不过他的作品好就好在直抒胸臆,对当时社会人事作直观的描摹,反而容易留真。如同当年陈寅恪先生以诗来解史,其实巴金的民国时期小说,也可以视为民国社会史的一种侧写。就文本的历史性而言,依然有其不灭的价值。比如《寒夜》中对抗战胜利前后重庆落魄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描写,就很令人感慨。自然令我们联想起既不跟国民党,更不和共产党走的陈独秀。他老先生晚年流寓江津,生活境况异常窘迫,却因个人风骨,终于不为世俗所动,怀着无限遗恨离开人世(前年曾作和何仁勇先生商榷的同题文章《陈独秀为何不去延安?(前后篇)》,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

  1940年2月26日,陈独秀给写信前来问候他的病情的杨鹏升复了一函,谓:“顷接行严兄(章世钊)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旬愈不可,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惑无既,辱在行乞,并谢字也不敢出口也!”又谓:“一病十月,未能写作,颇为烦闷。”因杨鹏升在此信中谈到他的几位友好对陈独秀极为仰慕,都想资助他,又恐遭拒绝,故陈独秀又针对此事答道:“曾与编译馆约购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友好,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并随信附去一首小诗,诗云:

  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夜秋。

  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写闲愁。

  我们看《寒夜》里,独立于党派政治之外的汪文宣,还有他的妻子曾树生、汪母三人的辗转求食,忧生伤世,直到这个报馆小职员悄然死在寒彻骨髓的冬夜,不免想起今日体制内那些悠然自得的知识分子们。自然还有因为不能降志辱身,竭力揭露时弊,终于遭遇连番驱逐磨难,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王克勤(“如果对苦难冷漠,你就不配当记者”),艾未未,谭作人,冉云飞......

  

  三. 忏悔与真相

  

  人性上,深切的忏悔意识;对历史,无论是国家的还是个人的历史,都要追究真相。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有个著名的,绝不忏悔的大师石一歌余秋雨。可惜大师不给力,从道德破产到学术泡沫,硬伤累累,到后院起火,早已江河日下。余杰先生早在九十年代写《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遭遇体制内几乎所有正人君子的反批评,谴责余杰之“道德绑架”,我们于此可知中国知识分子在权力威慑之下战战兢兢的犬儒病,健忘症,对权力与真实的双重恐惧,究竟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地步。相较之下,八十年代的巴金,算是被共产极权长期荼毒迫害异化后醒得较早的一人。

  我们今天读《随想录》,或许觉得卑之无甚高论,十篇之中,能够读下去的不过二三。可是在当年能够如此写出大白话,大实话,大真话的,可谓稀世一二而已。即便是到了今天,能够有巴金那样坦然解剖自己,抉心自食的体制内知识人,又能有几个?能够写出和出版这部“讲真话”的书,和巴金特殊的身份有关,另外也不能不说他较之同侪,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我批判精神。这种严肃的自省来自对国家和国人苦难的不能自已的同情,也来自对自己多年里无所作为,乃至为虎作伥的深刻忏悔意识。

  当然如陈丹青等论者所见,这和巴金,沈从文,周有光这一辈学人作家,本是民国人物,身上依然有自由主义和理性常识的余绪有很大关系。反而那些生于四十年代之后,特别是四九之后的一代人,就完全失去了对极权意识形态戕害人性,毁灭独立思考能力,自我批判的免疫力了。我们看今日大陆上的社会中坚,包括权力核心的第五代之中多数都有过一段知青岁月,可是至今充斥坊间的,依然是青春无悔式的红色意识形态狂热。不必说那部歌功颂德到赤裸裸的《知青》,单是对六十四年来的种种罪错,从来没有真正的面对和道歉,负责,就可见这个极权体系的本质究竟有多少进步。一个没有最起码的,建基在道德底线之上的忏悔意识的国家,一个从来都不敢于,不允许人们追问历史真相的民族,注定是没有未来的。

