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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钝:革命、科学与情爱——《张申府访谈录》读后

更新时间:2005-04-10 12:48:17
作者: 刘钝  

  

  一 楔子

  

  1922年2月某日,在巴黎驶往柏林的夜车的一节二等车厢里,一位神情激奋的青年正滔滔不绝地讲着什么,两位更年轻的听众则全神贯注地侧耳倾听。高谈阔论的人叫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的第二号党员,公开身份则是蔡元培聘任的华法教育会派驻里昂的带薪教师,不久前因抗议中、法官方合谋镇压中国勤工俭学学生运动,将一纸辞呈扔在会长吴稚晖的桌前拂袖而去。这意味着自愿抛弃每月800法郎的薪金——在当时可是一份诱人的收入,遂后就有眼前的这一幕:来法前已是北大哲学系助教的张申府,领着两位阅历不深的追随者前往柏林闯荡,希望在欧洲开辟中国共产党人的另一块阵地;当然也听说那里的物价和房租较低——失去官俸后在巴黎已是居大不易了。两位听众是刘清扬和周恩来,“五四”期间活跃于天津的觉悟社骨干,又都于一年前在巴黎加入了中共小组,他们的介绍人正是张申府。耄耋之年的张申府后来回忆道:“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旅程。我同他们谈了三位犹太人的重要贡献,他们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这三个人对西方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119] 1

  

  对于科学史的爱好者来说,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图画啊:80多年前那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奔驰在欧罗巴原野上的夜车里,前北大哲学教师口中道出的爱因斯坦,或许还有那惊世骇俗的相对论——20世纪初物理科学与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它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它的诡异、艰难、曲折与最终的胜利,以及投身其中所需要的巨大智慧和勇气,对面前那位年方24岁的热血青年、未来的共和国总理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些许相通之处?

  

  革命家对自然科学新成就的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例子早已为人知晓。另一个国内学者不太熟悉的案例则来自法国大革命的领袖马拉,尽管这位前医生和大革命领袖的论文遭到拉瓦锡的蔑视因而始终不为科学界所承认,但他对化学研究的特殊热情却痴心不改。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上网搜索一下,一定会找到大量的文章甚至书籍,关于马拉的化学研究这一题材,今日已成为西方大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套餐中一味精致的甜点。

  

  可惜历史没有留下更多的线索,使我们可以就爱因斯坦是否曾在中国未来的革命领袖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展开深入的追究;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周恩来与张申府的友谊,无论是私交还是公情,都远远超出通常意义的朋友关系之上。在那篇著名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已是位极人臣的周恩来所透漏的点滴信息,无疑给潦倒落魄的张申府带去过莫大的精神慰藉,这里正可拿来作为后者所讲述的那段旅行故事的一个注脚——1962年3月在广州,在回顾了自己的出身和早年经历之后,担负着向外界传达中共知识分子政策使命的周恩来说:“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俩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2

  

  二 革命、纪律与“自我”

  

  在中共早期的活动家之中,论对科学知识的兴趣和了解,张申府应该算是第一人了;论个人的倨傲自负和意气用事也无人能出其右,后一点从他自述的建党和退党经过来看最能说明问题。

  

  关于建党,张申府向我们透露了一些很难见诸“正史”的情节。

  

  按照他的回忆,1920年秋,李大钊同他共谋发展大计,俩人首先考虑的是口才出众的天津姑娘刘清扬,于是在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办公室约见这位“五四”闯将,没想到自幼习武并以秋瑾为偶像的刘清扬竟然不干,“于是第三个党员就发展了张国焘”。言外之意“守常老大吾老二”3,中共北方第二号党员的说法概由此而来。这里顺带指出,与周恩来和瞿秋白(《多余的话》)不同,作为北大学生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忆及北方建党时对张申府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4,可见毛泽东说他“不老实”一点也不冤枉。

  

