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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璐瑶:唐山大地震——不能掩埋的记忆

更新时间:2013-04-10 20:37:22
作者: 张璐瑶  

  

  清明节前夕,一部名为《掩埋》的纪录片又在网上热传。

  这部拍摄于2009年的纪录片,涉及一个沉重的主题——发生于1976年7月28日凌晨的唐山大地震,是有大量预报信息的。

  地震预报是世界难题,至今没有科学有效的解决途径。我们无意证实这部从未公映过的纪录片的内容,而是在意《掩埋》所折射出的问题——不仅是关于地震预测预防的争论,更是政府在面对重大公共安全隐患时如何判断、决策的难题,尤其是当大部分信息都处于不确定的状况时——在最大范围内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或许是最负责任的选择。

  唐山大地震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随着时光流逝,人类面对自然灾难的应对能力也在增强。人们可以看到,相比于十年前的“非典”,我们在应对眼下正被密切关注的新型禽流感疫情时,已经透明、积极和高效得多,且并未引起“恐慌”。时代在进步,观念也在更新。

  本期周刊,我们希望借缅怀唐山大地震的遇难者,发出一种呼声:尊重生命,请从敬畏知情权开始。

  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张璐瑶(发自北京)

  

  先兆历历在目

  

  2005年5月,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出版。一个读者电话让作者张庆洲开始了长达8年的寻访。来电者告诉他,唐山大地震之前是有地震预报的。

  2008年,独立纪录片导演王利波找到张庆洲,开始了纪录片《掩埋》的拍摄。通过《掩埋》,我们或许可以寻找到“真相”的一角。

  

  1974年,国家预警

  

  1967年,李四光就已“盯上”唐山地区。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发布“国发[1974]69号”文件,向全国转发了国家地震局关于华北震情的趋势分析意见,即在未来的两年里,在华北会发生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

  早在1967年,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就已经“盯上了”唐山地区。

  当年,李四光决定调当时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华北区队的华北三队到唐山滦县一带开展地震地质工作。时任地震地质大队队员的地震学家黄相宁是其中一员。

  “当时正在‘文革’期间,李四光感到地震形势很紧迫,因此他就跟周恩来总理建议,地震地质大队实行军管。因此,在‘文革’期间地震地质大队的工作都在正常开展。从1967年到1970年这三年多的时间,我们基本上踏遍了唐山、滦县、乾安、青龙这个范围的每一片土地。”黄相宁回忆说。

  根据地质调查,他们写了一个报告,说明唐山滦县地区存在哪些主要活动性的断裂、分布情况。李四光认为,如果这个地方要活动的话,将会波及北京、天津,能量释放也会很大,活动时间会很长。

  当时,民间群测群防预测地震的热情很高,也很活跃。

  时任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回忆,唐山在1968年就已经在学校、厂矿等地建立许多地震预报测报点,观测方式“土洋结合”。当时,唐山的八中、十中、二中,自来水公司、电厂、锅厂,马家沟矿、赵各庄矿、东八里庄、西八里庄、王辇庄、殷各庄等地都有自己的测报点。

  1970年10月,地震学家梅世蓉也在中国地震界内部刊物《地震战线》上指出,今后十余年华北应特别关注的四个地区,其中包括天津、唐山、渤海湾一带。

  1972年,研究旱震关系的专家、当时在北京地震队工作的耿庆国,在参加国家地震局1972年地震中期预测科学工作会议时说,1972年,华北和渤海地区出现了113万平方公里的大面积干旱,预示着将在辽宁、河北、山西和内蒙古发生两组7级和一组8级的地震。“总之是很大的地震,要很好地‘抓住它’。”耿庆国说。

  1974年5月上旬,耿庆国发现,华北北部地区还出现了干湿失调和暖冬冷春的气象异常指标。5月31日,他提交了有关报告,认为华北和渤海地区1972年大旱之后,未来一两年里将面临7级以上大地震的危险。“如果这个地震震在1975年到1976年,很可能达到7.5—8级。”

