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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新:法律史学科研究的宏观进展与微观深化

——“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更新时间:2013-04-16 23:57:15
作者: 张明新  

  

  2005年11月26日至27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来自国内各高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和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以及美国、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家的法律史学者共90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们就法律史学理论与学科发展史、法律史学方法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融合互动、法律史材料的发现拓展与应用、法律史学科领域具体问题的研究几个方面展开了较为充分和有深度的学术研讨与交流,在深化了法律史学科已有的部分研究内容的同时,与会学者还提出了诸多新的学术观点与法律史学科发展面临的新问题。许多观点有较为深入严密的论证,许多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与争鸣,会议交流既可看到法律史学者的学术努力与智识贡献,又展现了学术研讨的活力与价值。本人现根据有关材料,将此次会议研讨的主要问题与观点作一综述。

  

  一、法律史学基本理论与学科发展史

  

  一门学科的基本理论的完善程度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学科史的梳理则意味着学科的成熟和学者对本学科发展的隐忧与持守学术规范的自觉。基本理论的探讨和学科发展史的回顾对学科建设和学术质量的提高均有重大意义,因此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会议研讨的主题和首先得到讨论的专题。

  会议在简短而不失隆重的开幕式后,首先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先生作了题为《中国法制史学发展历程的反思和期望》的大会主题发言。张先生认为,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的基础学科,它阐明了法学各个分科历史发展的源流关系,较之法学分科的内容更加丰富;中国法制史又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属专门史,较之一般的历史学尤为深邃。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法制史不仅需要文史哲方面的知识还需具备法学的功底,因而是一门艰深的学问。张先生在发言中认为,自汉代以来正史中的历代刑法志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含法制通史与断代法制史、法制史与法律思想史于一体的法律史学专著。但历代刑法志大都以刑法为中心,将刑法史与法律史等同起来的叙史方式是不全面的,不符合中国法制历史的实际。因此,在他承担编写《清史刑法志》课题时便将“刑法志”改为“法律志”,并得到清史典志组专家的认同。张先生认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法制史学走过了一个坎坷曲折的发展过程,至1979年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时,张先生对于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方法、资料、前景进行了反思,且提出了一系列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主导中国大陆法制史学研究的观点。对于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法制史学,张先生提出了几点看法:(一)法制史研究需要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二)应注意历史上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三)法制史学的任务在于弘扬中华传统法文化,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四)凡能揭示中国法制历史真实进程和规律性的方法,都可以采用;(五)应注意理论与史料的统一;(六)中国法制史研究学者应有一种使命感与开拓进取精神;(七)法律史学者要谦虚谨慎,自强不息。最后,张先生指出,法律史学研究要发挥法史界整体研究力量的作用,使法律史这门基础学科在培养年轻学子和司法干部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并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真实的历史借鉴,这是中国法制史学生命力的所在。[1]另一位主题发言人许章润教授专门阐述了“法学历史主义”理论,认为法学历史主义基于法律的历史性,要求以历史认识和历史方法省视法律,探索法律的精神过程,揭示法律的历史理性,进而完成自身的知识与理论建构,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因此,法学历史主义的基本立意在于以历史哲学省视法律现象,自法律哲学检阅历史过程。许教授在发言中兼采描述、解释与建构三种进路,从描述法律的历史性入手,解释法学历史主义的基本含义与历史方法的法学意义,由此尝试一种历史法学的汉语文明进路,即基于比较视野中的中国法的过往理路而解释法律的意义特征,一种关于特定人世生活和人间秩序的特定时间意象。在论述法律的历史性观点时,许教授认为,首先,历史是人存在的时间表征,是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人世生活规则的存在形态,是人世及其秩序的时间意象。法律的历史性奠基于一个基本事实,即它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本身。所有的法律都是某一具体时空的法律,属于时间的某一片段,法律问题是属于特定时代的,并且构成了特定时代;其次,法律的历史性意味着法律是而且永远是人间秩序中的一种人世规则,既是特定人间秩序即特定文明类型和时代的产物,同时也使自己成为某一时代的规范,某一文化的承载者乃至阐释者,最终属于某种人世生活并构成了某种人世生活。而且所谓法律总是特定文明或者国族的生活样式,“民族精神”、“人世生活”或者法律的“精神过程”,总是具体的、特定的、种属的;再次,人类的思想赋予自然过程以历史性,法律本身不仅是人世生活的时间意象,同时是关于人世之法律安排的精神过程;第四,法律的历史性意味着法律本身借助自己的知识系统和思想体系,即法学,准确而言是历史法学或者法学历史主义而获得了思考过去并有选择地遗忘,从而给自己创造未来的能力。法律的历史性归根到底展现的是人类借助规则安排人世生活之精神现象的传承与嬗变,法学历史主义成为理解法律、解释人间秩序的一种知识进路,一种思想姿态;第五,法律是一切人类的治理形式,不论其展现为何种形态;也是一切文明的制度表达,同样不论其持取何种制度取向;更是一切人类的精神现象,而构成整体心智不可或缺的要素。法律智慧源于历史经验而非理性,或者不仅仅是理性,其基本功效在于提供规则,形成秩序,满足安全,而前提则是所有的法律获得一体遵行。立法者最须尊重的是两种无形的力量:判断力与平衡感,而它们多数由经验形成,由经验优化,其中包括历史经验,甚至主要是历史经验;最后,总结而言,法律的历史性沉积为法律的“历史理性”。法律作为人世规则和人间秩序,是孕育于并涵蕴于历史理性之中的逻辑理性,是以经验理性为基础的实践理性。整体来说,法律是历史理性、逻辑理性、道德理性和实践理性四位一体的统一体。在论述历史认识与法学认识的关系时,许教授认为,首先,法学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本体,是实在界,其他一切均不过是现象。法律作为人世的创造物,是一种人间秩序,是特定文明与国族历史之现象界,其本性存在于历史,存在于特定文明特定国族的历史之中;其次,历史通常都是特定的文明史,一切现象均为历史的现象,因而只能在历史中才能获得解释,特别是只能在特定文明史的长程叙事中才能呈现出前后脉络,给出原因与答案。因此,法学历史主义否定普遍主义的秩序要求与理性主义的法制建构而强调于过程之中经由累积形成制度安排,达臻法制;再次,现实的法律总是充盈着法律历史记忆的规范形式,从而是对自己既有存在形式的当下展现。从法学历史主义的叙事理路而言,运用历史方法研究法律并非只是对于既往法律事件的序列性叙述,而是对于一个法律概念的整体性的再现与统一性的重组,从而重组一个法律的时代;第四,从知识形态而言,法学历史主义是一种解释性语言,一种经由历史认识而进行阐释的对话企图,一种理解法律的态度,而最终希望实现某种建构。许教授认为,事实上整个法学是一种解释学。在所有的法律传统中,对于法律概念、规则与原则的解释常常需要诉诸历史,因为所有的法律概念、规则与原则,特别是作为法律和法学的基本表意工具的法的概念和范畴,均承沿自既有的法律文本,一代一代上溯,常常总有其源头,此即法律传统。正因如此,可以说一个法律概念即为一部法律史。且法律概念总要形诸语词,法律解释常常是历史解释,而且常常是观念史的描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一种历史理性、法学同样是一种历史理性──一种表现为法学认识的历史认识,一种诉诸历史认识的法学认识。[2]

