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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原因及相关启示

更新时间:2013-04-26 22:53:35
作者: 李军  

  西班牙居民家庭利用接近于零的低利率超前消费。2006年,西班牙家庭平均负债率即已达到可支配收入的115%。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银行也放松了对投资环境的考察,放宽了对个人贷款的质押要求,这更进一步刺激了国内市场对房屋的需求,导致在住房数量增加一倍的情况下,房屋价格仍然由1997年的每平方米700欧元增长到2006年的2000欧元。这种舍本逐末、通过刺激个人消费来带动经济发展而忽视生产性投资的增长模式,显然具有很大的脆弱性和不均衡性。当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由房地产泡沫制造出来的虚假繁荣很快便消失了。在宽松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以后,此种通过拉动内需带动经济的增长方式便难以持续。

  第三,忽视提高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经济结构失衡且缺乏创新。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西班牙的经济效率、竞争力相对疲弱,西班牙工人平均的生产效率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75%。由于经济结构失衡,原应最具有发展潜力的能源、工业和金融业等部门对GDP增长的贡献仅仅占到11%,而为经济增长作出主要贡献的领域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建筑业等技术水平较差、并不参与国际竞争的部门。譬如2006年,大多数新提供的工作岗位主要来自于建筑业和与房屋销售、租赁有关的服务业,占比分别为33%和15%,旅游业和国内服务业则占30%,而其他生产领域仅占5%。由于技术含量不高,西班牙出口主要是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高科技产品仅占出口总量的8%(低于欧盟15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究其原因,在于西班牙政府对教育和科技发展投资的亏欠。2010年,西班牙研发(R&D)投入仅为GDP总值的1.4%左右,大大落后于其他欧洲发达国家,其教育投资也只相当于经合发展组织平均水平的一半。投入不足导致劳动生产率水平提升缓慢,也导致技术密集型的现代产业难以获得长足的进步。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多年间,西班牙工业生产率仅增长了0.3%,比欧盟平均水平低一个百分点,在欧盟国家中排在后列,仅比意大利和希腊强一点。当然,历史的原因也不容忽视。早在佛朗哥时期,西班牙因为推行精英教育战略而过于忽视基础教育,早就埋下了公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种子——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西班牙每年还约有20%的适龄学生不能完成初级教育。尽管政府日益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其人口素质相比较于其他发达国家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第四,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出口竞争能力下降。西班牙出口产值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进口。除本国产品科技含量低以外,劳动力成本高也是影响产品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由于深受工会力量的制约,同时也深陷于自己对于福利国家理念的追逐,工社党政府长期将工资和福利水平与通货膨胀相挂钩。因此,西班牙的劳动力成本一直高于欧盟平均水平。这种挂钩关系又导致西班牙的通货膨胀率比欧元区的平均水平高出许多。此种循环往复的结果,是使西班牙的出口竞争能力大大弱化,并进而加剧了国内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发展减缓的局面。相形之下,德国人就灵活得多,他们在经济危机中及时实施紧缩政策、限制工资增长,并伴以削减工资税和提高生产率等手段,降低劳动力成本,使其远低于欧元区平均水平13%,从而使德国在2007年成为欧洲最富有竞争力的国家。总之,一方面,西班牙高福利、高工资和通货膨胀此起彼伏,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许多国家出于保护本国经济的意图又减少了进口,致使竞争空前激烈,这对相对落后的西班牙经济体而言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第五,工社党政府没有积极地、及时地采取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一方面,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政策腾挪的空间相对有限,再加上立足长远、推进痛苦的经济转型并不符合工社党短期内继续执政的利益,所以它很难主动地关注深层次的不良结构问题。另一方面,萨帕特罗政府刚上台时,西班牙还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工社党政府很容易忽视西班牙经济已经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即使意识到了也不想打破眼前经济繁荣的美景。正如萨帕特罗所说:“如果它没有坏,就不用修理它。”这样一种侥幸心态使工社党政府沉醉于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短期效应,因而很难为经济危机的到来作好准备、甚至觉察不到危机的迫近。即使在2007—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由于西班牙经济状况尚好于其他许多国家,其金融领域还没有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之前采取的少量经济紧缩政策也取得了一些成就(财政盈余和低债务),对危机形成了一定的缓冲。因此,工社党政府不仅拒绝承认国际经济危机正在影响西班牙,而且不认为西班牙高水平的个人债务会加重国内危机。西班牙财政部长索尔韦斯在2007年8月指出:“危机只会对西班牙经济产生很小的影响”。直至危机来临的前夜,萨帕特罗首相还在2007年8月14日要求各大银行继续对房地产企业提供贷款。 由于工社党政府对经济问题的严重性缺乏全面清醒的认识,西班牙经济终于恶化至难以收拾的地步。

  

  三、救市成效及其启示

  

  由于笃信扩张性财政能够大幅度创造需求的学说、希望能够通过注资救市迅速刺激经济走出困境,危机来临时仍在执政的工社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总目标是要平衡地处理危机,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共同发展。工社党政府加大了市场干预,希望通过举债、扩大公共部门投资等手段来提高资金流动性、恢复信心和消费需求。具体的举措包括:进行政府改组,救助金融业,扶持企业、促进经济复苏,改革劳动力市场促进就业,提出国家创新战略以及加大教育投入等。

  经过调整和改革,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有所缓和,经济发展停滞的局面有所改善,但西班牙经济肌体仍然弱不禁风。

