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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周来: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

更新时间:2005-03-29 10:24:31
作者: 卢周来 (进入专栏)  
用戴维斯与诺斯的话讲,“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第274页)。

  

   但是,一方面,对于制度整体性变迁这样的长时间段,因为其中不确定性太大,人们对于改革导致的收入预期在不断变化,因此,社会阶层对于改革的态度是不断修正的。这就是诺斯所言:“一个社会中各种团体对收入预期的改变会导致它们对建立新制度安排的态度的全面修正。”(同上,第299页)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各阶层中成员有着相对于制度“现期消费”而言不同的内含贴现率,因此,社会中各阶层成员对于制度的“预期净收益”中“预期”的时间期限也不相同。对此,戴维斯与诺斯也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基本结论是,“如果某个社会阶层所面临的贴现率越高,该社会阶层就越有可能选择倾向于当前报酬流量的安排”(同上,第315页);反之则反之。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中收入相对较低的阶层中成员更看重改革过程中每一项即时举措给他造成的即时成本与即时收益,并根据这种即时的成本与收益来决定自己对改革的态度;而并不太看重较长时期的“预期”。社会中收入较高的阶层则较为看中时滞相对较长的预期。这是因为,对穷人来说,贴现率最高。我解释一下贴现率,通俗地讲,就是你将一笔收入推迟消费带来的心理损失。穷人钱很少,入不夫出,所以,要他将活命钱存起来将来再消费,对他的损失肯定很大,而富人钱很多,无所谓。所以,这也与前面讲的富人边际储蓄率高于穷人的理论一致。正因为穷人贴现率高,所以,他更看重眼前。

  

   总之,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的态度,是与其自身利益的实现相关的。他们对于改革热情很高,往往是因为他们对于改革将给他们带来的预期收入怀有很高的期望,而他们对于改革态度冷漠甚至反对时,则是因为他们对于下一步改革将给他们带来的收入预期很低甚至为负数。

  

   分析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的态度变化,也要从他们对于改革的预期的变化谈起。

  

   一九八四年以前,中国改革局限于农村,农村改革又以土地承包责任制为主要举措。现在回过头来看,除了权力集团中极少数人感到利益相对受损以外,其他社会阶层都直接从改革中得到好处,劳动力集团中的农民阶层收入大大增加;城镇居民不仅从做大的蛋糕中得到好处,而且最直接的实感是自四九年以来农副产品的供应从来没有如此丰富过;权力阶层也因此重新找到了统治合法性:即用经济发展重拾人心。如果用福利经济学中的所谓帕累托判别标准,这样一种制度变迁,是使得各阶层都是过去境遇的“帕累托改进”,所谓帕累托改进,就是至少不损坏任何局中人收益的情况下,部分或全部局中人都能增加收益。因此,这种改革会受到社会各阶层普遍的支持,民众对于改革的热情自然很高。那也是中国改革的最黄金年代。由于先期改革使人们看到了改革将给自己带来好处,人们对于下一步改革的社会预期仍然很高,因此,民众对于改革的热情一直延续到了八十年代末期。

  

   描述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改革进程很复杂。一九八八年的物价闯关失败,是对中国民众改革热情的第一次重大打击。人们首次认识到: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九九二年,改革重新被启动时,尽管国企改革已经被名义上摆在中心位置,但由于改革的难度很大,在操作层面,改革仍旧做的是“培植增量”的工作。即在存量基本不动时对增量的改革;什么叫增量改革,即新人新办法。为什么增量改革能够成功。比如深圳,完全从零开始,没有传统的问题需要处理,所以,改革阻力很小。而存量改革,就涉及到处理原来的利益关系问题,比如对老国企工人如何对待。所以,有时候,重新盖一座新房子往往比翻新一座旧房子成本还小。而对增量进行改革,改革先入者明显受到激励,得到更多的好处。由于增量一块在改革之初当时很小,存量较大,所以,分配上的差异并不明显。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增量不断变大,存量一块相对较小了,增量改革的参与者、有权参与增量改革者,即权力阶层及新兴资本阶层与知识阶层,无论合法与否,其从改革中得到的收益越来越大;而增量改革的成本基本由存量一块承担,但此时由于类似“拨改贷”等各种政策的出台,支持存量的财政支撑基本断流,同时不仅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反对于作为依附在存量上的那些为国家在计划经济下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承担成本的国企职工以及农民,政府没有进行足够的补偿,且没有兑现以前有过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承诺。这使得其与增量一块之间的利益差别更大。还有一块,增量改革市场化进程,这是一种借助于政治框架推进市场化的进程。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上的规范,发生了较为普遍的权力资本化现象,特别是有权者非法侵吞或转移国有资产以及部分官员的腐败――民间称之为“掌勺者多吃多占”――实际上也是在侵害存量一块的利益,使本来相对利益已经受损的存量与增量一块之间在利益上的矛盾更加突出。