  从今日大陆的政治和学术教育环境来看,巴金当年提倡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固然侥幸建成,可是他提议的“文革纪念馆”,则始终是空中楼阁,只要极权统治一日不结束,便永远无法奠基于中国的红色土地上——当然,无论是自我忏悔,提倡讲真话(这很难,但远远不够。如《也谈“道德绑架”》里探讨的,更进一步的要求是我们都“生活在真实中”),还是要求整个社会都更认真的对待国家苦难,拒绝遗忘,巴金毕竟在自己的能力之内,尽到了他自己的责任,接下来的工作,就需要我们这些后来者接过他传续的火种,照亮黑暗的旅程,直到以灯塔的姿态,屹立于荒野死寂,沧海横流之上了。

  直到今天,直到此刻,我依然不能忘怀十多年前,在晴朗夏夜,星辉之下读《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这部书的感受——如此的真实,心里难受到说不出来,却忍不住要读下去。寤寐思之,恍若昨日。在老舍,俞平伯,夏衍,冰心,萧乾,陈白尘,蓝翎,流沙河,甘铁生,从维熙,文洁若(萧乾的夫人,《尤利西斯》和井上靖、川端康成、水上勉、三岛由纪夫等人的译者),廖沫沙,杨沫,杨绛,丁玲等先生的文革回忆文章里,巴金先生的自白如一把利刃,深深的插在我的心头。在被文字生生撕裂的鲜血淋漓里我一次又一次感到生命不能承受的痛苦和灵魂的涤荡,而长夜还是那么的长。

  这是一种和读余华的《活着》,《兄弟》上部完全迥异的感受,虽然他们同样让我落泪。福贵,许三观,这些共产主义大厦最底端的踏脚石的命运固然令人悲伤而愤怒,终究有点儿“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而且是来自对真实历史的曲折虚构,作者只能一再向审查者和读者表白这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老人口里的故事,是作不得真的——否则它们根本无法面世,如杨显惠先生的《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而巴金的自白呢?这是一个真实的人面对自己,面对另一个真实的人,他深爱了半个世纪的爱人愧悔莫及的痛苦追忆。

  政治上的天真直到万劫不复;文学上的真诚,真实带来持久的情感共鸣和人世镌刻;历史上的勇于公开忏悔,追究真相树立起一个并不高远却令今人羞愧的标杆(比如他对文革的反思仅仅到“四人帮”,遑论党和制度,连毛都不提,完全切合于一九八二年我党苦心炮制出来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划定的范围,并且多次表示要振作精神,投入祖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中去)——巴金其真,是文学的力量,也是人性的力量,更是一种必将到来的,历史对极权展开公正而严厉的审判的力量。

  这就是巴金的真,也是未来的民主中国必然建基于其上的最初的起点。在本文的最后,让我用这篇巴金自白及《怀念萧珊》,《再忆萧珊》里的数个段落来见证巴金的真——

  “......那一段时期,我就是只按照“造反派”经常高呼的口号和反复宣传的“真理”思考的。我再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追问下去,我只能回答说: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六九年后我渐渐地发现“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他们口里所讲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最奇怪的是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我写了《思想汇报》。我们那个班组的头头大加表扬,把《汇报》挂出来,加上按语说我有认罪服罪、向人民靠拢的诚意。但是过两三天上面讲了什么话,他们又把我揪出来批斗,说我假意认罪、骗取同情。谁真谁假,我开始明白了。我仍然按时写《思想汇报》,引用“最高指示”痛骂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进行大转弯。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

  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这不是“奴在心者”吗?这和小说里的黄妈不同,和鸣凤不同,她们即使觉悟不“高”,但她们有自己的是非观念,黄妈不愿意“住浑水”,鸣凤不肯做冯乐山的小老婆。她们还不是“奴在心者”。固然她们相信“命”,相信“天”,但是她们并不低头屈服,并不按照高老太爷的逻辑思考。她们相信命运,她们又反抗命运。她们决不像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反抗的思想,一点也没有。”

  “......这可怕的十二月!它对于我是沉重的当头一击,它对于萧珊的病和死亡也起了促进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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