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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阳:当代中国“议行合一”学术争论及其硬伤

更新时间:2013-04-14 12:19:40
作者: 张阳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议行合一”的学术争论所呈现出来的学术现象是非常独特的,争论的双方处在一种无法对话的状态,出现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争论中所包含的政治和法律的二元区分,这可以被近似地理解为争论的软伤。而相对应地,争论的硬伤是指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表述的误读。这些误读体现在三个角度:在译文角度,译文的偏差特别是“兼管”这个无中生有的词,让双方做了无谓的消耗;在原文角度,对原文层次性推进的忽视,让争论集中在乐观主义的层次,而没有涉及悲观主义的层次;在概括角度,权力、机构、人员三个概括角度并列,将工具性的问题价值化,也就无法区分在“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前提下工具性设计的差别。

  【关 键 词】议行合一/法兰西内战/误读/硬伤

  

  一、“议行合一”学术争论的回顾

  

  “议行合一”作为完整词语来描述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特征,最早出现是董必武在1949年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的总纲的说明中,“我们的制度是议行合一的,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各级人民政府。”①然而“议行合一”作为完整的词语,最早出现是在边区时期,1944年林伯渠就提到:“我们现在就是要找到这样一种适当的形式,……它是唯一的权力机关,是说了就能做的‘议行合一’的机关。它是不能为其他任何组织形式所代替的。这也就是目前在中国行得通的、集中一切权力的、最高度的民主的机关。”②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议行合一”仅仅是在乡的层级实践着。“议行合一”作为我国政权机关的组织原则的合理性曾经是毋庸置疑的,但在1979年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前后,人们更多地开始关注中国政治制度的实际运行。根据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的回忆:“对人民委员会的双重职能,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同志提出质疑:议行合一的体制不利于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也不利于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或者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案。”③这里提到的彭真对议行合一体制的质疑,在已经公开出版的彭真的相关文献中没有找到这样的表述,只能说是个孤证。然而可以确定的是,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对“议行合一”问题的重新审视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学者们对“议行合一”提出了若干不同的见解,关于什么是“议行合一”,它是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原则,是不是有利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着较大的分歧。④从“议行合一”争论中各方所持的观点来看,“议行合一”基本上被宪法学界所否定,⑤而政治学界对于“议行合一”的肯定,也是基于对“议行合一”概念的重新界定。

  持肯定观点的学者,主要包括刁田丁⑥(1988)、胡伟⑦(1998)、浦兴祖⑧(1999)、林尚立⑨(2000)、杨光斌⑩(2007)、朱光磊(11)(2008)、刘建军、何俊志、杨建党(12)(2009)等等。大多数对“议行合一”持肯定观点的学者认为,“议行合一”并不仅仅是政府由议会机构产生并对议会负责的含义,它与议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存在分权制衡,从权力、机构、人员三个角度来看“议行合一”是“分工不分权”,持肯定观点的学者基本都肯定“议行合一”最终合一到人民主权这个应然的答案,然而也有持肯定观点的学者从政府过程的角度注意到“议行合一”的实然解释力的局限,主张当代中国议行关系的分析可以从横(空间)纵(时间)两个角度分别推进。

  持否定观点的学者,主要包括蓝尉青(13)(1989)、王玉明(14)(1989)、刘政(15)(1992)、蔡定剑(16)(2003)、童之伟等(17)(2003)、周永坤(18)(2006)等等。大多数持否定观点的学者都注意到了“议行合一”所带有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否定观点的核心的论证逻辑是由于职能及其所决定的组织构成、产生方式、领导体制不同,议行无法合一,强调“议行合一”原则适用于革命逻辑而未必适用于治理逻辑,持否定观点的学者也注意到了议行关系横(空间)纵(时间)两个角度的差异,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开始就基本上不是“议行合一”的政体。不过,即使发出了“议行合一原则应当彻底抛弃”的最强音,否定观点的影响力也还只是主要局限在法学领域。

  从与“议行合一”问题相关的研究文献来看,注重立论而不注重驳论,表现出来的就是简单的正与反,即肯定与否定的对立,在正反双方都承认概念变迁和制度变迁的事实的基础上,为什么还会出现正与反的对立?正反观点本来就缺乏对话,加上相关的综述性的研究文献很少,又缺乏模拟对话,这都导致“议行合一”问题的研究很难继续深入。对于“议行合一”问题的不同观点,不能做简单的正与反的划分,当然这种拆分是有积极的学术意义的,如陈家刚(19)(2007)的综述就提供了这样的范例,但是将正反观点从实然与应然这两个角度的逐一拆分比较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这里暗含着的是政治与法律二元区分的问题,如钱正荣(20)(2009)的综述将“议行合一”的争论概括为权力中心和权力制约问题,这是具有理论意义的,只是没有得到充分论述。所以即使大多数的文献综述调和出来“理论合理性”加“实践局限性”的观点,也是缺乏解释力的。肯定的观点主要来自于政治学领域,否定的观点主要来自于法学领域,这两者显然是不能够实现简单调和的。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律系主任马丁·洛克林教授,援引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说明法律与政治相互关联、互相交融的关系状态,断言法律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同时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在本质上关乎政治问题”,而矫正正义则是“纯粹的法律问题”。(21)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差异,可以近似地用以理解政治与法律的二元区分,在“议行合一”问题的争论中,这种差异也是很明显的。如果借助罗伯特·达尔提供的分析框架,这种差异会更容易理解。达尔概括了政治分析的四个问题:第一,怎样行动才能达到较好的状况?第二,什么是较好的状况?区分较好状况和较差状况的标准是什么?第三,现实种种状况,不论好或差,是怎样发生的?第四,用来描述状况的关键术语意义何在?或者所作陈述的意义何在?这四个疑问代表着对于问题的不同的取向:第一个问题取向是要发现政策,即政策分析;第二个问题取向是要寻求规范、价值、标准,去判断可以提供选择的政策,即规范分析;第三个问题力求找出现实世界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经验关系,即经验分析;第四个问题取向是要澄清意义,即意义分析。(22)在“议行合一”问题上,政治学领域的肯定观点和法学领域的否定观点两者在论证逻辑方向选择上就有根本差别了。