  1974年6月7日-9日,国务院召开了一个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报告会,是一个紧急会商会。会议期间,当时主持科学院工作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听取了耿庆国的汇报。6月29日,国务院发布“国发[1974]69号”文件,向全国转发了国家地震局关于华北震情的趋势分析意见,即在未来的两年里,在华北会发生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

  唐山大地震中,临近的青龙县无一人因地震死亡,在开展预防工作的时候,时任县委书记冉广岐的“尚方宝剑”就是“69号文”。

  1975年1月12日,全国地震会商会,时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的汪成民在“对我国东部1975-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的报告中提出:1975年-1976年,我国东部可能发生强震,可能地点是华北北部与苏鲁皖交界,可能强度达6级左右。

  

  1975年,海城转折

  

  有一种观念认为:海城地震后,周围地区近十年八年就不会有什么地震了。因此,唐山地震的可能性在决策层被排除了。

  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发生7.4级地震。海城地震后,地震界的观点发生了变化。

  汪成民说:“海城地震前,整个地震局的专家思想都比较统一,因为周总理在坐镇,有一个‘69号文’。等到了一个海城地震,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预报对了!”但是,海城地震后,这个区域还有地震吗?根据当时的经验,汪成民说:“华北地震大概有3000年历史记录,临近地区短时间内发生两次地震的情况,还没有过。因此有一种观念认为:海城地震后,周围地区近十年八年就不会有什么地震了。”唐山地震的可能性也因此排除。

  而耿庆国仍然坚持“有震”的观点。他再次强调,唐山当时还是特旱区,而且,邢台在1965年大旱以后,1966年发生过大地震了,所以唐山的情况更值得关注。

  1975年2月,新华社北京分社的记者采访耿庆国,将他的观点写成内参报告给中央。

  耿庆国透露,后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把这个报告批给了时任国家地震局领导小组组长的胡克实,胡又转给了时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的梅世蓉,让她研究这个观点。

  1975年5月9日,第三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到了上述内参。

  1975年7月,部分地震群测点出现异常。

  时任山海关一中地震科研小组负责人的吕兴亚找出当年保存的数据图,说:“地应力,1975年7月就开始出现异常了。水氡,是1975年8月,逐渐就上来了。磁偏角,是1975年9月,有的超前,有的超后。当时我分析,地应力为啥超前呢?因为地震发生还是由于应力作用。”

  1975年11月,唐山开滦赵各庄矿地震台也监测到了这种异常。时任该地震台台长的姜义仓回忆道:“土地电、磁偏角、水电导、地应力……从1975年11月就开始异常,总共270天的异常期。”

  在唐山市乐亭县,时任唐山乐亭红卫中学地震科研小组负责人的侯世钧也监测到了这种异常。“那时候我们是每三天向地区地震队汇报,对县地震办公室是一天一报。从1975年12月23日开始,出现了比较规律的变化,一直持续到4月10日,规律性变化就没了,变成比较平稳的上升。从12月23日到4月10日,一共是109天。”

  1975年底,黄相宁向国家地震局写了一个年度预测意见,提出,乐亭、锦州、敖汉旗这个范围,要发生大于6级的地震。

  而当时,为了“抓”住这场大地震,唐山地区的测报点也有了飞速增长。时任河北省地震局业务处处长的侯立臣透露,1976年上半年,唐山地区的骨干测报点由60个增加到85个;一般测报点由468个增加到508个;此外,还有5552个“观察哨”。

  

  1976年,异象频频

  

  1976年7月前后,北京地区连续出现异常天气,引起地震专家密切关注;在唐山,民间群测点也发现了一系列显著异常。国家地震局有关负责人要求“再看看”,震情汇报被延至7月21日。

  1976年初,唐山市委主持召开唐山市防震工作会议,唐山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在报告中写道:“唐山地震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在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7级强震发生。”

  1976年1月28日,国家地震局呈报国务院《关于京津唐渤张地区1976年地震趋势的报告》中也写道:“在一两年内有发生5-6级地震的可能,地段是唐山到辽宁朝阳间,北京到天津间。”

