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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姆·凯利:大学里的德里达

更新时间:2013-03-30 21:45:42
作者: 科尔姆·凯利  

  

  

  科尔姆·凯利 著 吴万伟 译

  

  摘要:本文通过阐述德里达论康德和席勒谈论现代大学起源的著作来显示那些试图监督和掌控当代大学的理论立场本身也不知不觉地遭到了解构和颠覆。接着,本文考察了当今两个把文科当作现代大学守卫者和监督者的例子。两者都成为德里达辨别出来的解构置换类型的牺牲品。随后讨论了德里达本人对现代法国大学的制度性干预背后的不同理由。该讨论引向本文的结论,即我们应该像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纯粹研究辩护一样为人文科学中的纯粹研究辩护,但不应该把经典文科提升到享受特权的优越地位。

  

  关键词:德里达;人文科学;解构

  

  绪论:为文科辩护

  

  为文科教育辩护总是意味着诊断出当代大学以及周围社会的种种问题。1 比如,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 2010)认为文科教育受到了威胁,因为社会过多地强调直接为服务于经济建设的知识。人文科学的教育是“民主教育”(她的第二章的题目);目的是教育公民而不是培训工人,因而出现了对大学和当代社会问题的诊断和分析。这种关于大学和更广泛社会的论证充分地体现在诺斯鲍姆的书名《不是为了利润:为什么民主需要人文科学》上。她论证的细节(45-46页,27ff., 47ff., 95ff.)关注的是我们要学会从他人角度看待世界的必要性,要克服对遭到妖魔化的少数族群的厌恶情感,主张艺术教育以培养想象力,主张批判性思考和苏格拉底式的辩论。虽然她的论证发人深省,引人入胜,但是我们很难看到如何从该论证中得出文科教育目标的评判标准,也不清楚什么样的课程能实现这些目标。人们可以想象在诺斯鲍姆讨论的内容上面添加很多其他东西,也可以设想在政治上比她更保守或更激进的言论。首先,她假设了一个信念,即人道的和自由的情感和文科有益于道德。而建立在这些假设基础上的论证不大可能说服并不赞同甚至反对这种假设的人。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 2008)在稍早前参与该话题的讨论时就帮助澄清了诺斯鲍姆途径的问题。费希认为,大学及其开设的学科有其内在逻辑和连贯性,无需外来的道德或政治原理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功能。他解释说,大学的目的是向学生介绍学科知识和研究传统,教给学生分析的技能以便他们能独立从事这些学科的研究。费希坚持认为这些技能才是大学应该讲授的东西,任何道德教育或推动公民责任或灌输对社会正义的敏感性的任何尝试注定是要失败的。在费希看来,科学和学术研究并不是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它们是社会化过程而不是教育。而且,教授并不适合从事道德教育,如果他们接受过这种角色的培训,就不再是教授倒更像道德家或者心理治疗师了(14页)。在这个问题上,费希与诺斯鲍姆的对立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一旦我们承认大学分为专门的学科研究领域,那必然的结果就是任何试图创建核心课程以便实现道德和公民教育目的的系统性尝试注定变成随意性的东西。大学不过是脑力劳动分工非常明确的社会机构而已,道德教育这样的核心课程根本无法改变这种劳动分工。其隐含的意思是脑力劳动的这种分工以及在社会所有制度性领域中高度发达的专业化倾向正是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之一,根本就无法消除。这不是说无法说服大学进行稳妥的课程改革,如扩大必修课的范围,但是全面尝试开设核心课程将要求特定学科或一系列议程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这种尝试很可能造成糟糕的结果,不是形成共享的文化而是争吵摩擦纠纷不断。本文接下来讨论的内容有一个前提,即大部分复兴文科的尝试都将陷入一种紧张关系之中,或在诺斯鲍姆和费希的立场之间摇摆不定。文科应该成为道德教育的核心课程的呼吁与现代社会劳动分工的专业化倾向背道而驰。不过,现代性的智力专业化特征似乎要求我们对集中或统一专业学科的智力活动进行描述,文科的鼓吹者正是针对这种呼吁做出了回应。

  