  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情况虽有好转的迹象,但还是没能彻底摆脱危局。西班牙GDP增长率一度由2009年的-3.7%上升到2011年的0.4%。政府开支由2009年的2236.03亿欧元下降为2011年的2227.21亿欧元。根据西班牙央行公布的数据,2011年上半年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仍然达62.5%,政府财政赤字由2009年的11.2%下降到2012年的9.4%,但是仍然高出欧盟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通货膨胀增长率有所下降,2011年为3.1%,但是仍然高出欧元区平均水平0.4%。失业率仍居高不下,截至2012年第三季度,西班牙失业率为25.02%。新任人民党首相拉霍伊在财政支出有限的政策下,只能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来带动经济复苏。但由于该项产业高度依赖欧盟国家,在后者整体陷入债务危机的情况下,发展很缓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危机爆发后上台的拉霍伊政府一系列削减开支、提高税率的政策可能进一步加剧西班牙的危机,并预测西班牙经济状况在2013年有可能持续衰退并出现1.3%的负增长。

  从国家财力来看,由于政府储备不足,要想解决危机,有些力不从心。起初,工社党政府虽想努力解决经济困难,但国家财力已经难以支应庞大的开支。据西班牙央行数据,危机爆发至欧债危机蔓延的五年来,西班牙金融业漏洞带来近两千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政府支持银行体系正常运转及重组计划所付的资金,已相当于该国GDP的18%。除救助银行业所需的庞大资金以外,维持社会福利的开支也是不小的数字。工社党政府担心经过多次的财政削减会造成社会动荡,妨碍经济复苏,因而不愿触动劳工福利,即使在经济危机严重时期,此项开支一点也没有减少。在2009年和2010年这个关键时期,西班牙政府用尽全力也只能投入GDP的1.1%和0.3%去解决危机。相形之下,德国于同期的相应投入则是GDP的1.5%和2%。不仅如此,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困扰下,西班牙新国债的发行也面临很大困难,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高达7.088%,已经超过了公认7%的警戒线。恶化的财政状况和高失业率使西班牙经济前景不容乐观。2011年11月13日国际评级机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看淡西班牙的经济前景,将其主权信用评级从AA级下调至AA-级。

  从政府采取的措施来看,缺乏长远规划。工社党为了应付危机采取的措施基本上属于危机管理的办法,注重的是短期效应,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结构失衡等深层次问题,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取得成效。就目前执政的拉霍伊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来看,虽然其在财政货币等领域一反工社党政府的做法,对西班牙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的某些方面也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是没有脱离新自由主义的窠臼,再加上远水不解近渴,刚刚执政一年的新政府也很难在短期内进入状态、在业已设定的救市如救火的情境中从容找出能够迅速将西班牙经济导向健康发展的坦途。

  总的来看,西班牙经济危机的爆发、成因及其演绎既具有个别性,同时也具有一般性,我们应当从中总结规律,吸取经验教训。

  第一,政府必须保持对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合理监管。从本质上来说,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不顾一切,企图绕开正常的价值创造过程取直其通向高额利润的投机的恶果。市场固然需要鼓励自由竞争,也只有自由竞争才能够有效地提升劳动生产率,但自由竞争同市场监管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在西班牙这样的转型国家,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政策主张起初还是颇有成效的,成功地助推了一个封闭的、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完成了向富于活力的市场体系的转变,西班牙连续近20年的经济繁荣也正是得益于此。遗憾的是,在转型完成以后,当过往的耀眼成绩将新自由主义神圣化以后,任何政府都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忽视正常的市场监管。其结果自然是资本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导致资本的整体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而后者不断积聚的结果自然是相对过剩危机以全新的面目再一次地发作。国家作为市场合约的第三方执行者,始终负有合理和有效监管责任,监管当然不可以重,回政府主宰资源配置的统制经济的老路,但必须确保各种市场要素、相关主体都能够合理和平等地参与市场运行、参与价值的创造和分配。

  第二,注重经济的综合平衡发展,改变增长方式。西班牙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过度发展房地产业和高负债消费所引发,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经济的综合平衡发展,避免过度投资,过度生产,造成产能过剩继而发生经济危机。必须指出,单一产业孤军冒进、一枝独秀,对于任何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体而言都是一件值得高度警惕的事情。从表象上看,它一定会挤压其他产业获取社会资源的正常空间导致经济畸形发展;从内理来看,它极有可能就是投机资本兴风作浪的巢穴所在。应当看到,所以会出现单一产业畸形扩张的局面,所以会出现极其严重的产业和经济结构矛盾问题,不仅与资本投机逐利的天性有关,也与公众和政府好大喜功的短视心理相关。经济发展不仅要有数字上的增长,更要求有质量的保障。经济泡沫之所以能够使人们迷乱,关键在于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拒绝将其视作泡沫。此次世界性的危机及其在西班牙的具体体现以及西班牙政府应对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表明,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必须是各次产业和不同经济部门合理兼顾,虚拟与实体经济紧密协调、本地消费需求与生产供给适度均衡的经济发展,应当是建立在提高客观价值的生产效率基础之上的基础扎实的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不可能是急就章,不可能有捷径,人们也应当尽早打消这样的企图,踏踏实实地从教育、研发,以及技术和制度创新的角度去作长远打算。

  第三,适度改革福利制度,避免寅吃卯粮,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从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希腊还是西班牙的主权债务危机,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其福利制度的危机。特别是在发达国家阵营中相对落后的南欧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尚不高、国民财富底子尚不厚的情况下,就相对超前地实行了高福利制度(这当中当然有深受欧洲一体化进程影响的关系),虽然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有助于一个相对健康和稳健的劳动市场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超出了必要的度,所以会导致政府债务过高,同时也难能有效激励劳动者主动提升劳动技能和创新能力,可能导致政府高额投资却不能带来所期待的高质量劳动力和生产率的弊病,因而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应当从中吸取的教训是,政府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提供合理限度社会保障的责任,积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适时适度地提高保障的质量和水平;同时,政府投资应当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提高公民素质和就业能力上,积极创造就业机会和改善创业环境,优先从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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