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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华桂:论风险社会中的社区抗逆力问题

更新时间:2013-04-14 12:15:17
作者: 朱华桂  

  

  【内容提要】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急剧变迁以及各种自然灾害、人为事故频发,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社会风险大大增加。为了有效抵御社会风险的冲击,提高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增强组织对风险的抗逆力十分必要。社区是社会组织“金字塔”的奠基层,是社会、政府、个人联系的纽带,增强社区的抗逆能力,提升社区抗逆作用的起点,建立社区抗逆的资源储备,完善社区抗逆过程的运行机制,对于提高社区的自保自救能力、促进整个社会风险管理水平的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应用价值。

  【关 键 词】风险社会/应急管理/社区抗逆力/灾害社会学

  

  20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灾难发生频率和破坏程度都大大增加,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遭受日益频发的自然灾害侵袭的同时,各种群体性事件、环境事故、流行性疫情等也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民众安居乐业构成严重威胁。或许不能完全断定中国已进入西方学者所说的风险社会,但社会风险的加大无疑是确定的。为了有效抵御社会风险的冲击,提高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增强个人、组织、社区乃至整个社会对风险的抗逆力无疑是必要的。作为社会的细胞,社区是社会组织“金字塔”的奠基层,它不仅是一定人群的聚落地,同时还是政权管理的基层组织,是社会、政府、个人三者联系的纽带,社区作为政府部分职能的承担者和社会资源的承载者,位于社会抗风险的前沿,是社会风险管理的基石。增强社区的抗逆能力,对于提高社区的自保自救能力,促进整个社会风险管理水平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价值。然而,社区抗逆力作为风险管理的一个新视角,目前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其基本内涵、概念还没明确。本文选取社区作为风险管理分析的切入点,结合已有的研究,通过对社区抗逆力内涵的确定及对其操作性定义的梳理,构建了社区抗逆力的概念模型,并基于这一模型对风险情境中社区抗逆的起点和过程进行了分析,以期推进相关研究。

  

  一、从个体抗逆力到社区抗逆力

  

  抗逆力(Resilience)一词来源于机械力学与工程学,表达的是一个物体在受到外力产生形变没有断裂的情况下恢复到初始状态的能力,后来被用到心理学领域,表达个体在面对苦难和挫折时的适应和反弹能力。随着研究的深入,心理学中的抗逆力研究不再局限于分析心理的复原能力,而是侧重于对“利用逆境进行心理重构的能力”进行研究。根据侧重点的不同,心理学家们主要从特质、结果、过程与多元因素(multiple-facet)等几个维度对抗逆力的内涵进行了界定。Lin-quanti(1992)认为,抗逆力是个体的一种品质,该品质使个体即使面对压力和困境也不会做出问题行为。Masten和Coastworth(1998)主张,抗逆力不是个体固有的品质,而是一种适应性的结果,因为抗逆力会随着个体面对的压力和困境发生相应变化。Titus(2006)则将抗逆力看做是受稳定、应对与建构等多重因素交互影响的一个完整心理变化过程,稳定是个体所具有的能够持续抵抗压力的特质,应对是个体身处风险依然能够取得好的结果,建构是个体在身心遭受创伤后的恢复过程。尽管学者们对抗逆力内涵的认知不同,但对其核心的三个部分——遭遇风险、用于抵抗风险的能力与资源、脱离风险的过程及其积极的应对结果——认识较一致。Howard等人(1999)将这三部分归纳为风险因素(risk factor)与保护因素(protect factor),所谓风险因素是指对个体的生存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的外在环境因素,而保护因素则是当风险因素出现后,与其相互作用,以抵消或者降低消极影响形成的因素。按Richardson(2002)的观点,保护因素可以分为内在保护因素与外在保护因素,内在保护因素是指源自于个体自身的具有“保护因子作用”的心理特质与能力,而外在保护因素则是指当置身风险时,个体能够获得的各种帮助。而个体的抗逆力本质上是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个体在遭受风险时,充分调动内外保护因素,积极适应环境变化,促使主体产生自我平衡,以获得良好的应对结果。

