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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晨:“成人”的哲学与哲学的“成人”

——基于邓晓芒《“成人”的哲学》反思考

更新时间:2013-05-05 20:41:41
作者: 刘晨  

  

  (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内容提要]哲学的要求在于对“思想的再思想”。而人作为“在”的存在,需要在不断的“自否定”中达到启蒙之后的“理性”,与走出媚俗的非理性状态。“成熟的理性”与“理性的成熟”就在这两个线索的发展中完成对接。最终成为“人”的哲学。本文基于邓晓芒的《“成人”的哲学》来反思,中国的“成人”如何达到,以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哲学的意义如何去避免掉进“他者的人”之陷进,而回到“人”作为“自己的存在”。

  

  [关键词]“成人”;“自否定”;哲学;理性的成熟;反思性的思维

  

  哲学的开端是作为经验的原始事态,就是人的开端。

  

  ——邓晓芒《“自否定”的哲学原理》

  

  一、概念辨析与问题提出

  

  就生理意义上的“成人”而言,她是指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人,与儿童相对。比如《论语·宪问》中就说道:“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 藏武仲之知, 公绰之不欲, 卞庄子之勇, 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她的隐喻是一个成年人应该具备的常态,这样的常态在外界看来,金额以达到“勇”、“不欲”或“礼乐与艺”等。掌握某种社会技能的同时,也就具备了超乎一般意义上的“不成熟”。反之,则为“未成人”。

  

  但是,本文的“成人”主要暗指在自古希腊以来的两种精神性的超越与自省。“西方的理性主义是由两种精神辩证结合而成的,这就是自古希腊以来的”逻各斯精神”与“努斯精神”。前者发展成为西方的理性主义中的逻辑精神,后者发展成为西方理性主义中的超越精神与自由精神”(邓晓芒,2005:P120)这样的一种超越不仅仅是自我否定或自我精神提升那么简单。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西方的理性主义所引发和演变出来的这两种精神,可以直接贯穿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流域与发展中。从西方世界的文明演变与文化形态来看,由此而成的努斯精神与逻各斯精神的内涵变奏出的现实情境大概就是所谓的“自由与理性”为载体的“文化体系”。这样的文化体系背后又是“契约精神”为要义,逐步达到了现代西方文明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支撑框架与逻辑。

  

  于此,这也就不得不与“启蒙”关联起来。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何兆武 译)中谈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能对运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L·Kant,2008)启蒙所引发的问题是,如何运用自己理性的问题,而理性的发展又引导出了“逻辑”与“自由”的问题。“成人”也就在此别于普遍性的理解,即不仅仅是掌握某种外在的社会技能,还要有内在的理性精神、自由精神、逻辑精神等。

  

  问题是,“人”找到了理性的思维方式(邓晓芒,2005:P1119)后如何走向内在的逻各斯精神与努斯精神。这中间必然会引起一个“断裂”的存在。也就是说,需要一个中间性的桥梁,在实践与时间双重的作用下,引燃自我内心的理性。哲学由此成为理解人的一种学科而存在。(邓晓芒,2005:P200)她需要的是一种基于“自否定”的反思性思维,进而把“人”本身从一个“启蒙”到“理性”再到“逻辑与自由”的精神中完成一次性的到达。

  

  二、哲学的“自否定”与反思性思维

  

  邓晓芒在《“成人”的哲学》中谈到:从我自己的专业即西方哲学史的研究领域中开始操练这种方法。我想,如何从西方哲学史上的个别哲学家的思想中寻求推动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矛盾生长点。他自身的“矛盾”法,则不外于“反思”与“自否定”。(邓晓芒,2005::P200)而这样的一种“反思”从本质上说,就是矛盾的辩证法,它的内核就是“否定性的辩证法”。“它是事物过程取得肯定和积极发展的内在原动力”(P200)

  

  与马克思的矛盾分析法不同的是,马克思的矛盾普遍性与客观性是站立在揭露“矛盾”,正确对待“矛盾”为前提的一种分析法则。具体的说即为:(1)矛盾存在一切事物之中。(普遍性);(2)矛盾贯穿于每一个事物法则过程的始终。马克思曾说,一切事物从它的产生到消灭,时时刻刻都存在着矛盾,在新旧,矛盾之间绝不存在一瞬间的无矛盾状态。而且,马克思的矛盾分析法,又需要人们将事物的发展对立起来。另外,马克思主义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某种意识形态,它的后果是导致了“非黑即白”的社会思维方式。