  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们论述的肯定观点的逻辑就是达尔主张的政治分析的逻辑,即从意义分析出发,在概念变迁中提取出了人民主权这个重要前提,并用是否存在权力制衡与“三权分立”相区分;然后是规范分析,从权力、机构、人员三个角度来分析“议行合一”的制度安排;而解释力的问题发生在经验分析环节,这也是肯定的观点的薄弱环节,侧重政府过程研究的学者,在这个环节做了大量的努力。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考虑到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译文的调整,实际上“兼管”这个动词翻译的方法,直接影响到的就是肯定的观点的立论。相比之下,法学领域的学者们论述的否定观点,是以相反的逻辑顺序进行的,从经验分析中发现的制度弊端出发;然后是规范分析,由于职能及其所决定的组织构成、产生方式、领导体制不同,议行是不能合一的;再到意义分析,认为概念是有时代局限性的,突出“议行合一”概念的意识形态因素。政治学领域的分析,基本出发点都是人民主权,这是“分配正义”的关键问题;而法学领域的分析,基本不会涉及人民主权问题,只是把“议行合一”问题当成“矫正正义”处理。政治学和法学的这种论证逻辑方向上的差异,就决定了简单的正反观点对比、从实然与应然这两个角度的逐一拆分的做法,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二、“议行合一”学术争论的硬伤

  

  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在当代中国关于“议行合一”的争论中,无论持肯定观点的,还是持否定观点的,都不可能回避对马克思的解读的问题。虽然马克思从来没有使用过“议行合一”这个词,但是争论的双方都把“议行合一”的关键理论源头定位在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持肯定观点的,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提炼出了理论合理性,沿着规范分析的路径顺流而下;而持否定观点的,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提炼出了实践局限性,沿着经验分析的路径逆流而上。不同的分析路径,使得争论的双方几乎没有直接遭遇的可能。但是双方矛盾的结论,甚至让人不得不再重新探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什么?而从“议行合一”争论的双方引用的《法兰西内战》这篇关键文献来看,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误读了马克思。

  (一)译文的角度

  《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自己用英文写成的,作为“议行合一”直接理论源头的相关语句,马克思的表达是:“The Commune was to be a working,not a parliamentary body,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at the same time。”(23)这里马克思要表达的意思并不难理解,然而中文翻译过来的译文就是有明显区别的了:从1963年版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24)到1972年版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25)再到1995年版的“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26)甚至再到2009年的“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27)其中1963年版和1972年版的译文是一致的,暂且称为旧版译文,而1995年版与2009年版的译文是一致的,暂且称为新版译文。对比马克思的英文原文,不难看出旧版的译文“兼管”这个词是无中生有,完全误解了马克思的原意,但是现在学术研究中引用得最多的还是旧版的译文。在“议行合一”的争论中,双方都在大量使用“兼管”这个根本不存在的词,实际上“兼管”这个词直接关系到肯定观点的部分立论,但是从来没有持否定观点的学者指出这个问题。相比旧版的译文无中生有的“兼管”,新版的译文“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中“既是……又是……”的表述是相对准确的,当然从翻译技巧上来说,“body”即“机关”这个词是否能够重复出现,又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而且新版的译文也并不是完全符合原文,原文was to be所表达的“应当”的意思并没有被准确表达出来。2001年有从事编审工作的学者就提到了马克思经典作家论著译文修正之后的引文错误问题,认为这是社科著作的“硬伤”,(28)并且也指出了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这段译文的修正。虽然这段译文在编审看来,只是版本意识淡薄的例证;但是对于研究“议行合一”问题的学者来说,这是关系到立论依据的重要修正,毫无疑问,“议行合一”争论的双方,都必须再次回到原文,看看马克思究竟说了什么。

  对于译文问题,除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译文版本,还需要分析建国前的译文版本,原因很容易理解:一方面,既然新中国成立后的译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读,自然而然就要对建国前的译文进行比对,看看是否有以讹传讹的情况存在;另一方面,中国在议行关系方面的制度实验是在建国之前就开始的,那么建国前的《法兰西内战》的译文版本,对于理解建国前的这些议行关系的制度实验是有积极意义的。

  1938年吴亮平和张闻天以吴黎平和刘云的笔名,将二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合译的《法兰西内战》重新校译出版。《法兰西内战》的这个译本是建国前的一个重要译本,在建国前多次再版,但译文始终保留的是1938年版的译文。在这个译本里,相应段落的翻译是:“公社应当不是国会的机关,而是工作的集体,联合立法权与行政权于一身的。”(29)显而易见,与新中国成立后的译文从机构角度来理解立法与行政的关系不同,这里是从权力角度来理解立法与行政的关系的;这也是建国初期学者强调从权力角度来解释议行关系的重要依据,比如1949年何思敬在给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做关于《共同纲领》的报告时,就提到“公社应当不是议会的机构而是工作的集体,联合立法权与行政权于一身。”(30)当然,新中国成立后的译文从机构角度理解也是有最直接的理论支撑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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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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