  另一个敏感的细节事关中共建党与苏俄的关系。按照张申府的回忆,1920年夏天第三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先到北京找李大钊谋划建党,李又介绍他去上海找陈独秀,随后张也赶到上海会见陈,成了北、南两地领袖的联系人。陈独秀曾有一封长信写给张申府讨论建党问题,并就组织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征求李、张二人的意见,信中特别嘱咐“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张申府,1980,220页] 这里张申府又一次通过自述,把自己放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关键位置上。

  

  至于发展刘清扬和周恩来入党的经过,张申府的版本是这样的:“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对我们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指陈独秀)”;“我招募的第一个成员是刘清扬,那是1921年1月。这时,我们已是情侣了。2月,周恩来参加小组。我把这告诉陈独秀。”张申府还坚持说周恩来入党的动机与意识形态无关,而“纯然是友好的表示,基于他对‘五四’时期国内朋友的信任,特别是对张申府本人和刘清扬的信任。”他又说:“我们互相尊敬,我提名周出任黄埔军校一个职位,那是1923、1924年冬天的事。”[111-115] 这里指的应是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事,时在1924年11月。

  

  张申府关于周恩来入党动机的说法同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共旅欧组织性质的判断有关。他曾反复向来访的党史研究者说明,早期的中共巴黎小组只是一个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自由组合,而不是那种列宁式的政治组织。张申府的证词有多大的可信度呢5?诚然,他的政治回忆中含有自夸和自相矛盾的成分,但是我们看不出存在恶意歪曲历史的意图,他顶多是按照自己的印象在注释历史,并试图在对逝水年华的蒙胧追忆中反刍当年的荣耀与浪漫的理想。这正是张申府之为张申府的所在,也是他无法成为一位真正革命家的原因。即令某种机缘将他一时推上前台,结果还是应了瞿秋白引用过的那句家乡俗话——“捉了老鸦在树上做巢”,这巢是做不成的。

  

  他记忆中的周恩来倒很象一位行为高尚的侠义青年,这与周后来表现出的气质和修养颇为契合,我个人是很愿意相信这样一位可爱的青年“伍豪”的真实存在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终其一生,张申府也未脱去其自命清高和不切实际的书生习气,他记忆中的人与事难免掺杂了经过主观印象滤光后的色彩。试想一下,在巴黎爱歌里路的公寓里啜着咖啡,望着窗外索邦栉比鳞次的屋顶,盘算着下午是去听耶纳的心理学演讲呢,还是到塞纳河边的咖啡馆去和朋友们讨论普列汉诺夫,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生活情调啊。虽然天生带着反骨,但他注定成为不了真正的革命家,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与他浪漫恣肆的天性格格不入6。他对周恩来的感情也可谓五味杂陈,虽然敬仰后者的人格并感其每每在关键时刻暗出援手,但是他的心底永远摆脱不了那个“老大哥”情结7。这种情结决定了他当年无法跟上社会剧烈变动的潮流,也不能及时体察身边年轻朋友的变化,通过学习和斗争他们可以将自己锤炼成坚韧无比的共产主义战士。

  

  张申府的“老大哥”心态终于得到报应。1922年6月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叫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组织,身在柏林的张申府没有出席成立大会,但还是一如既往地向年轻的革命家们发号施令。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1923年2月少年共产党第二次大会期间,尽管周恩来、赵世炎等极力斡旋与调解,多数代表还是通过了一项将张申府开除的决议,理由是其目中无人,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当回到柏林的周恩来向张申府报告此事时,后者大发雷霆,反指周在其中捣鬼。周的回答是:“你太过高傲自满,群众有意见,给你点打击。”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郑超麟在《记“少年共产党”》一文中有生动的记述8,后来在接受张申府小女儿张燕妮的采访时又重加证实。郑超麟说:“我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大原因是看了张申府为《新青年》所写的几篇文章。他是一个理论家、有操守的知识分子,但不是搞革命的人。”[130]

  