  

  从马克思的矛盾分析法的内在可以看出,其中缺少哲学意义上的“自否定”,只是在矛盾作为动力的某种原因,在普遍的意义上,做出所谓的“对立—发展”的作用。但是,哲学本身的“自否定”却并不如此,她是“一切哲学思考是哲学表达的预先承诺”(邓晓芒,2011:P87)邓晓芒在《“自否定”的哲学原理》中谈到,人因自否定而开始在,并且人因在每一个瞬间中开化寺在而持续在,所以,人就是自否定,历史就是自否定。(P88)这也就是说,人的在,因为在而“此在”,而又因“在”而人本身就“存在”,“在”之后的可能就是历史的“在”,也就是“人”的“在”。人的“在”的背后原因就在于“自否定”的“在”。所以,哲学的“自否定”就将人从“在”的过程中,达到了“自我”的“存在”,继而有逻各斯与努斯精神的超越,从而从启蒙中获得理性,或者说“运用理性”再走向“理性的成熟”。

  

  同样,“凡事想从事哲学的人,他已经在语言本身中自否定着了(逻辑意义);另一种意义是,这种自否定所表明和证明的还不仅仅是他的语言的本性,而且是他的存在的本性,即他的生命。故此,这里面的“逻辑”即为“生命—自否定—在—本性”。可以看出,这样的一种内在逻辑就构成了一个设问,如何将“人”的“在”上升到“自否定”的状态中,他的动力是什么?其实,邓晓芒也在《“成人”的哲学》中给予了相关的回应。他说,哲学就应当提供一种适应时代条件的新的人生哲学和伦理生活规范。(P125)表面上来看,可能是需要类如社会规范性质的哲学语言与思维,但是背后却是人由于自我内心的“自否定”达到“规范”,进而才有可能完成: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一员,由洛克所言的“同情心”完成“规范”的缔造,在本文看来,这是一种自觉。这一连串的“过程”,都涉及到了人的“在”需要反思性的思维。正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言,“反思”是人的一种本能。如果没有这样的“本能”,或许“自否定”是需要被疑问的,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内在的过程是无法达到的。

  

  由此来看,哲学中的“自否定”与反思性思维,就构成了一个逻辑问题。先应当存在“反思性思维”,而有了这样的前提,再“存在”“自否定”,从而人就上升到了一个“生命的本质”状态。由此完成“人”所需要的超越与达到。

  

  三、“成人”的哲学:作为哲学的“成人”

  

  上文中我们已经谈到,哲学的“成人”方式是什么样的,不是什么样的。只不过,我们所涉及的疑虑,并未给出一个详细的回应或者是“总结”。在此,我们有必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论证逻辑。也就是:哲学的“在”就觉得了“人”的“在”,而因为“在”就导致了反思性思维的“在”。这也就觉得了“自否定”在矛盾分析与发展中,将人以“逻各斯精神”与“努斯精神”为前提的“在”推向了“理性”,并走向了“成熟”。这样的成熟背后,就是“启蒙—反思”的一个内在框架在缔造出人的“在”走向“人”自身。人的生命意义就在于此。而人的完成,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内在逻辑。只不过,当哲学并未“成人”的时候,那么一切假设都可能成为一个疑问,或者是符号。

  

  哲学的“成人”是“成人”哲学的前提,更是“成人”的哲学需要完成的一个过程和演变。从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哲学史》可以看出,哲学在欧洲思想的起源是因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或者说最早的神话与数学逻辑,就导致哲学的诞生。哲学进而穿插了整个“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工业社会,再到如今的“后现代社会”。哲学的演变史也就是一部社会演变史。他所承担的责任是反映从经验意义上的生活形态,更是人类思考问题的嬗变逻辑与内在道理。从古希腊哲学发端到如今的西方哲学,都意味着一种随着环境因素、地理条件和文化氛围,形成的一种海德格尔所说的“路标”。当人们试图对康德、洛克、维特根斯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边沁、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毕达哥拉斯、芝诺、苏格拉底、梦田、伊壁鸠鲁、斯宾诺莎、孟德斯鸠、维科、西塞罗、卡西尔、海德格尔、萨特等等,无论是什么样的哲学思想进行解构与解释的时候,往往忘记哲学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存在,对社会未来的达到完成起到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毋庸置疑,哲学已经在一代代的哲人努力之下达到了“成熟”。有一点至少可以证明,即当后人都试图对前人的思想进行解读的时候,不是因为后人无法超越哲学的前人,而是希望能够从中得到超越的机会和思想资本。这一点,在人文社科科学中,这一整套论证的逻辑思考都未达到,而哲学却始终在完成这样的工作和努力。而当哲学走向成熟的时候,她的成熟与“人”的成熟并不一致。