  既然个体在面对风险时能够通过心理抗逆力的塑造获得积极的结果,那么作为个体的集合体——社区,能否在面对社会风险时通过有效应对与资源的重构提升抗逆力,进而获得良好的抗风险能力呢?在当今风险社会时期,社区作为一个特定的地域聚落,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具有面对风险快速反应、合理处置的能力。Tierney(1997)较早关注到应对风险时社区抗逆力增加的重要性,认为在灾难情境中社区和个体抗逆力的提升对抗御灾难同样重要。Mileti(1999)主张要想减少各类社会风险对社区造成的冲击与持续性损害,需要增强社区的抗逆力,并指出社区所具有的高水平抗逆力应该能够抵抗严峻灾难,即使在高风险的冲击下,社区也不会因灾难而完全丧失功能,在未得到外部援助的情况下,该区域生产能力或生活水平也不会过多降低。而Tobin(1999)则认为,可持续性和抗逆力是应急管理的两个关键点,社区的可持续性和抗逆力与风险因素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他通过借鉴减灾模型、恢复模型和结构认知模型,得出了一个可持续性和抗逆力的理论框架,并且使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实际数据进行了验证,分别从人口、性别、种族、文化、农业、旅游业、保险产业等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分析了社区抗逆力及可持续性对社区抵抗风险的影响。总的说来,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的抗逆力研究重心已经从个体转向组织层面,开始以一种交互性的视角来探讨在风险情境下人与人、人与资源、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这种作用机制下如何实现抵御风险能力的获得与提升,然而,目前中国学界还没有注意并重视这一重要的理论转向。

  在我国,抗逆力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范围主要局限在青少年心理教育领域,研究的对象更多地集中在微观层面的个体心理抗逆力分析,侧重于个体在遭受挫折,面临创伤、逆境、艰辛等负面心理情境时如何适应、克服等。田国秀(2006)等从理论和实证视角对“问题少年”心理抗逆力消退原因、如何重构心理抗逆力等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吴帆(2011)等对我国留守儿童心理进行研究,提出了提升留守儿童心理抗逆力的对策。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也有少量文献涉及社会风险与灾害性事件情境下心理抗逆力研究。孙瑞琛等(2010)以汶川地震为背景,对灾区民众的灾前灾后心理抗逆力表现进行了对比与分析。朱鲲鹏(2010)认为在灾害发生后,应该根据不同个体的心理抗逆力强弱程度与结构特性,注重个体的差异性,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应急干预。但从总体上看,国内的抗逆力研究主要停留在个体层面,没有从组织的层面展开,因此,本文拟从社会组织的奠基层——社区来展开抗逆力研究。

  

  二、社区抗逆力的内涵与操作性定义

  

  1.社区抗逆力的内涵

  社区抗逆力的研究是对个体心理抗逆力研究的拓展,二者具有共性也存在异质性。共性是二者都把抗逆力看做是遭受风险时状态恢复的特质、能力以及过程,而异质之处在于二者的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个人,而后者的主体是特定规模的社会组织。因主体的不同,二者在抗逆情境与抗逆过程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于个人来说,诱发抗逆力作用的风险情境主要是个人所遭遇到的危机、压力与伤害性事件;对于社区来说,这种风险因素主要是社会风险,比如自然灾害、群体性事件、流行性疫情等。在抗逆过程中,个体主要是调动心理资本,通过心理重构获得积极的结果,而社区则可以充分调动区域内的物理与经济资源,通过协调社区内人员的合作来应对压力,抵抗风险。Ganor(2003)把抗逆力解读为个人和社区面对长期持续压力,找到内部优势和资源以便有效应对的能力。Coles和Buckle(2004)则把社区抗逆力等同于社区从灾难中充分恢复的能力、技巧和知识。Pfefferbaum(2005)认为,抗逆力是指社区成员采取有意义的、慎重的以及集体的行动,以补救由问题带来的影响,包括对环境的解释、干预及行动的能力。