  在会议研讨中,刘广安教授参考、综合了近年来对法律史学科进行反思的学术成果,在进一步深化、细化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中国法史学的学科名称问题、性质问题、研究方法问题进行的一些再反思。在法律史学科名称的变化和统一问题上,刘教授认为学科名称和内容的分别,是由学科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所决定的,是学术自然演进的结果。学者不能凭个人主观的好恶或一时学术思潮的影响,而轻易否定传统学科存在的价值,否定学科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特别是对新建立的尚未发展成熟的学科,更需要认真地研究,审慎地对待学科的合并或分立的问题。在学科性质认识的深化问题上,刘教授针对长期以来学界强调法史学科的史学属性和政治属性与近年来有学者强调要注重法史学科法学属性的认识和研究的观点,认为中国法律史学是一门具有法学的属性,又具有历史学的属性的二重性质的交叉学科。而确切地认识中国法律史学的性质,对完善这门学科的独立品格,促进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法史学研究方法的改进问题上,在运用现代法学知识去分析古代法律问题时,首先要尊重古人的法律观念,不要随意将今人的法律观念强加于古人。其次要尊重古代法律体系和法律传统的整体性,不要抓住片断史料随意发挥,以致提出违背古代法律基本精神的论点。还要深化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目的和层次的认识。同时要改变以部门法史体系一统天下的教材编写模式,增加专题法史、法社会史和法文化史方面的内容,从而丰富中国法律史教材的内容。进一步说,还要改进用现代法理学的一般概念去比附批评中国传统法史学概念的问题,引进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不能代替法学研究方法的主导地位,不能改变形成中国法史学独立品格的学科发展要求。刘教授在论文中还谈到了法史学批评的良性开展问题。[3]

  对于中国法律史学目前遭遇的困境和危机,部分与会学者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忧虑并从不同的角度提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走出困境的设想。黄震博士针对中国法律史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由“显学”到“冷门”的巨大反差现象进行了学科史的反思,认为反思法律史的学科史旨在寻求我国法律史学科在新世纪的发展,使本学科从“自在”走向“自为”,在清醒的自我意识中探索,在深化理论品质过程中不断走向自主、成熟与完善。法律史的学科史研究有两条进路:一是侧重本学科发展的内在理路的被称为“内史”(internal history)范式;一是侧重本学科与社会环境及时代背景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可称为“外史”(external history)范式。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史应将“内史”与“外史”的研究视角和范式结合起来,学科史的研究才能出现视野的开拓和方法的创新,才能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面上寻找和发现中国法律史学的立足基础和发展进路。黄博士就“学科”和“学科史”两个核心概念进行了辨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学科史不同于学术史,法律史也区别于法律史学。法律史学与学科制度有关很强的相关度。[4]马小红教授在提交会议的论文和会议研讨发言中提出了关于法律史学科发展的一点想法,直言不讳地承认“当一个学科热衷于方法论和发展趋势的探讨时,肯定是有了较强的危机认识和感受。” 马教授的基本看法是,法律史学科在近三十年时间里是法学界的领军学科,但在法制逐渐完善的历史进程中,法律史学领军地位的淡出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法律史学科发展的最关键之处是加强学科自身的学术性,并使其保持一定的独立。马教授以自己对“礼”在宪政进程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所做的分析为例,说明从学术的角度探讨问题,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应该具有学术的洞察力;二是不隐瞒或隐晦自己的学术观点。这样可以使学科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保持学科发展活力。[5]徐忠明教授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百年历程所积累起来的学术成果及对于这些学术成果的回顾与反思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可能前景”的问题,认为近代以降,西方的法律概念和法学理论随着坚船利炮不断“侵入”中国,并逐步支配了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教育。在西方法学宰制下,固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范式也被取而代之,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中国法律史的理解和叙述。为了克服西方法学宰制下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弊端,真正理解和深刻领悟中国法律史的独特性和真精神,很有必要采取“超越西方,回归本土”的态度。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既要用“内在视角”来认识中国法律史的固有内涵,又要用“外在视角”来照亮中国法律史的独特意蕴。[6]任强博士认为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法律思想是一个法治国家的精神财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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