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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国家预案:中国转型前景的沙盘推演

更新时间:2013-04-02 22:57:37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缺乏一个足以与国家权力分庭抗礼的秩序化社会,这个国家就是一个畸形国家,就是一个不足以有效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僵化权力建制。

  在国家通吃社会的情况下,由于国家权力包揽了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制定权与执行权,因此,社会(包括人化自然)作为被治理的对象,就成为被动地被权力支配的对象。久而久之,社会也就丧失了面对动荡、伤害和灾难,本应具有的自治与自愈能力。为了更广泛动员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资源,有必要将国家与社会两个空间有效区隔开来,避免单纯以国家权力勉强地应付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被动局面。就此而言,需要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应对的国家机制进行重建。

  其一,应当提高国家预案的理性程度,走出单单应付国家权力主观认定的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制定状态,将整个国家的健全运转作为制定国家预案的目标。这样,主动而理性地将国家预案,升华为涉及常态情形和非常态情形条件下处理国家事务的预应性方案,而不是由国家权力单方面、气喘吁吁地为维持权力、对付社会制定危机处理模式。需要指出的是,今天中国国家的应急预案体系,只是一种单方面维护国家权力以对付挑战权力的自然与社会危机的体系。这是一种极不健全的国家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国家权力不可能真正处理好导致自然环境危机的人与自然关系,更不可能处理好引发社会公众事件的公民权利、社会组织意志和公众意愿问题。因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权力,还是一种自我封闭和自我正当化的权力体制。它的一切行为,都只是按照自身的意志运转。在一种完全自闭的体制中,国家权力不会明白尊重自然规律的极端重要性,自然环境必须服从国家自我维护的政治意志,因此,自然环境总是被国家意志所差遣的对象。尤其在国家将GDP增长作为自我正当化的决定性支撑条件的情况下,自然环境从根本上难以逃脱被破坏的命运。因自然环境破坏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肯定会层出不穷。至于公众,无论他们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组织成员,也不论他们是在市场空间中活动,还是作为社会利益组织、公益组织的成员,甚至加入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具有至上性的国家权力都不会真诚地尊重他们,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因为各种不同的理由,成为国家差遣的工具,甚至成为国家权力暴力制服的对象。抽象的、至上的国家权力,即使对国家领袖人物,也不会放下它自我维护的尊严,为具体个人弯下政治之腰。一切只要对国家权力自我维护发生丝毫不利影响的人与组织,都一无例外地成为国家权力征服的对象。这种处境中的国家,永远也不可能明白发生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真实原因。因此,国家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处理,也就只能处在治标不治本的恶性循环中。

  其二,需要将国家从不正常的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促使国家以正常的思维、理性的政策和宽松的举措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免于将这类事件总是作为政治事件(即挑战国家权力的行为)加以处置的、困兽犹斗式尴尬。通吃型国家不是正常的国家。它考虑一切问题都容易走火入魔,滑向政治化的极端。本来,国家制定应急预案应该实现多重目的,而不只是做消防队之想。如果国家只是想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出现之后灭火,那么国家对于正常的法治化运作就缺乏起码的制度准备。国家必须将应急预案作为国家善政良治的撬动杠杆,借助治理危机事件提供的机遇,将国家推向一个法治化、责任制的正常轨道。因此,国家应对突发性危机事件,不是要将自己局限在勉力应对危机的被动状态,而是要将国家推上依法处置危机事件的正常法治状态。从愿景上讲,国家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是要从中获得反面动力的正能量,促使国家成为法治平台上、责任制舞台上的强大国家;从实际治理危机事件的过程来看,国家应对突发性危机事件、尤其是制定应对这类事件的预案,应当秉持尊重环境、尊重公民、努力自我克制、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放下政府的身段,与公民个人和公民组织谦恭合作,动员多方治理主体,对突发性公共事件标本兼治。由此促使整个社会公众形成健康的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观念,从根本上降低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出现的可能。

