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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知人论世的历史研究

更新时间:2013-05-06 10:48:26
作者: 李怀宇  

  此行访问了北京、洛阳、西安、敦煌、兰州、长沙、昆明、成都。余英时先后会见了俞平伯、钱锺书、唐兰、唐长孺、缪钺等心仪已久的学术前辈。在成都,缪钺先生是杨联陞先生的内兄,也是钱穆先生的朋友,余英时表示要去看他。四川大学提出,今晚让缪钺到旅馆来看余英时。余英时说:“不行。第一,中国规矩是行客拜坐客。第二,他是我的前辈,如果把他搞到这里来,我就不见了。要么就让我去看他,不要就算了。”第二天,四川大学就把缪钺的家搬了。缪钺在1978年11月15日给杨联陞家的信中说:“因为余先生来访,川大很快地给我调整了住房,并布置楼下那一个大间作为接待室。”

  余英时自1950年离开中国大陆后唯一的访问虽然只有一月,却深深地勾起他的“中国情怀”。从敦煌回来的路上,余先生诗情勃发:“一弯残月渡流沙,访古归来兴倍赊。留得乡音皤却鬓,不知何处是吾家。”

  

  文化与历史的追索

  

  1962年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余英时在密西根大学任教,学生中有比他大十二岁的黄仁宇。在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多处写到余英时热心地为他推荐工作、申请研究基金。当时黄仁宇赋闲在家撰写新书《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经余英时告知台湾《联合报》老板王惕吾,资助黄仁宇两年的研究费用,使其生活无虞,专心写作。1991年7月4日,余先生为黄先生的《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写的序中说:“我们无论是否接受作者的史学预设或同意他对于具体事件的解释,我们都不能不对他的知识真诚和故国情深表示一种同情。”

  余英时在密西根大学任教四年后,1966年秋天回到哈佛大学任教,1967年春天拿到长期聘约。当年华人学界,杨联陞之后,哈佛大学最耀眼的学者当属余英时。此后,余英时自北而南,1977年受耶鲁大学礼聘为讲座教授,1987年受普林斯顿大学礼聘为全大学讲座教授,这在美东常春藤名校中可能是少有的纪录。

  读余英时的著作,常常发现字里行间闪烁着对人的关怀。在他看来,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2002年9月22日,余英时为《士与中国文化》写新版序,表示近来极力避免“知识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识人”:“我想尽量恢复‘intellectual’的‘人’的尊严,对于中国古代的‘士’更应如此。把孔、孟、老、庄一概称之为‘知识分子’似乎总不免感觉着有点别扭。但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我只能求一己的心安,却不敢奢望别人也同情我的感觉取向。”

  凡是与余英时深交的人,无不感受到他的古道热肠。余英时义不容辞地为友人写序,已集成《会友集》一书,而他的多部著作也由友人求序而引发而成,《重寻胡适历程》、《未尽的才情》便是如此。余英时行文与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颇为相似。当年梁启超为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下笔不能自已,竟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余英时为《朱子文集》的新标点本作序,步步深入而成《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

  余英时的著作几乎跨越了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初次见面时,我问余先生为何不写通史?余先生回答:“我自己觉得花几年时间写通史,还不如在某一个特别的领域用几年真正深入地研究,可以产生新的知识。通史必须尽量求全面,许多专门领域,自己不甚了了,也得涉及。这也是我不敢下笔的一个原因。只要所选专题很重要,即可由专中透出通贯的见解。譬如我花了好几年时间写成《朱熹的历史世界》,自觉打通了宋代政治与思想之间不少隔阂,也有助于‘通’。这是以‘专’济‘通’。学历史的好处不是光看历史教训,历史教训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错误,到后面还是继续犯,因为人性就是大权在握或利益在手,便难以舍弃,权力和利益的关口,有人过得去,也有人过不去。所以读历史的最大好处是使我们懂得人性。”

  来源: 《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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