  本文将逐渐提出与这两种立场不同的另一种立场:一种解构主义途径,既维持对专业化学科的基础假设进行质疑的确认,又同时拒绝对各学科进行统一的综合性归纳。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节简要描述德里达对大学辩论所做的贡献,焦点集中在德里达对康德和席勒著作的解读,两者大致对应费希的脑力劳动分工和诺斯鲍姆呼吁的超越劳动分工的教育。德里达描述的要点是所有试图监督和掌控大学的立场都不知不觉地遭到颠覆和解构。第二节考察了当今把文科作为当代大学守护者和监督者的两种尝试,显示两者都成为德里达辨别出来的解构置换类型的牺牲品。最后一节简要讨论了德里达对现代法国大学的制度性干预背后的不同理由。该讨论引向本文的结论,即我们应该像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纯粹研究辩护一样为人文科学中的纯粹研究辩护,但不应该把经典文科提升到享受特权的优越地位。

  

  德里达论大学

  

  在1980年的论文中,德里达阐述了他对康德1798年的文章“学部冲突”的解读。德里达(2004a, citing Kant, 1979, p. 23)引用了该文的开头一段,康德描述了专业化学部组成的现代大学。2 康德告诉我们说,大学是“以类似产业的方式对待知识整体的公共手段,其中有劳动分工,因为知识有很多的领域,所以配备了很多老师。”大学应该有自主性,“因为只有学者才能对学者做出判断。”大学因而分成了很多学部,即“大学老师被分成各种更小的团体,各自负责所在领域的知识。”这些院系被授权“从低一级学校里招收渴望深造的学生,”同时给予“并非来自大学的”老师一个得到公认的资格(即授予学位),简单地说就是培养博士”(p.84)。这简直就是对当时刚刚出现的现代大学的结构的准确描述。德里达(2004a)提醒我们康德把现代大学与当时成立的产业协会相提并论,正是这个协会在康德文章发表的十年内创办了第一所现代大学---柏林大学,至今它仍然是现代大学最有影响力的模式。

  

  这是费希继承的和为之辩护的大学模式,但是,康德明确提出了费希无视或忽略的问题。约束和管理专业化的学科关系的东西是什么?每当像大学这样人造的或人工机构根据理性创造出来之时,其具体组织就会拥有先天的理性特征,虽然看起来不过是经验性或偶然性的产物(Derrida, 2004a, p. 85, citing Kant, 1979, p. 31)。这种理性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不同学部之间的关系上。康德区分了高级学部如法学、神学、医学和低级学部如哲学。高级部被更广泛的协会认为高级是因为他们参与权力的使用,而哲学学部被认为低级是因为它缺少权力。高级学部被要求生产对社会管理有用的知识,所以不能拥有无限的自由。与此相反,低级学部只关心真理,所以在涉及真理判断时必须拥有绝对自由,如神学家不允许质疑上帝的存在,医生不允许质疑健康的价值。再次形成对比的是,哲学学部是管理大学的理性思想的具体体现。大学是制度化的理性观点,而且哲学学部是卓越理性的制度化。因此,在真理问题上,哲学学部应该控制高级学部,即哲学有权为高级学部做出的真理命题立法或做出判断。但是,哲学不仅仅对法学、医学、神学院等高级学部做出判断,而且哲学学部本身也被分为两个系,历史知识(如历史、地理、语文、人文以及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性知识)和纯粹的理性知识(如纯数学、纯哲学、和有关自然和道德的形而上学)。因此,哲学学部“向人类知识的各个方面延伸”,“因此有权检验讲授的任何内容以便检验其真理性”(Kant, 1979, p. 45)。

  

  虽然在描述新型大学的类似产业劳动分工方面有先见之明,但康德对德国大学哲学的描述似乎非常过时。我们知道哲学的范围和力量自康德时期以来已经大幅度萎缩,即使在他那个时期,宣称哲学有权为自然科学立法的说法似乎已经缺乏根据了。但是,德里达隐含的意思是把康德论证解释为字面的或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是错误的。德里达(2002, citing Kant, 1979, p. 9)认为,康德指的当然是作为学科的哲学,但除了字面含义外,康德也指作为判断任命题合理性的法庭的理性。“这种法庭在‘权利’或原则上非常强大,因为它不权判断具体问题或特定的‘书’或‘体系’,”康德说,相反,它“根据笼统的理性原则”做判断(p.56)。因此,康德指的是作为判断命题是否有道理的立法者或法官的理性。如果我们用判断是否有道理的法官替换康德论证中的理性权力,那么康德的言论就不再是时代错误而是对现代大学的准确预测或描述了。无论是谁判断一个命题的真理性都会把自己放在一个不仅判断命题的真理性而且判断真理的真理性的位置上,即成为真理的立法者。

