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俗读物《哲学问题》直到非常深奥的《数学原理》。罗素广博的知识、清晰的观念和优美的文字深深地打动了他，也极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冥冥中他好像悟出了一条拯救中国哲学的道路。与他的战友们喊出的“打倒孔家店”不同，张申府的信条是“打倒儒教，拯救孔子”，而他开出的药方就是用罗素的“名理分析法”和“逻辑原子论”来匡补孔子的社会伦理教义13。在1919－1920年间不到14个月的时间里，张申府共发表了十余篇有关罗素的论文和译作。特别是在罗素访华前夕，《新青年》发行了一期特辑（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由张申府策划，封面是罗素像和预告这位“世界的大哲学家”即将到访的消息，第一篇文章就是他写的《罗素》14。紧接着的第8卷第3号上，他又发表了《试编罗素既刊著作目录》。罗素显然看过这份目录，他在给自己的一个法国得意门生的信中说：“我现在介绍你认识一位中国同僚张申府先生……他对我的著作——全部著作——都有所了解（事实上比我自己还了解），并编制了一份难以想象的完整书目。”[123]

　　通过这份目录及其所附前言，张申府为自己造就了“中国罗素专家”的名声，然而他更系统地钻研罗素的科学与社会学思想还是在1926年以后，除了十余种译文外，他所撰写的重要文章包括《自由人的崇拜》、《罗素论原子新说》、《罗素自叙思想的发展》、《申府与罗素》、《罗素的演绎论》、《关于罗素》、《罗素论西洋文明》、《罗曼·罗兰与罗素》、《罗素的新书》、《祝罗素七十》、《海登教授论罗素的科学观》、《罗素——现代生存的最伟大的哲学家》等。值得指出的是，给他带来最大政治麻烦的那篇《呼吁和平》，也正是受到罗素反战思想影响的结果。在那篇惹祸文章刊出之后还不到两个月，解放大军已兵临城下，“围城”内的张申府在一个创刊不久的无名杂志上，发表了他在共产党掌权之前的最后三篇文章15。在题为《理性与狂妄》的第二篇文章中，他企图诉诸罗素的理性回应过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盟友们，实际上也是为自己的行为作最后一次辩护16。

　　罗素于1920年10月8日抵达上海时，张申府就是到场欢迎的中国学界代表之一，后来他们又在北京多次会晤并将通讯联系保持到1960年代，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夕。在加拿大McMaster大学保存的“罗素档案”中，有一封罗素于1962年9月17日致张申府信的副本，该信是答复张申府对其90寿辰的祝贺的，信中写到：“如果可以的话，我真希望能够同你见面，畅谈我们分别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我希望你会再写信给我，因为我喜欢听到你的讯息。”[147] 在罗素去世之后，张申府在罗素研究方面仍是一副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架势。在1979年12月的一次访谈中他说：“我可能是全中国唯一了解罗素的人……罗素本人不认识孔子，但他的思想事实上十分接近孔子。其他人看不到这一点，但我看到了。就算罗素不承认他的学说接近孔子，但我的哲学能把他俩拉到一起。我是他们的桥梁。”[139]

　　张申府对罗素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数理逻辑的痴迷，而他能够早在1914年就踏进这个曲高和寡的领域，要得益于那时在数学与哲学之间的游弋，他的兴趣得到时任北大数学系主任的冯祖荀的支持。1920年赴法之前，罗素曾为他写过一封介绍信，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学生、才华横溢的青年数学家尼确（Jean Nicod）。张申府后来就此事回忆道：“任何科学上新的东西，都是我追寻的对象。尼确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他是一位背叛性的数学家，死得很早。1920年我对他的微积分的单一公理产生兴趣，请罗素在巴黎给我介绍。但到了巴黎，我却不好意思找他，因为我的法文仍然不行。不久在1924年他逝世了，但我仍然对他的著作有兴趣。我特别喜欢他的《归纳法的逻辑问题》这本书。”[123－124] 后来他又对罗素的另一名气更大的学生维特根斯坦感兴趣，1927年将其《逻辑哲学简论》翻译成中文，名为《名理论》。