  对于今天中国的国家权力体制而言,在国家预案的制定中,处于一个主位与客位相互界定的特殊位置。处于主位的国家权力,在制定国家预案中,需要客观地对待自己的权力地位,理性承认权力的常态、非常态、危急乃至被颠覆的不同境遇,从而将自己放在不同处境中客观衡量,不将自己放在国家预案的谋划范围之外。处于客位的国家权力,是社会对之采取不同态度且厘清这些态度的对象。在社会与国家健全分化的状态下,社会对国家具有非常不同的姿态:非常满意、满意、不太满意、极不满意、非常反感、致力推翻。国家不能采取非正常的方式去鼓励满意的个体与群体,动员公共资源对之加以激励;国家同样不能采取非法手段对付不满、甚至主张颠覆国家的个体与群体,而应当遵循法律途径,化解这些人士对国家的敌意。国家能够在主位和客位上进行换位思考,不将自己绝对不变地安顿在控制一切的法外地位上,就可以真正制定出有利于善政良治的国家预案,而不是制定一些社会公众拒绝合作,只是国家单方面自得其满的、旨在维护权力的国家预案。

  理清关乎国家预案制定的诸前提条件,我们就可以对处在转型瓶颈期的中国国家预案制定的大致轮廓进行勾画。以整个国家为预案制定的对象,其考量的核心问题是推动转型,还是维持现状。以这一问题为圆心,可以画出一个未来中国运行的国家轨迹:维持现状的中国会如何,成为国家预案考量的现实基础;主动变革的中国会怎样,成为国家预案需要认真应对的重大问题;面对革命危机,国家究竟如何去化解革命,或者革命一旦发生,国家会进入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这是中国国家预案需要应对的三大挑战,也是国家预案需要进行沙盘推演、以寻求国家发展满意状态的重心所在。

  对中国的国家处境而言,制定国家预案的现实主义选择是保持现状。保持现状,是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国家预案。从时空范围上看,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确实具有保持现状的强势理由。一是国家可以波澜不惊地行走在既定的经济发展轨道上。即使在2008年欧美的金融、债务危机爆发之后,中国还是相对从容地在几年的时间内避免了陷入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一种绝对由国家权力主导和支持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在长达30余年的增长奇迹中,给予国人安之若素的惯性力量。人们虽然对这种经济形式伴随的国家权力随意决策不满,对由此导致的权钱勾结非常愤慨,对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难以接受,对发展的可持续与否深表怀疑,但是,人们不愿意冒风险、牺牲些微已经获得的利益。在朝向更好状态、但确实具有不可确定风险的改革,与守住缺陷明显、但不付出重大利益损失的现实之间,倾向于守旧的人,会鼓励国家权力一方不进行利益重新组合的改革。社会由此在惯性的轨道上,滑行多久就算多久。谁管这些问题呢,毕竟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而不是三年五年当一天过的,人们思虑不了那么远的问题;而且生活总是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公共事务和国家发展为鹄的的。于是,维护现状就具有了官民双方强大的现实驱动力。

  二是在维护现状的情况下,枝节性的改良足以满足人们喜新厌旧的社会心理需要,而维护既有的权力秩序也足以给人以安定有序的安全感觉。权力在已经形成的享受好处的基础上,自信地宣称其制度的优越性。政治集团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在利益合谋中不断衍生。执政党与不执政的准政党之间,各自为执政的集团好处与不执政的个人好处而权宜地合作。执掌政党-国家权力的集团和个人之间,不在意施展政治抱负,而在意获得权力实利。因此,一切权势人物之间的冲突,总是会以个案的形式,被现有制度迅速埋没在不断的、制度复制的沉沙之中。党国、党军、党政、党企、党资、党群、党社之间,一股脑儿向前一方面大幅度倾斜的机制,不必经过修正,就会继续发挥整合中国各方力量的作用。人们习惯于在执政党那里获得权力授予机会,从而谋取私利的最大化。社会心理由此出现一种仇恨权钱勾结、但更期望自己取得权钱勾结机会的怪诞定式。整个国家,就在缺乏国家雄心的轨道上缓慢地挨日子,谁也不清楚、也不必要清楚现状可以维持多久。

