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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强:论作为一般人格权的名誉权——从司法案例的视角

更新时间:2013-04-08 21:49:56
作者: 孟强  

  所以该案事实上并不符合名誉权侵权的构成要件,而是一起侵犯人格尊严的纠纷。但原告以名誉权受侵犯而起诉,法院也据此认定侵权成立,判决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

  (二)实为隐私权的名誉权诉讼

  实为隐私权侵权,但却冠以名誉权的诉由,乃是实践中最为常见的一类名誉权的“误用”,而这,则是由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因为1986年的《民法通则》遗漏了隐私权的规定,在民事基本立法层面上,直到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才正式列明了隐私权的概念。但事实上,隐私权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其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实践中的纠纷层出不穷,法院必须正视此类纠纷。因此,早在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40条第1款便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场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由此开创了通过名誉权来保护隐私权的先河,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在此后的数部有关名誉权的司法解释中得到沿袭。

  应当承认,在立法规定不足以保护人们的隐私权的情况下,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将隐私权纳入到名誉权的保护之中,虽然有名不正言不顺的嫌疑,但对权利保护的需要远高于概念清晰的需要。因此,从1988年1月26日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的发布到2010年7月1日《侵权责任法》的实施,这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人们因隐私权受到侵犯而主张法律保护的,法院以隐私权侵权的成立要件进行判断,但最终必须以名誉权侵权的名义进行判决,故实为隐私权的名誉权诉讼在实践中大量存在,并且可以理解。

  但是隐私权和名誉权确实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关联性,当人们的隐私被揭露时,可能会带来名誉受损的后果。因此不能简单根据名誉受损而认定是名誉权受侵犯,因为名誉受损也可能是隐私权受侵犯的后果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隐私权必须归入名誉权名下进行保护,也应当在成立要件上分清这两种不同的权利类型。

  案例2:学生档案中记载精神病史:冯某与××理工大学名誉权纠纷上诉案(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803号)。1982年冯某考入××理工大学科技外语系科技英语专业,后因病未予注册,保留入学资格1年。1983年9月,冯某进入英语831班就读。1984年,冯某因病被退学。1988年至1993年期间,冯某曾参加多场市局机关主办的招聘考试,但未被录用。1990年12月,区教育局曾至街道劳动服务所政审冯某档案材料。法院查明,××理工大学员工填写的学生退学申请表中申请理由中记载有:“1983年10月间该班军训期间,该生神志反常,生活不能自理,不进食,并打人……”的内容。2010年2月25日,冯某诉至法院,称其原系××理工大学学生,2000年5月,冯某聘请律师查询冯某档案得知××理工大学在冯某档案中虚构事实,诽谤冯某打人,致使冯某屡次应聘落选。原告认为,××理工大学恶意侵犯冯某名誉权,情节恶劣,向社会及招聘单位扩散,影响冯某就业,存在因果关系,要求××理工大学赔偿冯某精神损害抚慰金50万元,登报道歉消除影响,并安排冯某力所能及的工作,永不下岗。案件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确认冯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单纯型),曾于1981年至1984年先后三次住院治疗。一审法院认为,××理工大学在学生退学申请表中的记载内容是不公开的,且文字描述主观上未借机侵害冯某的名誉权。原告也未能证明其应聘失利与上述记载间的因果关系,因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冯某不服,提起上诉,认为其在军训的时候被搜身夺药,不能服用药物,所以病情复发。××理工大学滥用职权,利用档案保密性,诽谤上诉人,虚构“武疯子”事实,吓退招聘单位。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中,学校在原告退学申请表中记载原告军训期间的异常反应,是客观描述,并且未向外界宣扬,因此不属于侵犯原告的名誉权。但由于原告已经病愈多年未复发,而且军训期间制度严苛,学校搜走原告随身携带的药物而导致原告出现异常,对于这一既往病史,应当认定为个人隐私,学校不是医疗机构,并不需要将既往病史详细记载,对于这一多年之前的病史隐私而导致原告一直难以被招聘单位接收,对于原告来说极为不公。因此,这一案件应当属于隐私权的纠纷,而非名誉权的纠纷,但法院以名誉权侵权的成立要件来进行判断,强调记载的客观性和名誉未受损,认定名誉权侵权不成立,因此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

  (三)实为信用权的名誉权诉讼

  “信用权者,以在社会上应受经济的评价之利益为内容之权利,即就其给付能力及给付意思所享有之经济‘信誉权’。”[10]153我国民法上并未规定信用权。有学者认为信用权属于名誉权,“信用就其本质而言,属于主体名誉的一部分,侵害公民的信用,可能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害,侵害公司的信用,可能构成对其名誉权或商誉权的侵害。”[11]49但也有学者认为信用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因为其兼具财产性和人身性,“所以不能单纯通过知识产权法或物权法加以保护,而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权受到保护。”[9]240

  信用权和名誉权确实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为信用也体现为一种名誉,虚构事实也会导致信用降低的后果。但是,信用一般是由银行的征信机构进行评定,而且也只有银行系统才能够查询,这和名誉作为社会一般评价不同。信用权,“其与名誉权的区别在于前者系经济上的评价,后者为社会上的评价。二者有时难以明确区分……惟信用权与名誉权的保护范畴究属不同,信用的侵害,不必同时为名誉的侵害。”[12]123-124此外,信用权受到侵害的后果直接体现为经济利益的受损,即难以进行借贷等活动,而名誉权作为一种人格权,其受损之后并不直接体现为经济利益的损失。因此,史尚宽先生认为,“名誉权广义言之,包括信用权在内,然其中亦有不含侮辱或贬损人格之意者,不得一概以名誉律之。例如散布某商人非因其故意或过失而丧失其全部财产之流言。故不如认为一独立权利。”[10]153笔者赞同此种观点,认为信用权毕竟与名誉权存在诸多差别,应当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利。以下案例可以说明信用权受侵害与名誉权受侵害之间的区别。