　　张申府在德国的时候，经常从柏林跑到哥廷根去，据他说是为了同大数学家希尔伯特会面：“我一有时间就到哥廷根和希伯德讨论，他开拓我的眼界，让我从新的角度看数学和物理学的关系。” 张申府是否具备同希尔伯特讨论数学和物理问题的资本是值得怀疑的17，他如下的叙述却更为可信：“这个大学城镇是我逃离烦嚣的柏林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世界十分美好，到处是思想高超的人物”；“在哥廷根我决意翻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爱因斯坦，我在中国时便已经对他留意。1920年3月我写了一篇文章：《科学的革命》18，我是第一个指出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思想史上的突破性以及重要性的人。他的学说使宇宙较为清晰、较为容易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也有很大的美感，它总结了和改变了物理学上所有的概念，使物理学更加哲学化。”[122－123] 他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以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称为“三绝”，因为它们“都是当时趋向绝顶的东西”；“记得有一次在柏林寓所集合了一些最熟的朋友，谈了一晚上‘三绝’”。[张申府，1993，99页] 无论如何，张申府的翻译的《相对论》没有出版19，但他一生确实发表了多篇介绍爱因斯坦的文字；除了上述文章外，他还翻译过罗素的《相对论与哲学》和《什么是物质》（节译罗素《相对论ABC》之一章），撰写过《爱因斯坦的人生观》、《具体相对论》等。他也翻译过罗素的《量子力学与哲学》，写过介绍伽利略、牛顿、伽罗瓦、弗洛伊德、庞德里亚金（Lev Pontrjagin，苏联拓扑学家）、卡尔纳普的文章。他的哲学随笔集《所思》与《续所思》，则是有意仿效帕斯卡和蒙田所为。

　　张申府对科学史、科学哲学，以及科学同社会的关系的关注应该特别提起。据他回忆，他生平发表的第一篇见于刊物的文章是1915年的《女算家古洼列夫斯基夫人传》20，关于此事的背景下文还要提到。1917年《科学》杂志第3卷第6号上发表的《教育中科学之需要》，则可能是他最早的一篇学术论文。据他记忆还曾在创刊不久的《科学》上发表过同数学史家李俨的通信21。1919李俨在《北京大学月刊》上分三期连续发表《中国数学源流考》，张申府为此还写了一篇《识语》，文末称“吾与乐知虽没见过面，几天一封信的往还已经两年，并尝同他通力合作的抱残守缺搜罗中国算籍；晓得他的确是个今日不可多得的学者。”22 抗战期间，张申府还以“算史氏”的笔名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过多篇介绍国外数学家的短文23。同期他在这份共产党的机关报上发表的文章还有《科学上的实践与理论》、《科学与民主》、《科学的发达》、《从墨家看科学》、《苏联科学的一般特征》等24。

　　张申府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哲学解释。于光远写过一篇题为《这件事得感谢申府先生》的文章，文中介绍自己于1936年上半年在清华大学读最后一个学期时，出于对张申府思想和人格的敬仰而选了他讲授的“形而上学”课。在课堂上张申府经常离开课本去讲时事，启发学生的抗日救国觉悟，同时也“讲物质、意识、时间、空间，讲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点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为学生开列的参考书单中列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于光远说：“在当时沾上了一个‘马’字就会受到迫害的国民党统治区，申府先生把这两本书列为参考书，是很要有一些勇气的”；“我就在图书馆把这两部博大精深、逻辑严密、论辩尖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巨著（英译本）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那时我的水平当然很低，但阅读之后还是使我一下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它的信奉者。我真不知道当时如果没有申府先生指定这两本书作为参考书，那我将会在什么时候读到它们。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必须感谢申府先生。”[张岱年/汤一介，1997，7－8页]于光远后来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自然辩证法”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创始人。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语境中就象一个法力无边的大口袋，同科学沾边的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被它一股脑儿地装进去。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张申府正象《西游记》里那位从弥勒宫中盗走魔袋的黄眉童儿。由于他的指点和启蒙，共产党内多了于光远这样关注科学问题和具有批判意识的理论家，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这些新兴的学术事业得以在特定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起来。