  三是在改革或不改革的风险评估上,人们日益担心朝向规范状态的改革(即促进中国步上规范的市场经济轨道,推进中国走上民主、法治与宪政的政治道路,促使中国社会呈现多元的治理局面)会导致不可控的巨大社会政治风险。因此,不改革还能挨下去的公众社会心理与官方政治心理高度契合,促使中国社会或明显地、或隐晦地拒斥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官民共同断定改革会出现承受不了的危机,付出偿付不了的代价,改革由此成为纯粹的政治号召手段,呼声震天,落地无声,无疾而终。中国社会流行的“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的断言,就形象地体现了宁愿维持现状而不愿主动改革的精神空乏。加之中国社会已经丧失了激励改革的条件,改革精神早已涣散,改革者得不到任何物质、职位与荣誉的激励,相反容易因为改革而动了那些影响其升迁的重要人物的奶酪,受到这些人的惩罚。因此,改革就更是为官宦集团所敬而远之。人们在呼唤改革共识的时候,大多忘记了改革激励的复杂处境,以为改革只要形成共识,一种观念的共同力量就可以重新启动改革。这是一种政治幼稚病的表现。

  显然,不改革而维持现状,从短期来看,是有利于各方的一个明智选择。这是从眼前来看,收益最大、代价最小的国家预案:对党国权力来讲,维护统治地位的至上考量,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得到确定性保证。维护现状,不会即刻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进行改革,肯定会遭遇统治难题,甚至遇到统治地位受到挑战、动摇和颠覆的威胁。两相比较,统治集团倾向于维护现状的政治心理很容易稳固下来。谁也言说不清楚的改革不确定性,是统治集团追求确定收益时最容易拒绝改革的理由。对各种利益集团来讲,不推进伤筋动骨的深入改革,各自所获多少不定的利益不会遭遇大的风险。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利益和谐状态。因为一旦展开利益再分配的改革,既得利益集团首先就会顽强抵抗,以免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对于那里获利相对较少的社会群体而言,他们的担心之一,是本来不多的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处于利益得不到维护的地位下降状态;自然,对那些利益本来就缺乏保障,在利益分配格局中无法表达利益诉求的群体来说,那也只不过是维持现状而已,不会遭遇到更为残酷的盘剥。

  维护现状的国家权力选择,是一种毋需诉诸文字的国家预案形式。这种选择,对掌权者来说只需要心照不宣就可以落定在期望的状态上,对无权者来说只需要承受现状就可以心安理得,对企图重启改革者不过是强化自己的期盼心理就可以自我宽慰。于是,在领导集团唯一可以暗自欢笑的维护现状中,国家在惯性的轨道上缓慢滑行。但维护现状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从总体上估价,国家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也得不到正视。国家会陷入一种僵化停滞状态,步入离心运作的危险轨道:统治集团愈来愈在自得自满的心境中不思进取,想方设法提出一些穷尽已然跷薄的统治资源的缓兵之计,挨到最后被推翻的关头。然后将最后崩盘原因,推给击鼓传花最后接花的那位倒霉蛋了事。并在继续的精神自我麻醉中,维持其所谓政治理想。进而在丧失权力的新社会中展开在野的政治抗议,成为边缘化的社会政治势力。[1]

  在统治集团将原有统治推向崩盘之局后,权势集团则继续其谋利行动,不在乎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因为国家对他们而言,不过是方便自己谋利的工具,而不是为公众谋求福利的制度体系。社会公众对国家陷入这样的溃烂状态是有心无力,因为在一个政党高度垄断国家一切重要资源甚至是垄断公民自主、自治与自律的资源的情况下,他们缺乏规范国家发展进程与实际发展状态的能力。在执政党能够维持权力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忍受国家权力的叱咤风云;在执政党操盘的党国体制崩盘之后,国家陷入混乱状态,他们要忍受新崛起的权势集团的统治。

  

  三、主动变革:超越转型陷阱

  

  在中国不改革的收益与代价估价中,国家预案必须正视当下守成之局与中长期崩盘走势。但因为守成的效益是显性的,而崩盘走势是隐性的;守成的收益是大家直接可感受的,而崩盘走势没有显现结局之前都是无从明确感知的;守成的惯性思维符合人们的生活习性,而崩盘走势的避免则需要骤然改变人们的生活惯性。因此,守成与崩盘之间的种种不同,让人们不容易察觉因循守旧的固执现实会有什么即刻的危险。在一部人类的政治史上,权力总是倾向于守护自己掌权的现实,拒斥主动的变革。因为守成较易,变革较难;守成能够预期,变革前途未卜;守成没有当下危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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