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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彪:双重追赶战略下的均衡中国与经济变革——十八大后中国经济的战略取向

更新时间:2013-04-29 20:44:55
作者: 刘志彪  

  迫使经济出现以“转体制、转方式、转发展的立足点”为主要特征的转型升级需求和压力,同时这个过程的主要副作用是可能难以避免的通货膨胀趋势。一方面,前一种情景正是我们过去梦寐以求的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即经济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和推动力量开始形成,发展进程越来越接近于人本化的本质要求。过去我们推行的转型升级之所以成效不显著,是因为经济变革缺少这样一种内生的动力。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在这个环境形成的过程中,如果不断上升的要素成本难以被相应的创新和生产率上升所消化,就必然会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如民众收入的不断提高将推高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所有消费品和劳务的价格水平,同时使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劳动的机会成本提高,由此带来经济体系中的连锁涨价反应和物价总水平长期上涨的潜在压力。

  第四,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会下拉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这种条件下,意味着企业只有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水平提升等创新驱动因素支撑,才能够生存和发展,因此它预示着中国将进入创新驱动和结构调整的快车道,但由此经济增速会降低。这是因为:一是低附加值出口导向的企业势必会被挤出国际市场,原来某些低技术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会被逼转移到周边一些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二是成本高企态势下的市场竞争,虽会“倒逼”企业产业升级,但暂时不能适应的企业会因此而破产倒闭,这是以适当速度换取结构调整的代价之一,也会表现为速度降低;三是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升,消费者选择自由度增加,企业之间竞争消费者的力度空前提高,企业投资风险更大,投资行为也会更加谨慎;四是在过渡到以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将直接面对发达国家高竞争力企业的竞争,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和由此决定的市场差距,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空间。

  第五,在可能的“高通胀”、“低增长”的经济滞胀中,社会可能因此付出高失业率的代价,经济将可能较长期地陷入“低增长、低就业、高通胀”的“滞胀”漩涡。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的历史经验看,显然短期承受这种“阵痛”才能真正实现长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未来化解这种两难选择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尽快进入创新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轨道。这种转变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减少对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过分依赖,转向更多依赖第三产业; 二是把过度依赖出口、投资转向依赖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互相协调;三是把依赖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向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上。这个过程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资本调整和劳动调整,由于要素调整尤其是劳动的刚性,社会必然会出现各类结构性失业。如果发展的动力机制转换不力,发展的社会保障基础不牢靠,中国就极易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陷入发展的陷阱。

  因此,我们说要避免陷入发展的陷阱,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说要在相对均衡追赶战略下,面对以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变革的挑战,及时转换发展政策取向,从而抓住新经济变革所提供的发展机遇。

  对政策决策者来说,为了应对要素价格不断上扬的压力,首先是货币政策当局需要控制好货币的发行量,这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本前提。但是这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还远远不够。考虑到中国物价的变动极大地受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波动的影响,而后者又不是货币管理当局能够有效控制的变量,因此需求管理政策需要辅之以供给面的改善政策,以扩张有效供给和改善供给结构。例如,世界油价问题、粮食进口问题、矿产资源进口价格问题等,都是显著地影响中国物价总水平的重要变量,都不是中国货币管理当局可以自主调节的变量,而需要从供给角度开拓新的多元化的供给来源,或寻找新的替代解决方案。再如,为了应对“低增长、低就业”的压力,必须纠正长期的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不良倾向,把发展的立足点真正转移到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低一些的增长率不可怕,可怕的是增长无效率。政策决策者应该追求的是“居民有收入、企业有利润、政府有税收”的协调同步增长。为此,未来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要从偏向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到偏向于追求直接关系民生的就业和反通胀上来,不断完善各类社保、医疗和养老体系,由此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对企业界来说,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对从事实业的企业压力最大,但是也会给勇于创新的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一是收入的增长和消费的提升,是企业抓住商机变化的重大战略机遇。全面研究和把握居民消费的升级趋势,在更加差异化的细分市场中找到蕴藏着的巨大商机,体现了企业战略管理的水平和能力。二是以收入增长为依托的内需扩大,必将带来具有本地化生产和消费特征的中国服务业的大发展,率先行动的企业将在各类生活类服务业如养老、医疗、健康、家政、旅游等领域找到重大发展机遇,在生产性服务业如信息技术服务、金融保险理财服务、法律财务咨询服务、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找到新的增长点。三是消费的升级和差异化,将给企业以明晰的信号,引导企业沿着创新驱动方向发展,从而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消除工资快速增长的负面作用。

  

  经济变革的战略途径:向结构调整要速度、要效益、要质量

  

  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一方面,2008 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至今没有完全消退,全球经济正运行于重大技术革命到来之前产业结构调整的周期性底部阶段,一旦以3D打印机为特征的智能化技术革命浪潮正式确立,世界经济将由此进入新一轮上升阶段。在此之前,全球经济将长期处于衰退的底部阶段,中国将长期面临并不宽松的全球发展环境。而影响国内中长期经济运行的环境因素,是前期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土地红利都在逐步消失,同时体制瓶颈、发展瓶颈、资源瓶颈、环境瓶颈等制约因素集中出现。