　　四 婚姻、女人和性

　　张申府的前两次婚姻都是由家庭包办的，他对第一任妻子朱德浓怀着深厚的感情。但是1914年朱德浓分娩数日后去世，忧郁中的张申府开始对数学发生兴趣，不久就发表了那篇关于俄国女数学家“古洼列夫斯基夫人”（即柯瓦列夫斯卡娅，Sofja Kowalewskaya）的小传25。他投身数学的潜在动机有点象青年郭沫若之钟意医学，不过情趣要高雅一些。“他怀有一个不太秘密的憧憬，便是在传统无才便是德的朱德浓之后，他的另一位女伴要象一位俄国女数学家。”用他自己的话说，“让我从远距离，也就是在我的幻想中，探索另一类的女性”；“当我写高素娃（柯瓦列夫斯卡娅）传记时，我是把我的两个新的爱恋对象，女性和数学，结合起来。”在那篇传记中，张申府还发出了“谓女不如男者，岂天哉，人为之也”的疑问，模糊地表达出他超时代的女权意识来。[42-45]

　　张申府的第二次婚姻导致他对封建家庭和传统婚姻观念的愤怒与背叛。本来他看中了一位在北京和天津的火车上数次相遇的少女，并努力想象着将她同心目中的知识女性结合起来，父母也答应为他所心仪的女孩去找人说媒；但是当他被告返乡完婚时，才发现新娘不是自己的意中人。这次婚姻的结果给他带来一对自己“没有怎样理会”的儿女，但是反面的效果却是惊人的。张申府说：“我觉得受了欺骗……这新娘完全没有吸引力，非常愚笨。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大量阅读罗素，我觉得他关于婚姻自由和性自由的观点十分有意思。他救了我。”他又企图从逻辑上论证悲剧的原因：“我是谬论的受害者。我知道谬论，象谎话一样，只是推理错误的结果。倘若查出了错误假设的所在，那就有希望。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以及我遇到刘清扬的时候，我就推论出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正是这样的一个错误假设。象罗素一样，我爱上了逻辑，并向婚姻制度宣战。”[44-46]

　　张申府对罗素的羡慕与崇拜自然包括了后者在婚姻与性方面的思想和实践。罗素访华期间发生的一个小插曲，颇能说明张申府在这方面是如何不遗余力地捍卫他的精神导师的。问题起因于陪同罗素访华的女友海黛娜（Dora Black）的身份，这一有关礼仪安排的细节使东道主感到有些为难26，在公开场合与媒体上，主人介绍罗素与海黛娜的关系时或是用“亦师亦友”的晦涩说辞，或是径称后者为罗素夫人。这使张申府极度愤怒，为此他写了一封信给《晨报》编辑，痛斥这种伪君子态度27。在1946年所写的那篇《罗素——现代生存最伟大的哲学家》中，他还不忘提醒读者：“罗素得到人们极大的钦羡，这可从他生命中的女人所表现出的高度忠诚见得到……有些人对他憎恨，就是因为他得到人们的爱护，特别是女人。”[150]

　　张申府自己也在准备实践了，因为此时他已经迷上了热情泼辣的刘清扬。出生于天津一个回民商人家庭的刘清扬17岁就参加了同盟会，后来又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组织觉悟社，在“五四”运动后曾被全国学联派到南洋去募款（同时派去的另一个人是张国焘）。当张申府还在为他的第二次包办婚姻感到痛苦时，刘清扬已经在哥哥的支持下成功地解除了由父亲安排的婚约，全身心地投入到妇女解放和爱国运动中去了。1920年11月张申府以秘书身份随蔡元培赴法，同船的二十几名女青年中就包括刘清扬。名为《歌狄娜》的邮轮从上海到马赛整整走了30天，张申府住的是头等舱，在蔡校长及船上其他同胞们的眼皮底下开始演绎他同刘清扬的浪漫曲28。张申府说：“我们同船去法国的时候，是她先向我首先示爱”[72]，“可能我们快了一点”，“在上船前，我已另有女友。我不知道我的感情为什么转变得这样快。在女人方面，我真象罗素。”[8] 他还多次得意地提及，刘清扬在上船赴法前仍然是个处女，而他已结过两次婚，另有情人并且是三个孩子的父亲[84]。

　　“纵别有佳人，一般姿态，怎似伊情投意解，恰可人怀。”洪昇《长生殿》中的这段小曲显然适合张申府心目中的刘清扬。到法国后他们就开始同居了，翌年刘清扬生下一子。在张申府一生与其有过密切关系的女性中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