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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喜荣:当代中国宪政建设中的“主义”与“问题”

更新时间:2013-04-22 08:35:51
作者: 任喜荣  

  扩张了个人权利。

  (二)国家权力的社会控制

  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是宪政永恒的主题,中西方的宪政建设都没有脱离这一主题,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一发展方向上事实上走得更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最初设计之时就认识到了权力的内在制衡机制具有不可回避的内在缺陷,从而主张必须辅之以人民的(或社会的)随时随地的制约,进而设计了政治协商制度、信访制度等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或机制,以更有效地控制国家权力,确保权力的“人民性”。然而,由于制度具体设计的不足,导致国家权力缺乏监督成为常态。在“如何通过制度的变革以确保国家权力受到监督”成为理论界和社会公众讨论的热点问题的同时,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问题的重心。

  新媒体时代信息数量的巨大化、信息关系的紧密化、信息内容的个性化、信息更新的即时化改变了国家与个人、国家与社会的不平衡关系,特别是在我国公民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的情况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成为制衡国家权力的巨大社会力量。即使网络实名制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使公民的言论颇有顾忌,国家也加强了对新媒体的控制,但新媒体特别是“微博”的出现使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可能“新闻化”,[20]海量的信息使国家权力对社会的传统控制手段趋于无效,公权力不得不从“控”制新媒体走向“参与”新媒体。2011年因有大量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开通“微博”从而被称为“中国政务微博元年”。[21]阳光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等理念因新媒体的出现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压力,而加速形成。对国家权力的社会控制能力的加强将深刻改变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

  (三)民主与分权在新媒体时代的异化

  近现代以来,由于民主隐含着“多数人的暴政”的可能性,并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会被“民粹主义”所利用,因而英、美、法等国率先设计了“分权”的宪政制度机制以避免上述危险,并使该制度在整个世界广泛推行。当代中国宪政建设中的“分权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冲突,反映了上述制度机制在中国的现实影响。但新媒体时代在使个人的权利能力和社会对国家的控制能力急剧提高的同时,也使“民主”与“分权”的弊端被放大,从而使二者的价值面临重新考量。非理性化的民主行为,如“人肉搜索”,使个人的多项权利包括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宪法权利受到巨大威胁;通过制造和炒作新闻,绑架“民意”,对政府施压从而维护个人或小群体利益;表达空间的无边际化使思想得以随意表达,在面对巨大社会冲突时,网络空间往往成为思想的战场,从而可能导致社会的严重分裂。传统的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观,突然面临“第四权”——媒体权力的挑战。这导致了现代权力的两种可能的走向:其一,在“控权”的同时,强调权力的政治责任,即要求所有的权力,包括司法权,对公民负责,从而使民主渗透到所有的权力运行环节;其二,不排除在一些国家,通过使权力更加集中以对抗过度民主可能导致的对国家统治的威胁,从而导致集权的倾向,信息控制技术的发展使现代国家可以拥有这样的技术能力。上述现象的存在为现代宪政制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

  

  六、宽容的宪政文化的培育问题

  

  当代中国,宪政建设不仅涉及法律文本的完善和制度的完善,事实上,一种社会制度的长久和稳定的发展,最终依赖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观念支持和亲身实践。中国的宪政建设过程是多元文化的发展和融合过程,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甚至民族文化,共同融合成了中国宪政建设的独特的文化土壤,中国的宪政建设是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22](P16)由于文化的多元性,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论是采取“分权主义”的抑或是“民主主义”的价值取向,宽容的文化观念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宽容的制度安排就成为宪政建设最基本的文化土壤。不论是权力的不宽容,还是社会的不宽容,都将极大地阻碍宪政的建设。

  (一)社会主义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包容问题

  宽容是“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23](P13)“现代宽容是指对于他人思想、观念和行为予以认可与尊重的观念,强调的是个人的尊严和个体自由。”[24](P39)我国现行宪法对于社会主义国体的宣示、对于“四项基本原则”的确认,反映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文化立场。虽然在宪法典第31条规定了“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从而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包容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形态在中国特殊地区的存在,但从总体上看,宪法典明显趋向于单一文化,这对于中国宪政的多元文化背景而言,显然过于注重理性的建构,有意排斥其他文化的制度性影响。宪法典应该超越表面的文化冲突,通过对国家制度运行的理性设计对宪法基本原则的贯彻,确认一种形式上共同的民主政治文化。应该努力创造一种公共的政治空间,每一个个体不管文化观点如何,都能够在它所构建的政制框架中寻求保护自己权利的方式。

  (二)“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观念的养成问题

  将他人视作与自己平等的独立自由的个体,在中国是一种相当缺乏的社会观念。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不把人作为单个的个人来看待,而总是从“差序的格局”出发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催生的平等的权利观尚需时日才能养成,而且“理性的经济人”现象亦没有完全形成,即使是基于逐利的动机而将他人视作是与自己平等的个体的社会环境尚未形成。“尊重人权”观念在社会层面的缺乏导致国家权力运行层面的“保障人权”观念的缺乏,即公权力的运行缺乏一贯的、作为根本目的和衡量标准的人权保障程度的考量。“钓鱼执法”、“同价不同命”、“超期羁押”、“乙肝歧视”、“暴力拆迁”等等权力行使怪现象的存在,其根本在于权力的行使缺乏“人权保障”的核心价值认同。2004年对现行宪法的修改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应以此为契机推动人权观念在整个社会的传播,使其尽快深入人心。作为宪政文化核心的人权观念的形成并不完全是被动的,现代法治和宪政制度的安排会加速人权观念的形成,从而在观念、制度、物质生活环境三者之间形成一种辩证的循环关系。坚持中国特色的宪政制度将加速宪政观念在全社会的形成。

  

  结语

  

  每当社会面临重大的变革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随之鹊起。“问题”论者往往讲求具体而微,直面社会之具体需要提出相应的对策,颇具实用主义的风采,在社会发展政策上往往采取改良主义的主张;“主义”论者则气势宏大,主张发现新的社会治理思想、重构社会统治机制,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颇具理想主义的气质,在社会发展政策上则往往坚持革命主义的道路。中国的宪政建设既需要变革的勇气,也需要实证的精神。

  许多问题的出现和解决并不需要诉诸理论原则的根本对立,也不需要的在理论的非此即彼中寻求解决的良方。最需要的恰好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下的如何使公权力更有效的受到监督,个人权利更充分的得到保障,社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及宪政文化环境的养成。上述制度和文化问题的循序渐进的解决,会使中国的宪政建设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笔者认为,这也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所支持的制度发展取向。“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方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实践”的观点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概括和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和本质,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流。“实践的唯物主义”正“以理论的方式表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进程”。[1]当代中国的宪政制度建设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宪政理论发展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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