  案例3:银行违规放贷侵犯个人信用权:周某诉某银行名誉权损害赔偿纠纷案(注: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罗民初字第895号)。2001年11月20日原告周某为借款人,被告某银行发放中长期贷款2000元,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到期日为2003年11月20日。贷款到期后无人偿还。2009年2月20日,原告周某与其丈夫购买一套房屋并到建设银行办理按揭手续时,被告知有不良信用记录,银行不能提供按揭贷款。经查,原告的贷款系村委会以其名义在某银行办理,用以解决农村抗旱打井问题,属于私贷公用,被告某银行在发放涉及本案贷款时,在明知原告并非借款人和担保人的情况下,仍以原告为借款人发放了贷款,属违规操作。法院认为,被告至今仍未能消除征信系统中原告的不良记录,侵害一直延续,不仅给原告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也给原告的精神造成了侵害,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遂判决某银行在当地报纸上刊登道歉声明,消除原告周某在银行征信系统中的不良记录,并赔偿原告周某精神抚慰金3000元。

  本案以名誉权为诉由起诉和判决,但事实上是信用权的纠纷,因为本案中并不存在对原告的一般社会评价,而是银行征信系统的记录,最终的责任形式除了登报道歉以外,还要求被告消除原告在银行征信系统中的不良记录,否则,仅仅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是无法对信用权的侵害作出充分救济的,只要不良记录一直存在,信用权就一直受到侵害,所以消除不良记录其实是救济信用权的最重要方式。

  (四)实为营业权的名誉权诉讼

  《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同时该法第120条明确规定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法律保护。《公司法》第5条第2款也规定:“公司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虽然我国民商事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法人的营业权,但是法人具有自主营业的权利,乃是设立法人的目的之一,也是法人维系其存在的基础。王泽鉴教授也指出:“应否创设‘营业权’以扩大权利的保护范畴,亦值研究。”[13]98由于我国民商事法律缺乏对营业权的明确规定,因此实践中出现营业权受侵犯时以名誉权来请求保护的案例。

  案例4:擅自闯入学校闹事:张某与宜昌中学名誉权纠纷上诉案(注: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新中民四终字第262号)。宜昌中学系一所民办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2007年3月18日下午,张某未经原告宜昌中学保安人员允许,擅自进入该校并直入宜昌中学学生汪某所在的班级,与汪某发生争执进而互殴,导致被告与汪某均不同程度受伤。宜昌中学认为,张某未经其同意,闯入学校殴打学生,给学校和学生均造成不良影响,侵犯其名誉权。一审法院认为,张某未经校方允许,擅自闯入该校并与该校在校学生发生打架,该事件的发生影响了原告正常的教学管理秩序,对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诉请予以支持。遂判决被告张某的父亲张某某在被告宜昌中学门口张贴“道歉书”,公开向原告宜昌中学赔礼道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民办学校在我国的法律地位一直较为模糊,《民办教育促进法》第9条第3款规定:“民办学校应当具备法人条件。”学界大多认为民办学校属于民法上的法人。本案中,被告闯入民办学校打架斗殴,扰乱正常教学秩序,侵犯的是原告的营业权,虽然其后果可能导致原告社会评价降低,但并不能因此而认定为名誉权受到侵犯,毕竟两者相去甚远。法院应当是在无法找到营业权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以名誉权受侵害为由进行判决,对原告进行了救济。

  

  三、人格法益的名誉权保护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对民事权益作出了界定:“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这表明立法者明确区分了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而且将两者都纳入法律的保护范围之内,合称民事权益。

  权利是已经得到法律承认的利益,而权利之外还存在大量的应受保护的利益,这些利益虽然不能像权利一样主动行使,但在受到他人侵害的时候,仍然能够主张法律的保护。因此,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也称法益。“法益(das Rechtsgut)是一个社会的法观念认为应予保护的利益,对它的保护乃是对违反法律基本理念行为的制止。而(法定)权利,则是通过实在法律明确规定或通过立法纲领、法律原则加以宣布、以规范形态存在的权利。”[5]在财产领域,纯粹经济损失便是典型的法益;而在人身领域,“死者的人身利益如姓名、肖像、名誉隐私、遗体、遗骨等,属于受到保护的人身利益。”[14]5

  在《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民事法律中缺乏对人格法益保护的抽象规定,因此,许多当事人在人格法益受到侵害之后,同样也选择以名誉权为由提起诉讼,因此名誉权在保护人格法益上同样发挥着一般人格权的作用。

  (一)死者名誉的名誉权之诉

  对于死者的名誉保护问题,人们一直存在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人们认为,既然盖棺定论,那么应当“千秋功过任评说”,无需保护死者的名誉;但另一方面,人们又希望“留得美誉在人间”,因此要保护死者的名誉。在民法上,无论是学界还是司法机关,都认为应当保护死者的名誉,但究竟采取何种保护方式,则存在较多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数部司法解释都明确规定要保护死者的名誉,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由此可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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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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