  张申府对自己1925年退党经过的回忆也是绘声绘色。当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张申府因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同蔡和森等发生激烈的争执,一怒之下愤然退场,据说周恩来也随着出来并表示支持他的看法,同时劝他不可一时冲动,反之必须遵守党纪,重返会场继续讨论以求大同而存小异。“但我终于离开。周恩来却继续留下去。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言毕张申府仰天大笑,还把“宁折不弯”这四个字写在纸上给人看。到此他还嫌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弯而不折”。接着他又比较俩人的家庭:“我父亲是读书人,周恩来的父亲是个生意人。气质不同:一个是倔强的、道德的,另一个是温和的、仁恕的。”[17-18]

  

  在脱党一年多以后的1926年3月14日,张申府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自白》,此文很能说明他的秉性和处事风格。他写道:“我不会否认: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脱离共产党因为我觉着我不适宜集体生活。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罗素的信徒。没有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此据英著翻译,190]

  

  张申府与中共领袖之间的佚事很多,最引人注目的还有两桩:一是在北大图书馆时对助理管理员毛泽东的颐指气使——“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后者曾在多个场合提起这段另其不快的经历9,而晚年的张申府则不忘以此自我标榜,强调当年“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230];另一个值得他夸耀的故事是,1922年在柏林,经周恩来介绍发展朱德入党,而代表中共旅欧支部接受申请的正是他。

  

  在张申府自己写的一篇重要回忆录中,叙述了在“四大”上的退党经过之后,他又加了一段说不清是自我批评还是自鸣得意的评论:“后来我到北京,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我脾气坏,我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张申府,1980,554页] 的确,张申府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曾多次“滚蛋”。不算那些大大小小的私人恩怨,他一生中称得上精彩的“滚蛋”共有四次:1921年从教育部任命的华法教育会,1923年从少年共产党,1925年从中共,1948年从民盟。而最后这一次“滚蛋”,不但彻底葬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也导致早年的倾慕者与他的最终决裂10。

  

  三 数学、逻辑与科学

  

  张申府原名嵩年或崧年,1893年生于河北献县一个官宦家庭,1986年以93岁高龄卒于北京。他常引以为荣的同乡闻人是官至四库总纂的纪昀,实际上两人出生的村庄仅仅相隔十几里11。他承认后者“在学术和政治之间穿插,比我来得漂亮”[25],或许这难得的谦词后面还有忌妒的成分吧。他早年在家乡读私塾,14岁被送到北京读初小,两年后入顺天高等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预科未卒业就直接读本科,在文科哲学门和理科数学门之间游走,又提倡“不考试运动”,结果从初小、高小、预科到大本无一文凭。1917年秋为蔡元培相中,被聘到北大预科教书,转年到图书馆工作。然而他既没有如其仰慕的前辈乡贤那样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博学鸿儒,也没有象他的早年好友梁漱溟那样由佛教和印度哲学而成为新儒家的一员;反之,他的问学之途由数学而逻辑、由逻辑入哲学、由哲学到政治直至积极地介入社会生活,成为20世纪初叶中国启蒙运动中的一个弄潮儿。

  

  “五四”前后,张申府先后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的活动,任《新青年》编委,又参与《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新派刊物的创办与撰稿。他发表文章最多的刊物是《新青年》及其衍生出来的《每周评论》,从1917年到1922年之间就有46篇之多。许多针砭时弊的新思想和欧洲知识界的新动向经他介绍不胫而走,如一战后罗曼·罗兰、罗素等欧洲学者联名发表《告欧洲知识分子书》,张申府立即翻译过来刊在《新青年》上,并名之为《精神独立宣言》:“精神的劳动者诸君,五年以来被军队、被检查吏、被交战诸国的憎恶怨恨所分异离析。散遍全世界的诸同人,今当藩篱方隳、边界重开之顷,我们敢请于诸君之前,把我们亲爱的联合重新成起。”12 由于他读得多,下笔快,文风犀利,在青年中有很大影响。

  

  张申府与罗素结缘始于他在北大图书馆的经历。那是1914年,刚入大学本科的他不久就翻遍了藏书楼里除工程技术外的所有书籍,一天忽然发现一本新到的英文精装书,是罗素的《我们的外界知识》,“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新意,又接连看了两遍,由此对罗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45] 后来他又搜寻到更多的罗素作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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