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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东欧的审查制度

更新时间:2013-04-10 20:00:49
作者: 景凯旋 (进入专栏)  

  而是要让人压根儿就不思考。”而当艺术和宣传混为一谈时,作家的想象力终于达到了切斯拉夫·米沃什所称的“窄化”阶段。

  要想从这种束缚中获得自由,除了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改革,还得战胜内心的恐惧,恢复真实的道德标准和语词定义。

  

  三、天鹅绒监狱

  

  上世纪六十年代,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东欧国家陆续制定了新闻出版法,而匈牙利却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这并不说明,有了新闻出版法,就一定有了言论自由。正如洛克所说:“法律的责任并不在于保障见解的正确性,而在于保障国家和每个具体人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在西方各国,实行新闻法治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制定新闻出版法,主要是欧陆国家;一种是没有专门的新闻出版法,主要是英美等国。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国家并不针对言论本身设立审查制度。而在苏联、东欧国家,正如匈牙利作家康拉德所指出,审查制度乃是其体制内在的组成部分,是文学合法性和建设性的要素。

  在审查制度下,东欧文学艺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制造出大量的宣传品。艺术家们认识到,这个制度下唯一的自由就是参与的自由,要创作超越允许体制的艺术是不可能的。他可以努力超越,仿佛审查制度并不存在,但这得要冒作品不能出版的风险。因此,他常常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是可以写的?什么是不可以写的?这不仅取决于国家的大政方针,而且还取决于高层领导人的个人好恶。

  在1985年召开的匈牙利作协大会上,一位著名作家终于站起来强烈呼吁,要求建立公开的审查制度。他要求政府设立一个审查机构,详细规定它的权力;要求制订明确的法律条文,如果作家越过了界限,可以通过法院来起诉。他指出,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什么内容可以发表,什么内容不可以发表,标准从来都很模糊。控制言论的宣传部门总是滞后,编辑往往会抢最快时间处理稿件,但好不容易早上获准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午就可能遭到谴责。好不容易出版的一本书,很快就可能遭到禁售。编辑和作者都不知道,在通过一篇文章或书籍时,哪个环节会出问题?作品的命运将会如何?自己会不会受到处罚?

  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卡达尔上台掌权。为了恢复社会和谐,他提出“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和我们站在一起”口号,取代了过去“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的口号。同时,卡达尔政权还成立“专家政府”,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并试图通过说服而不是强迫来保持权力垄断,就连反对者也把匈牙利称为“快乐的军营”。

  与东欧其他国家相比,匈牙利艺术家在创作上要自由得多,出版界也要宽松得多。比如,在匈牙利可以出版在其他东欧国家遭禁的作品,可以写无关宏旨的个人私事。但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政治禁忌,最重要的创作戒律就是:艺术必须证明现实的合理。

  编辑、审读可以自由裁量,但他的决定却只能根据上面的指示。事实上,真正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加强还是削弱了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媒体人为了生存都自动变成了审查人员:除了宣传官员、出版机构负责人、编辑和审读,连每一个诗人、小说家、电影导演、影视制作者,也都学会了严格的自我审查,不断删除作品中的敏感词,删除大段文字和镜头,加进一些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法和概念。编辑和作者都明白,要想公开发表作品,就得善于打擦边球,采用曲折的表达。但这样一来,思维与话语的完整性都遭到了损害,作品的意思往往与创作者的意图相左,变成言不及义的空话。

  呼吁建立公开的审查制度其实是个反讽,因为不公开的审查制度一直都存在。匈牙利作家米卡罗斯·哈拉兹提曾写了一部书《天鹅绒监狱》,描述和分析了这种“审查制度的文化”。他在书中假托一个官方御用作家的口气,论证创作者和审查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亲密的合作者。从前的审查制度假定创作者与审查官是天敌,新的审查制度却消除了这种对立。双方“相互拥抱”,共同创造了繁荣的文化生活。通过“创造性妥协”和“自我纠正”,艺术家们会越来越与国家利益趋于一致,成为“国家艺术家”,以至于根本不再需要公开的审查制度。