  

  因此,哲学家会言说和行动,无论他是否职业哲学家。偶尔有一种非哲学学科的代表作为哲学家发言的情况,这个人常常是如历史学家、或法学家、社会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语文学家、语法学家、心理学家、文学理论家。在更广泛或更严格的意义上,该哲学家并不满足于考察既定领域内的判断或提出起作用的法律,而是或明确或隐蔽地提出权利问题(quid juri,与事实问题(quid facti)对应)。他愿意为法律制订法律(Derrida, 2001, p. 58–59)。

  

  这里,德里达暗示康德的理性法庭并不稳定。不止一个学科或学校有权宣称是理性法庭。德里达显示康德的著作中已经出现了这种不稳定性。我们可以通过提出“应该把哲学放在哪里?”的问题搞清这个议题究竟什么意思。哲学是监督所有形式的知识的理性法庭。这种概述隐含着哲学不应该位于任何一个地方,即它不应该有自己的学部。在康德的描述中,除了哲学监督大学里的一切之外,大学里面有一个哲学学部,里面包含了作为独立学科的许多领域,学部内还有若干科系。正如德里达(2004a)所说,哲学既是整体又是整体的一部分:“整体构成了每个部分或附属领域内可插入的袋穴(invaginated pocket)(p. 106)(有人解释德里达创造的词invagination(入鞘)可分解為in(进入)、vagina(鞘,阴道)、tion(构成名词的后缀)三部分,用以形容推理实践中內在和外在之间的复杂关系---译注)这个内陷式拓扑学的范围很广。大学里的某个特别的学科或学科体系或大学的一部分如这里所说的文科据说是核心学科,它集中、监督所有其他学科,并使其教育任务成为有意义的整体。据说该学科和学科体系继而把大学变成矫正社会毛病之所,虽然它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

  

  在转入下一节评论与现代文科有关的理性法庭的去稳定性或去本地化之前,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德里达对在柏林大学创立之时与康德所理解的大学不同的另一种选择所进行的分析。这种替代品或康德的对立面就是所谓的德国浪漫主义(Humboldt, 1970; Schaf-fer, 1990)。德里达(2004b)通过讨论席勒(F. W. J. Schelling’s (1803/1966))的“大学学习方法讲座”来分析康德观点的反面。席勒反对康德的大学模式(也反对康德笼统的批评哲学),指控康德把大学分为学部和院系却没有考虑这种分割背后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形式上的每个学部都屈服于共同的理性法则就已经打破了分割。席勒希望通过“最初的统一性”进行思考,正是这种统一性‘让分离成为可能并变得可以理解’(Derrida 2004b, p. 67, 黑体为作者所加)。德里达(2004c)引用席勒(1966, p. 11)的话说“在专业化的科学中从事智力工作的能力和体现科学天才更高灵感的科研能力取决于认识到包括专门知识在内的事物与普遍的统一的整体之间的连贯性的能力”(p.131)。席勒继续说“任何东西若没有能力与新兴的充满活力的整体和谐相处,它就会死掉,迟早会被有机法则清除掉”(p.131)。

  

  德里达告诉我们,这个主题是“自然主义、有机主义或者活力主义的言论,因为它依赖于知识的跨学科的完全统一以及大学作为有机社会体系的主题”(p.131)。

  

  特别有意思的是,席勒从哲学在大学中的地位这个主题得出的结论。席勒指出大学根本就不应该有哲学学部。如果哲学是通过思考和体现所有知识体系最初的和有机的统一而成为整体的话,它本来就不能被放在某一个地方,因为它必须无处不在:“正因为如此,一个无所不在的东西不可能是特别的东西”(Schelling, 1966, p. 79, cited in Derrida, 2004b, p. 72)。对席勒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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