  从这些学者对社区抗逆力所下的不同定义可以看出,尽管有争论但在以下三个方面却存在共识:一是社区面临困境、灾难等不利局势;二是社区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和恢复能力;三是更关注可运用的资源。考虑到这些共识,本文对社区抗逆力的一般性定义如下:社区有效利用各种资源成功适应和应对社会风险,迅速恢复功能,达到过往水平的能力。在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抗逆力的作用结果历来颇有争议,一般来说抗逆力的作用结果可以有以下三种:超越过往水平、恢复到过往水平、低于过往水平。对于这三种结果,有的学者认为恢复到过往水平就是抗逆力作用的最好结果,而有的学者则强调抗逆力强的组织可以实现对过往水平的超越。争议产生的原因在于研究领域和层次的不同。例如个人心理学领域的大多数学者相信抗逆力的提升有助于增加个体的心理资本,因此认为抗逆力的作用结果应该超越过往水平;在企业管理领域的组织抗逆力研究中,因为要坚持收益最大化,所以也倾向于认为抗逆力的作用结果可以超越过往水平。本文之所以把社区抗逆力的作用结果界定在恢复以往水平,主要在于社会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是“损失最小化”,而社区在恢复到过往水平之后继续超越的过程,不符合最小化损失的逻辑与应急管理的运行机制。未恢复到过往水平的情境如无特殊情形就是抗逆力不足的表现,而特殊情形则代表了一些永久性、极端性的伤害,在这种情形下,抗逆力的强弱已不是主要因素。

  2.社区抗逆力的操作性定义

  为了构建概念模型,实现对社区抗逆力的量化研究,除了分析其一般性内涵,还需要细化它的操作性定义,以此来具体描述社区抗逆力的特征、指标,以利于衡量检验。社会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是“损失最小化”,换句话说就是要尽可能减少受到破坏的概率、减少受到破坏的程度、减少恢复的时间。从这一原则出发,我们认为衡量一个社区在风险情境中抗逆力的大小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抗逆力的作用结果;抗逆力的作用时间;抗逆力的作用轨迹;社区的脆弱性。抗逆力的作用结果即社区功能恢复的水平,本文不研究超越过往水平的结果,只研究达到与过往水平相当的阶段。因此,抗逆力的作用结果就变成了两种:相当或低于过往水平。如果低于过往水平不是由于极端状况造成的,则认为社区抗逆力水平没能达到最优值。抗逆力的作用时间主要是指社区功能恢复所需要的时间,这一点在社区抗逆力研究中最容易被提到和接受。机械力学中动量的变化就等于力与时间的乘积,也就是说如果初始状态和最终状态一致,那么力的大小就和时间成反比,力越大时间越短。社区抗逆力的概念是从机械力学演变而来的,将它类比于机械的力学运动过程,这比较符合一般人的常识。当社区遭受风险冲击后,恢复到与过往同样水平的时间越短,则抗逆力越大。抗逆力的作用轨迹即社区功能恢复的曲线轨迹。在抗逆力的作用时间与作用结果一定的情况下,抗逆力的大小可以用轨迹曲线与百分之百社区功能水平线所组成的面积大小来表示,面积越大,损失越大,则社区抗逆力越小。

  脆弱性问题一直是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领域的重要问题,按照Kasperson(2001)的定义,脆弱性是个体/组织在面对外界施压时的敏感程度以及恢复、适应或进化的能力。通过这一定义可以看出,脆弱性研究与抗逆力研究具有一定的交叉。抗逆力和脆弱性之间的关系可以类比于双螺旋结构(Buckle,2001)。脆弱性高代表了在风险面前受损的概率大,概率大被破坏程度就高,系统可获得的反弹恢复资源会变少,因而抗逆力会降低。而抗逆力大的系统则会在灾难中恢复得快而好,这会影响到系统在面对下一次灾难时的脆弱性大小。正因为这样,抗逆力和脆弱性在不同的场合既可能是正相关,也可能是负相关。这种双螺旋结构关系意味着不能将抗逆力和脆弱性简单地看做是硬币的两面或一条线的两端而强调它们之间的简单直接关联。脆弱性与抗逆力一样,都受到多个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在影响脆弱性和抗逆力的因素中,存在着重合与冲突,也就是说,一个对抗逆力有正面影响的因素可能对脆弱性有正面、负面或无直接影响。为了便于在研究上区分脆弱性与抗逆力在风险管理中所起的作用,一些学者将脆弱性看作是一种静态的状态量,以表达在某种强度的风险冲击下,社区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强调脆弱性和灾害的直接损失相关。将脆弱性看作静态量,是因为假设风险冲击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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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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