  

  “人”的成熟又需要“哲学”来做指引。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都需要哲学的引导与匡正,甚至是一种启蒙。哲学所禀赋的哲理,恰好是“人”走向理性的前提。正如邓晓芒在《“成人”的哲学》中所言,真正的思想就在于不断的反思,即“对思想的思想”。(P124)这一过程恰好是回应了“哲学的成熟”,也说明了“哲学的意义”。

  

  哲学的意义背后恰好需要哲学作为一种思考的方式,需要有哲学的使命出现。哲学的使命在我看来,她无外于某种完成和塑造。前文中我们已经分析了“人”的自我完成的过程,恰好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注定了“理性”完成的前设是“人走向了成熟”。与启蒙不同的是,人在运用理性的同时,也应该完成“人”的成熟状态。而二者的相互嵌入,就构成了本文的一个假设“理性的成熟”。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两个维度的产物,一个是“人走向理性”(启蒙),另一个是“人”成为“人本身”,继而走向成熟。最终完成这样的衔接与对接,即“理性的成熟”。需要额外指出的是,邓晓芒等人认为,这里面“自否定之后”需要的是新批判,但是我个人认为,邓的前提假设是多余的,正是因为“人”自身的“否定”,也就无须再进行所谓的“新批判”。批判只能说是后人对前人,或者是对后人自身的一种假设,而不是“否定”。人自己是可以完成这样的过程,与其说采用“新批判主义”可以完成这样的哲学使命,不如说人从“启蒙”走向“成熟”的理性,即可以在“自觉”的状态中完成自我的演变。

  

  故此,人的“在”也就决定了需要“启蒙”,需要“自否定”的“在”。这样的“在”又需要一个“人的思考”,即“反思性的思维”。从而才可能走向“成人”。完成从“哲学的成熟”到“成熟的哲学”。这样的过程,简单的说就是,先有“哲学的‘成人’”,再有“成人”的哲学。这就是哲学的使命之思考。

  

  四、启蒙与东方哲学的本质及变向

  

  “中国文化正处于一个“自否定”的转型时期。”(邓晓芒,2005:P126)他说,这是“几千年的古老文明重新需要焕发生机的难得机会”。自从皇权解体后,中国的哲学也面临着一个困境,即如何保持自我的哲学性(中国性)来“对抗性的合作”西方哲学。而东方哲学对于“人”的“在”并未有完成的基础,而是“安身立命”的一个机会。类如儒家的“哲学使命”在“辅助君王”治理大众的前设下,完成“自我的安身立命”,而道家的“哲学使命”在于“出世”。也就是说,“无为”之后却是“与民自得”。但是,大多数的东方哲学思考,是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层面上来做出一个解释,这“得益于”商鞅变法后的“法家”思想的一个谋略,即打破“中间阶层”,直接将国家面对个人。但是,用弗朗西斯·福山的话说,虽然失败,但后来在新中国之后的政治哲学中完成的尤其的好。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个人的“在”与国家的利益是比较渺小的,甚至宋明理学之后的“在”,也就更需要为“国家利益服务”。而个人利益,在国家利益面前“不值一提”且在必要的时候“须得放弃”。

  

  但是西方哲学恰恰相反,西方哲学的启蒙意义在于个人主义下的“契约精神”。这是由努斯精神与逻各斯精神之后的一种自然产物。这就是邓晓芒在《“成人”的哲学》中所说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其实,在中国文化系统中,也就类似的产物出现,五四之后的费小姐(自由)、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都被从日本引进到大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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