  与从前的时代相比,审查制度有着质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社会,艺术家是独立的职业,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忍受出版商的剥削,并且常常为了艺术而过着贫穷的日子。在社会主义国家,艺术家由国家发放工资,不再需要为生计发愁。这笔庞大的财政支出可能会使市场经济学家们感到无法理解,但“国家艺术家”却会感到自豪,将此看作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当然,这是一种群体的解放,艺术家的任务是为权力提供解释,他失去的是个人的创作自由,但却获得了生活安定的补偿。由于艺术家已经把国家视为自己的家园,国家因此能够更容易地驯化艺术家。

  自由是艺术的必要条件,这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承诺的一部分。从前的艺术家们相信,艺术与自由是天然同盟。在专制压迫下,艺术家不可避免要奋起反抗,相信艺术只有在反抗权力时才会变得伟大。如今,这些艺术家们即使作为国家的雇员,仍然自恃为自由的信使,但“如果艺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利益又由党来代表,那么艺术将不再被视为艺术家的专属领地。许多艺术家仍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自由精神的胜利;可实际上,自由精神已被一劳永逸地废除了。反专制精神最终乃是一派无以为继的纯粹自负,而艺术却存活下来,甚至繁荣兴旺。”

  审查制度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国家干预的问题,它也不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令人反感,而是确保文艺创作更有效地发挥其正面作用。无论艺术家的作品是如何糟糕,只要他们牢记自己的国家雇员身份,服从上面的宣传指令,他们的作品就可以出版,获得当局对其作品的宣传和奖赏,从而安享当局给予的地位和高薪。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会谈论作家的自由,只会谈论作家的责任,而这样的责任是和待遇联系在一起的。作家们既能享受为人民服务的合法的自豪,又能享受优越的特权:

  如果你去偷听任何一个为知识分子保留的匈牙利乡村别墅里艺术家和作家们茶聚时的谈话,或一次官方会议后高官艺术家们的攀谈,你将会极惊讶地听到他们彼此在诉说体制内的“不幸遭遇”时所流露出的满足。

  在许多官方艺术家眼里,这是一种“进步的审查制度”,他们意识到对国家有益就是对自己有益,因此他们宁愿受到权力保护而不是拥有创作自由。上世纪七十年代,匈牙利政府曾试图倡导大众文化,把艺术品推向市场,由于大众文化没有“价值”或“教育意义”,不足以保证国家的支持,因而必须自负赢亏,并交纳特别的税。结果引起许多官方艺术家的抗议,他们抗议被社会主义解放的艺术再度成为商品,他们批评个人利益、物质主义和公共事务中的不负责任,担心下放权力和采用金钱标准会造成一种新的、更难管理的文化环境,并且危及自己的崇高地位和稳定收入。

  官方满意地注意到,对大众文化的担忧会大大减弱反对审查制度的观点。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从来不会仅仅受经济原因驱使,即使是在其推行经济现代化时期。让艺术家们在市场中仍得到保护的政府如今被看作是美学的保护者,是堕落的大众文化的反对者;审查制度得到热烈拥护,因为它是稳定的价值和建设性意见的担保者。

  所有这一切都会对艺术家及其艺术带来后果。他的思想、感情和情绪都不再是个人的私事。实际情况是,早期革命的艺术家们还得从旧社会独立知识分子的作品中获得斗争所需要的激情,现在似乎已没有人对这一事实过分沮丧。如今只有在蜡像博物馆里还能找见独立艺术家的形象,紧挨着组织起来的工人的蜡像。独立的艺术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独立的受众。我们生活在一个将反专制的艺术公然谴责为是反艺术的社会。

  那些持异议的、拒绝自我审查的艺术家都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会被贬低为一个政治抗议者,其作品则被看成只是为了表达政治不满。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被谴责的对象。由于拒绝合作,他们的作品不会被允许出版,其本人也不会被承认为艺术家,他们只会被排除在艺术王国之外。对他们的羞辱是对“国家艺术家”的奖赏。当然,他们的作品也不会被完全浪费:

  他们像花园里的残败花朵一样,成为肥料。国家文化可以得到这些肥沃异议的滋养。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审美发现,就像我们对待西方艺术家们的试验一样。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引进他们的主题。我们可以从他们不受欢迎的自负中产生“有价值的”、“有机的”创新。他们用自己勇敢的自我毁灭行为促进了社会融合。国家越是机智灵活,就越能愉快地吸取异议者的精华,为国家文化的有机体所用。

