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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东来:一场打了两百年的言论自由保卫战

更新时间:2013-04-08 12:01:38
作者: 任东来 (进入专栏)  

  防止那些要钳制思想表达——这些思想令我们讨厌或者深恶痛绝——的图谋,除非这些表达如此迫在眉睫地威胁、阻碍了法律的合法和重大目的,以至于不立即采取措施便不足以拯救国家。……多年以来,我们的国家一直都在后悔1798年通过的《反叛乱法》,并为此付出代价。惟有(only)在紧急状态下,根本没有时间肃清邪恶谣言带来的迫在眉睫威胁时,才能暂时背离第一修正案的绝对规定。

  在这里,霍姆斯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解释和适用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并据此对“清楚和现实危险”原则做了两点极为重要的修正:一、将“清楚和现实危险”原则向前推进一步,认为在只有这些言论迫在眉睫地威胁到国家安全时,才可以干涉;二、将“清楚和现实危险”原则从一条肯定政府干预言论自由的限制性规则转化为禁止政府干预言论自由的否定性原则。从如果言论带来“清楚和现实危险”,国会便有权预防,转化为惟有(only)在威胁“迫在眉睫”时,国会才能采取拯救国家的措施。正是这一异议,被看作是“美国人所作的有关言论自由的最伟大的言辞”。其思想自由竞争的论说成为二十世纪所有言论自由倡导者的共同哲学基础。即使是质疑霍姆斯观点的人,也不得不钦佩他为保卫言论自由而战的毅力和决心。

  如果不是霍姆斯对言论自由有着宗教般的情感,他是不可能写下这样的文字的。当他的三位大法官同僚知道他要撰写异议的时候,特地拜访了他及其夫人,试图说服他改变主意。他们希望霍姆斯多考虑一些国家安全,像一个忠诚的老兵一样,超越个人爱好,支持法院的多数意见。霍姆斯的夫人被说动了,但霍姆斯拒绝妥协。正是这一决定,“一份阐述思想和言论自由这一信念的最感人的论述幸运地流传了下来”(34页)。

  为什么美国如此多的记者、法律人和教授热衷于言论自由?为什么他们总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顶礼膜拜?这里或许像某些人批评的那样,这些人是出于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的职业利益和目标与言论自由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是,这的确涉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因为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思想的自由。查菲把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分成两种利益:“其一是个人利益,人们需要表达对其生活意义至关重要的事务的意见;其二是获得真理的社会利益,以便国家的治理不仅可以采取最明智的路线而且是最明智的方式。”这里寻求真理的社会利益就是一种思想的自由。只有思想的自由,才能真正发掘出人类无限的潜能和创造力。言论自由只是思想自由的一种外在表现。尽管失去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可以暂时存在。但是,考虑到人类只能通过言语来思想,而且,言论的交流也是人类之间最有效的交流方式,那么,没有了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必然受到损害,久而久之,思想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思想价值之外,言论自由的政治价值在于它保障了民众批评政府的权利,特别是通过媒体这个公共论域来批评的权利。这一批评权利在今天之所以重要,则是因为现代政府的权力太广泛、太强大了,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其极端形式就是给人类带来极大灾难的纳粹德国式的极权主义。痛定思痛,人们日益感觉到媒体独立于政府存在的必要。尽管出于商业和集团利益的动机,媒体有时也缺少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其报道的质量越来越“快餐化”,甚至低俗化,最明显的例证便是国际媒体对戴安娜之死和克林顿性丑闻铺天盖地般的报道。此外,一些媒体滥用公众的信任,谋求一己之利,大搞有偿新闻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媒体本身的问题,并不构成政府剥夺媒体独立性的理由。美国著名自由派宪法学者德沃金就认为,“如果说新闻界在权力、资源及影响方面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它在十八世纪的情形的话,那么,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则更大,而且政府有能力掩盖政府本身的犯罪及渎职行为。”“新闻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很多人有理由相信,一个健康而自由的新闻界是对官方掩饰和虚假报道的一个聪明的限制。”

  因此,当有人斥责媒体为“不法之徒”时,英国《泰晤士报》的专栏作家莱文曾经这样回应:“媒体根本没有义务对官方负责,倘若有一天它必须承担这种责任时,那将是自由病入膏肓之时……我们应该也必须继续扮演盲流和不法之徒的角色,因为唯其如此,方能保持我们赖以生存的信念,那就是探求其他人不愿探求的知识,发出其他人不想发出的声音。”(146页)

  刘易斯试图以“九一一”以后美国的经历来说明,这一论断乃是盛世危言。在恐怖袭击之后的数月内,布什宣布,行政当局有权不经审判或律师介入就可拘留被认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美国公民;美国司法部开始清查数万名外国人,并对可疑分子长达数月的拘禁和虐待。在那段时间里,一向标榜独立的媒体消失了,它们“不再是批评者或者质疑者,而几乎成了官方的速记员”。在那种特殊的恐慌的气氛中,批评政府“多多少少会显得不够爱国”。只有当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照片泄漏出来,只有当《纽约时报》披露了布什密令监听美国公民国际甚至是国内通讯时,媒体才醒悟过来。

  刘易斯引用斯图尔特大法官在1973年著名的《五角大楼泄密案》中的意见书来说明,在美国这个总统制国家中,独立的媒体为何如此重要。与议会制国家相比,美国总统在国防和外交方面的宪法权力几乎没有任何立法和司法上的限制,因此,“对政府政策和权力的唯一有效的限制……也许来自一个开明的(enlightened)公民团体,来自一个信息完备和有批评精神的公众舆论,只有这些才能保护民主政府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可能就是在这一领域里,一个警惕、自觉和自由的新闻界最能实现第一修正案的目标。因为没有一个信息完备和自由的新闻界,就不会有开明的民众”。

  在赞赏之余,刘易斯评论说“九一一”后的现实说明,在“开放、自由、警惕和敏锐”的定语之外,还要加上一个“勇敢”。这或许是这位新闻界的老兵对今天美国媒体的一个忠告。

  本书在美国面世三年后,就有中译本出版,速度还是蛮快的。中译者徐爽基本上保持原作简洁明了、文笔犀利、文风清新的特点,但是,意译太多,不少地方有些走样。另外,大概是译者对自己的英文能力非常自信,所以也就没有请同行校对,以前笔者评论过的刘易斯另一本著作《吉迪恩的号角》的译者也是如此。其实,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使译者的水平再高,也会出现错误。中译本第12页提到美国学者李维的“《压制的合法性》(LegacyofSuppression)”,就是一个明显的低级错误,应该是《压制的遗产》。第25页提到美国革命的英雄亨利·李时,说“其子是著名的国会政治家罗伯特·李(RobertE.Lee)”。英文原版中根本没有“国会政治家”字样,是译者自以为是加上去的。熟悉美国历史的人知道,罗伯特·李是美国内战时南方军队的司令,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军事家。本文无意深究译本存在的问题,只是想提醒出版社和译者,人文社科著作的翻译除了译者外,还必须有校者。这是保持译文质量的重要条件,商务印书馆等老牌出版社出版的译著质量上乘的原因就在于此。希望新兴的法律著作翻译继承这一传统,改变法律译著质量相对较差的学界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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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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