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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三辈子写不完的书

更新时间:2013-04-20 23:21:32
作者: 吴稼祥 (进入专栏)  

  

  吴稼祥如今最知名的身份是政治学者,年初,他的新作《公天下》作为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品牌的第一批书目出版,核心是“多中心治理”。为配合“新民说”的创立,出版社邀请多位学者就中国的现状和出路问题进行了沙龙式的探讨,其间,印象里一向快人快语的吴稼祥却讲得不多。事后问他原因,他大手一挥,说没有争论的必要:“他们没看我的书,我这书写了20年,不是那么容易驳倒的。”

  按吴稼祥自己的话说,政治学虽然是他的“合法妻子”,从政却不合他的本性。“小时候我背《桃花源记》,我哥哥在边上说,哎呀,背这些干吗,背点别的,你以后要做官的。我说,李白写诗的时候,谁是户部尚书?你说出来我长大就做官去。他说不出来。户部尚书是不小的官了,没人认识。所以以前我主要精力还在写诗上。”他曾是北大五四学社诗歌组的,“和海子一个组”,在正规出版物上发表过好几首长诗。提起这事他立刻蹬掉鞋子踩到床上,从卧室书架的上层取下两本诗集——诗歌至今是他的“情人”。

  但他还有个“第三者”——经济学。那是因为考大学时阴差阳错地被北大经济系录取。本以为毕业后就一路从事经济学研究了,结果却被分配到中宣部工作,后来又去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办公厅,阴差阳错地如他哥哥所希望的,从政了。不过经济学训练显然对吴稼祥影响深远,使他比纯文科学者更注重论证的过程,也对自己逻辑推演的严密性相当自信,在他的理论体系里,经济学是很重要的分析工具。而且他反应极为敏捷,直接的表现就是说话语速飞快,可能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能跟得上他的思维,所以一口气解释完一个问题之后,总要加一句:“我说的你明白了吗?”

  因为做研究的关系,吴稼祥几乎没有时间看闲书,写《果壳里的帝国》时,“一柜子的国际政治全得看’,写《公天下》,则囊括了“诸子百家,《尚书》、《易经》和《二十四史》等等”。现在他家里的书基本上是80年代开始买的,成套的、通用的书放在客厅里,常用的书则在卧室。床被面对面的两排书架挤在中间,剩下的通道只能过一个人。他说他快要搬家了,新家在一楼,有一整个地下室可以放书。

  那天,吴稼祥兴致勃勃地向我们展示了他电脑中一个从未公开过的文件夹“成长中的书”,里面文件夹套着文件夹,全是他未完成的书稿和写作计划,有些写了草稿或片段,有些则列好了目录。“这些估计要写三辈子,所以现在诗歌不大写了,一辈子要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目前他已基本编完了下一本同样和联邦制研究有关的书《自由与权威》,“不过出版至少要下半年,不能和自己的《公天下》争风头呀!”

  《外滩画报》:能不能简单解释一下“多中心治理”的论证过程?

  吴稼祥:所谓霸权确立,就是一旦开始专制,就要扩张。我有一个“谷堆原理”,谷堆要堆得高,脚就要长,不然不是倒了么?拿破仑专门说过,我为什么要打仗,因为我不扩张就不能体现这么高的权威。但是扩张会达到饱和状态,饱和状态我是有定义的,第一是国家大到一个程度,就停止扩张了,因为收益和成本相等,这是严格的经济学定义,没有人驳得倒的,再扩张就负数了,得不偿失,叫做“收益极限”;第二是从资源动员的角度来看,因为投资人越大,资源动员就越多,而在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几乎没有增长,那么人口增加、粮食减少,投资人再要多拿,老百姓就活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就不能扩大了,这是“身体极限”;第三个就是“能力极限”,扩大到这个程度,你的武装力量就不能在指定时间内投送,信息不能有效反馈,扩张就应该停止。

  然后来讲“多中心平移”,你要不平移,权威上升,自由就下降,所以规模扩大了,就平移一个曲线,每一个曲线就是一个多中心治理。我不想自吹自擂,我想到这个论证是全球第一的,很精密很完美很漂亮,谁提这个问题我都保持缄默,看懂了再说。有人问,如果说一个大圆盘上面有很多小圆盘,它们向同一个方向旋转的话,离心力不是增加了吗?他是认真考虑过的,我说还有向心力啊,小圆盘自转的时候是有向心力的,你想想星系就明白了,如果没有多中心治理会怎么样呢?那就是彗星,就会散掉。

  《外滩画报》:你所说的多中心治理是在一个层面上的还是多个层面上的?

  吴稼祥:多层多中心,每一层都是自治。为什么瑞士那么小的国家在欧洲那么突出?就是因为它是联邦制最早的国家,1290年。还有荷兰,半联邦制的小国。这两个国家是世界500强最多的国家,为什么?因为把每个人的能力发挥到极限。这是规模和活力的问题,规模一大,活力就没了。

  《外滩画报》:那么中国的特殊性问题存在吗?

  吴稼祥:不能说中国没有特殊性,超大规模就是中国的特殊性,还有好多特殊性,比如西方的文化基因是逻各斯,我们的文化基因是道。前阵子王义桅来找我,我把他的书批了一通,《海殇》,他的观点我都不赞成,没搞清楚文化基因。但他心情好,给我批了以后还笑眯眯,不像我心情不好。但是这些特殊性都不足以拒绝民主,什么意思?因为民主是个工具性的东西。我研究了整个世界从古到今的民主理论,它们都可以打一个集装箱,叫“微观民主理论”。我的理论第一是功能主义的,第二是宏观民主。我通过结构来论证民主,和个人权力、天赋人权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为了多中心治理能够维持,规模和活力能够兼得。这是对当代民主理论最伟大的贡献,他们不懂。

  《外滩画报》:你为什么心情不好?

  吴稼祥:哈哈,你抓我漏洞。我的心情不好是结构性的,不是状态性的,结构、功能、状态是三部分,我已经生气了是状态,有时生气有时不生气是功能,老生气就是结构性。开玩笑啦,我一般很少生气,一般就郁闷5分钟,因为所有事情我都往最好的地方设想,往最坏的地方打算。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西方那种理性主义。目的理性和手段理性,手段理性是你确立了目的,如何达到,如果达不到,或者不利于达到,就选择其他手段,而不是不择手段;目的理性是达到了,带来的收益是正的还是负的,对周边的人什么影响,反过来会不会影响你??我们不考虑这个,玩命在那儿搞,所以对人类本性有点小失望。不过没什么,我什么都经历过了,天上、地下,人间、地狱,国内、国外,政治、经济、商业,人家说大丈夫的三条标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还不够,还要加上宠辱不能惊,这就完整了。

  《外滩画报》:你写过一本《邓小平:思想与实践》。

  吴稼祥:我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本,是研究邓小平的第一本,不会有更早的了。当时杨尚昆要了100本给中央军委学习,邓家人也看了,希望我给他写个传记,当时我觉得自己能力还不够。英国出版社也一直约我写邓小平传记。

  《外滩画报》:会写吗?

  吴稼祥:会写。我肯定要比傅高义写得好,我给他讲课的,在哈佛讲了半年多,每个星期讲一次,他每个月给我520美元。他要我给他讲的,我肯定像猫教老虎爬树一样,真招没教给他,不然我不是傻了?所以他的东西写得很一般(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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