  正如匈牙利著名作家康拉德所说,哈拉兹提此书是一部探讨“审查美学”的书,是“揭露统治者内心秘密的地下文学”。审查制度产生于体制内部,已经成为一种生命的血液,缺少了它,什么都别想生存成长。“哈拉兹蒂的讽刺里蕴含了一个几近残酷的图景:如果国家社会主义真的成为了世界文明,那么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而波兰作家巴兰察克在评论此书时也指出,就像奥维尔曾经所恐惧的,在东欧极权制度下,确实产生了一个新的“不希望得到自由的人类品种”。

  

  四、萨米亚特

  

  上世纪七十年代,东欧各国的出版界都产生了一种“萨米亚特”现象。这个词最初来自俄语,意思是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1965年,前苏联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在西方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官方迅即对他们进行审判并判以重刑,作为一种抗议,大量的手稿、打字稿冲破检查制度的封锁,广为传播,很快成为前苏联社会一种充满活力的、非官方的文化现象。

  萨米亚特的实质就是突破审查制度,突破谎言世界的包围。前苏联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等人,都曾是萨米亚特的主要参与者。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在他的名文《莫要靠谎言过日子》中,首先就提到人们在撰写和阅读地下出版物。他的许多著名小说和文章都是通过地下出版而流传的。

  在匈牙利的审查制度下,哈拉兹提的《天鹅绒监狱》同样不可能正式出版,而只能成为康拉德所说的“地下文学”。七十年代初,当哈拉兹提还是一个大学生时,就因为思想自由而被大学开除,去工厂劳动了一年,此后他将这段经历写成一部书《一个工人国家的工人》,并以萨米亚特的形式出版。为此他遭到逮捕和审判,被禁止在公开场合发表任何文字。此事在当时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新闻,就像捷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一样,哈拉兹提成为反抗和道德勇气的标志,代表着匈牙利最有独立性的异议者。

  哈拉兹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当局的不断冲突中度过的。八十年代,他成为匈牙利第一份萨米亚特杂志《讲述者》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参与此事的还有作家康拉德和学者杰诺斯·基什等人,后者并联合其他作家、学者在《讲述者》上发表了《新社会契约》一文,呼吁匈牙利当局进行彻底改革,促进广泛的社会转型,包括市场经济、政治多元、民主选举和尊重人权和法治。

  波兰的萨米亚特则是始于七十年代中期。1976年,在波兰城市拉多姆和乌尔苏斯爆发了工人罢工,知识分子首次介入工人运动,成立了“保卫工人委员会”,同时诞生了波兰第一份萨米亚特刊物《记录》,政治学家米奇尼克是其中的重要撰稿人,其提倡改革新思路的著名文章《新演进》便是发表在《记录》上。波兰最著名的诗人兹比格涅夫·赫伯特也担任了杂志编辑,并时常在上面发表自己的作品。在这份杂志上,人们还常常读到流亡国外的诗人米沃什的诗歌和散文,国内青年诗人扎加朱斯基的诗歌,哲学家柯拉柯夫斯基的论文。为此,米奇尼克等人经常遭到逮捕和审判。

  东欧各国中,捷克斯洛伐克的萨米亚特最为发达,这要归于这个国家一批杰出的作家们,在面对极权淫威时,他们表现出了罕有的道德勇气和良知。发生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一场争取改革的民主运动,提倡“人道的社会主义”,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主力军便是作家。在运动最为紧张的时刻,由作家瓦楚里克执笔,并由众多作家、学者签署的《两字词》宣言,发表在《文学报》上,迅即成为“布拉格之春”的象征。

  这场民主运动最终遭到苏联军队的镇压,在“遗忘总统”胡萨克的严厉统治下,开始了所谓“正常化”时期。许多作家失去工作,沦落到底层社会,他们过去的作品遭到禁止,新的作品也不能出版,仅在1982年七七宪章开列的名单中,被禁止发表作品的捷克作家就有231名!七十年代初,一个被禁作家的小圈子开始每月一次在克里玛家里聚会,互相朗读他们的作品。他们中有捷克斯洛伐克文学的重要人物哈维尔、克里玛、瓦楚里克、格鲁萨、科赫特、克莱门特和乌德等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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