  1976年4月,汪成民开始组织京津预报组的全体人员去唐山滦县一带“扫荡”,挖地三尺找情况。“地震前,我们三次组织人员在这一带做调查研究。”汪成民说。但由于当时云南一带也有震情,人们的注意力也随之转移,唐山地区的一些地震监测人员也被调去支援西部。“有人说,海城地震发生了,咱们就见好就收,也立功了,好聚好散。”汪成民说。

  但是,汪成民始终认为华北存在地震灾害的重大可能。1976年,他主动联系组织了一系列报告会,去过不少国家部委宣传“69号文”。“(文件)虽然到期了,可是不能停,目前形势很严重。”

  1976年5月,国家地震局组织的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在山东召开,杨友宸也参加了会议,回到唐山,杨友宸就准备把会上掌握的情况落实下来。但到了5月末,杨友宸忽然被调到“干校”劳动,“我说,还有任务呢,要落实呢。他们说,不用你管了。”杨友宸回忆。

  与此同时,一系列异常现象接着出现。

  6月29日,北京地区日降水量突破历年同日最高值;30日-7月5日,平均气温连续突破历年同日最低值;7月1日和7月4日,最高气温分别突破历年同日最高值;7月3日、4日,最低气温连续突破历年最低值——这些指标对于专门研究旱震关系的耿庆国来说意义重大。“我是在指标突破之后的7月5日、6日到的唐山,8日到天津,后来到廊坊,都是去气象台搜集短临的五项指标资料,10日回到北京。11日我就开始着急了,因为(指标)只差低压突破了。”他说。

  7月14日,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也正式向国家地震局发出预报,7月22日前后、8月5日前后,在宝坻、乐亭这个范围和它以东的渤海海域,可能发生5级左右地震。“为什么我们在唐山地区年度预测是大于6级,临震报成5级左右?”黄相宁说,“4月6日,内蒙和林格尔发生了一个6.3级的地震,干扰了我们的分析。另外,当时国家要求京津地区5级和5级以上的地震要24小时前报出来。地震局就说,凡报京津地区5级和5级以上的地震,谁报了以后我们直接把意见上报国务院。这给我们搞分析预测的人很大压力,所以,一般报京津地区都不沾‘5’。唐山报了5级,也是硬着头皮报的,因为觉得可能性确实很大。”

  在唐山,民间群测点也发现了一系列异常。

  1976年5月28日,唐山开滦煤矿马家沟矿一个观测点地电阻率出现异常变化。

  当时在唐山二中地震科研小组的王书蔚、李伯齐夫妇根据监测数据发现,3条曲线都出现异常:土应力指标在1976年5月降到最低;1975年8月份的水氡才50艾曼左右,1976年4月初就升到了89.1;1975年9月10日开始出现地磁异常,到1976年3月10日达到最高点,异常3.5分。

  7月16日,在唐山乐亭县红卫中学,侯世钧发现,监测点的地应力、地磁、土地电等仪器,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侯世钧挣扎一番,还是写了书面意见:“综合以上情况,我们预报,在7月23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1976年7月11日,北京地区最低气温突破历年同日最低值。7月14日一上班,耿庆国所在的小组就向汪成民汇报了北京地区出现的7大异常。当时梅世蓉负责华北震情,汪成民向她请示后被告知“需要一周的时间”,同时要求相关人员再到唐山、天津“看看情况”。具体汇报时间延后一周,推到7月21日。

  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余7天。

  

  临震……举棋不定

  

  1 震前两天

  

  1976年7月26日,国家地震局与北京地震队的震情会商持续了整整一天。“到下午5点钟,汪成民说梅世蓉讲了,四川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了,京津唐再乱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耿庆国回忆道,“给我们的印象是,我们已经完成我们的使命了,由他们来做最后的决断。”

  1976年7月13日,国家地震局主持的京津唐渤张地区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要求河北地震工作重点县的地震办公室都要参加。时任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人员王春青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还组织代表去唐山的群测点参观。唐山二中接到了参观任务,王书蔚、李伯齐夫妇为代表们准备了资料,还专门把相关数据图表挂在实验室的墙上,“会上,我都向代表们说,根据我们的判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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