  另一方面,支持持续增长的因素则表现为,新一轮改革的制度红利正在发力; 数量型的人口红利虽然在减弱,但是人力资本红利正在累积;低成本模仿和学习的红利趋于消失,但是创新驱动的红利正在增长。另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其实使中国的发展更加具有缓冲能力,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同理,中国具有众多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和城市的再城市化的红利,也有很大的空间和厚度。

  中国发展的经验证明,我们的困难不在于速度的高低,而在于在既定的、适合的速度下,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如何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向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就提出了如何围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做好持续发展这篇文章的问题。发展理论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积极主动地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迎接新经济变革所提供的战略机遇的不二法门。向结构调整要效益,向结构变化要速度,是走出仅仅依靠投入和消耗维持发展速度的怪圈、全面进入集约化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标志和途径。

  笔者认为,十八大后的中国在追赶战略目标下,需重点考虑以下几种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问题,以建立顺应经济重大变革时代的均衡发展机制:

  第一,从需求结构看,最重要的是必须调整好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均衡关系,确立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只有需求这个龙头调整好了,整个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会有正确的方向。以追赶战略下增长所依赖的市场为例,过去追赶战略所依托的是外需市场,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逐步失去了这种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的增长条件,因而怎样利用自己的内需市场去实现新一轮的追赶,就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选择。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背景下,目前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前景分崩离析,同时欧盟和美国将达成一项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壁垒被打破后,它们之间每年的贸易总额将达到4500亿欧元左右。为此,需要中国学者认真严肃地评估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具体内容,以及一旦实施可能对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影响。总的来看,这种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迫使中国要更加积极主动地调整开放战略,更紧迫地实施基于内需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再如,虽然从总体上看,如果没有足够的需求力量的支撑,我们不可能诱导企业生产率增长从而消除成本高企态势下的各种负面作用,但是如果这种需求仅仅是外需而不是内需,也无法引导企业进入自主技术创新的轨道,更无法实现赶超战略下相对均衡发展的目标。因为实践证明,自主创新必须基于中国庞大的内需,基于外需进行国际代工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国际代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只能做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的业务(如加工、制造、装配),而无法做“中国设计”和“中国创造”。因为在国际代工下,一方面,中国的比较优势将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另一方面,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和业务又被牢牢地掌控在跨国企业手中。在开放的全球化经济中,发展国内价值链,利用中国庞大的内需和纵深的产业转移基地,培育掌控产业价值链两端的中国跨国企业,才能够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为此,需要我们依托内需市场组建中国跨国公司,建立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才能抓住新一轮经济变革环境所提供的发展机遇。

  第二,从供给结构看,最需要调整的是产业间均衡关系和产业内均衡关系,建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产业间的均衡关系和产业内部的均衡关系,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实体内容。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建立中国产业间的均衡关系,就是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替代那些低附加值、低技术水平、高消耗和高污染的传统产业,替代那些容易引起经济泡沫、使经济过度虚拟化的产业,就是要摆脱对污染严重的重化工业的依赖,降低对低附加值、高消耗产业的依赖,解除房地产泡沫绑架经济发展进程的危险格局。建立产业内部的均衡关系,就是一方面要打破市场结构的垄断尤其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放手让民营经济进入,进行充分竞争;

  另一方面,要通过竞争和并购等资产重组形式,在现代产业体系内形成以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为主的市场结构,代替那种“大企业不大、小企业不小”的低水平过度竞争格局,利用自己的内需力量培育和壮大中国的跨国公司。因此,产业的均衡化和高度化,既表现为经济资源不断地流入高附加值、高技术水平、高生产率的产业部门,同时不断地淘汰那些低附加值、低技术水平、高消耗和高污染的传统产业,也表现为产业内部的资源在市场信号驱动下通过竞争选择向效率高的企业集聚和集中的过程。供给结构调整的通俗说法是用加减乘除法:( 1) 加法。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让其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从而逐步替代房地产这个事实上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2)减法。要逐步淘汰“三高一资”产业,使政府预算逐步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再建立在类似泡沫化的房地产业等的“沙滩”上。( 3)乘法。要通过完善鼓励创新的措施,提升科技在发展中的贡献度,增加专利和核心技术。( 4)除法。通过法制化建设,推进市场竞争环境的相对公平化,使市场主体进行以效率为核心的经济竞争,对称化市场主体的权、责、利,从而形成产业结构调整的微观机制。

  第三,从空间结构看,最需要调整的是东中西经济布局的均衡关系,建立以国内价值链为基点的产业治理关系。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突出地表现为沿海化、城市化、城市群化三种倾向,生产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大城市和发达省份。如目前沿海三大城市群(环渤海湾、长三角、珠三角) 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和增长极,面积只占全国 3. 4%,创造了全国近 40%的 GDP,全国70%左右的货物出口,吸引了一半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当前,我国沿海地区、大城市和发达省份正处于全面建成高水平小康社会和启动基本实现现代化征程的阶段,经济集聚状态将会进一步显现,而同时“过密效应”下所显示的大规模的产业扩散效应还没有真正到来。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一是这种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区域集中趋势,在引入了开放型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因素后,可以发现并不仅仅是政策的区域歧视带来的,更重要的是地理位置、出口导向、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在形成地区发展差异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形成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二是这种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区域集中趋势,导致了中国区域间居民生活和福利的严重不均衡。出于对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十八大之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很自然地就是要使中国经济增长在空间上保持相对的均衡发展。回归地区均衡发展趋势,从表面上看似乎可能有损于直接的经济效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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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1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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