  

   这种矛盾的突出从收入分配中首先很鲜明地体现了出来。改革开放前,我国基尼系数0.2几,而现在超过0.4,民间说甚至达到了0.457,什么概念,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收放差距。与南美及非洲某些国家的收入差距差不多。连联合国与世银发布的报告都警告,中国近十几年来收入状况的恶化速度与程度世界范围内罕见。收入悬殊首先是一个实质公平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出现了实质性不公平。然而,再细究,这种实质性不公平其实又是起点不公平造成的。对待城乡政策上的差异,对待增量与存量政策上的差异,使大家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才造成如此实质性不公平。我讲一个例子,仅讲一个区域经济政策的起点不平等。现在说振兴东北战略,我举双方赞成。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技术、人才与资金都很密集的老工业基地东北如此落后?改革开放以来,曾经作为中国老工业基地的东北,首先遭受了工业的沦落。大量国有老工业企业被迫关闭、破产或被兼并,职工大量下岗;在1990年代中期,这被媒体称之为“东北现象”。工业不行了,让东北人聊以自慰的应该还有农产品吧。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基地。然而,2000年中国入世后,来自发达国家的转基因农产品以其质优价廉抢占中国市场,产自中国东北的大豆价格一下子掉到了1995年价格的一半以下,如此低的价格还没有办法卖出去,东北传统农业又几近危机之中,传统农业的衰落被媒体称为“新东北现象”。主流经济学家说是观念问题,说东北改革开放胆子不够大,步子不够快,但他们视而不见这样一个现实,中央对东部沿海与东北政策多么不同。“东北不仅是共和国的长子,还是共和国的奶娘”。这大概是对东北为全中国解放与建设事业贡献的最好总结。进入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时,曾经告诫内地要“讲大局”,支持沿海地区发展。而东北“讲大局”的一个基本方式,就是承担了中央财政因对沿海地区税收减免后的亏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对东南各省的优惠政策一个连一个,但此时东北却承担了全国最重的税收负担。其中,包括上四个“计划单列”,辽宁上交给中央财政的税收甚至超过了上海。1988年,全国上缴税利的前十名中,竟有五个来自于东北,即辽宁省以及计划单列的沈阳、鞍钢、大连,外加大庆油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正是如此大量的为中国改革事业“输血”,使得本来也处于转轨时期,急需输血的老工业基地,错过了八十年代后期进行自身技术改革与设备更新的机会,更急剧走向衰败。以鞍钢为例,鞍钢是钢铁行业的老大,在九十年代初期,流动资金困难到连买煤的钱都要职工捐资,可是上缴给国家的利税仍然高于其他钢厂若干倍。到90年代中后期,东北国企普遍亏损,加之国家又提出“减员增效”的改革决策,使东北成为全国下岗职工最多的地方。因此,曾经担任人大副委员长职务的李贵鲜曾经说,东北真正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成本的承担者”。

  

   话讲远了。我们再回到民众对改革的态度。正由于改革中起点不平等造成的实质性不公平,这种利益格局的变化带来了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的预期不同,对于改革的态度也有了变化。整体上讲,对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抱以热情的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以及“新兴的资本阶层与知识阶层”。按陆学艺等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所言,因为,“组织资源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源,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资源。”又因为政府在将经济效率作为中心发展目标后,新兴资本阶层与知识阶层“得到政府强力支持”,“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强助权力”。所以,他们对于改革的预期很好,而且既有改革使他们成为得利者,因此,他们对于改革的热情成为九十年代改革的主动力。

  

   但附着在存量上的劳动阶层对于改革的热情却日益下降。这也是因为既有改革使其相对利益受损使得他们对于改革的预期不好。正如陆学艺等人在《报告》中所称历经二十年改革后,“工人阶层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强助权力逐渐减弱,几乎只剩下由自身资源产生的自助权利”;与此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阶层便逐渐成为利益受损的阶层”。也正由于自觉处于利益相对受损者的位置,所以,附着在存量上的社会阶层对于改革的热情越来越低。尽管政府常常对他们进行这样的说教:“改革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但正如上文所述,因为较远预期的净收益到底有没有,对于社会贫困阶层来说无关紧要,所以,以一种远期的预期净收益来试图说服以劳动集团为主的利益受损阶层提高对待改革的热情,效果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增量改革的受益者对于改革的热情也在下降。其原因则在于,增量改革的获益者,在成为社会富裕阶层后,比较看重继续改革的预期。而在下一步由增量带动存量的改革中,可能会轮到他们更多地分担改革成本,因而,预期收益未必会超过预期成本,也就是说未必有净收益,因而他们害怕进一步的改革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也因而变得保守起来,对于继续改革的积极性自然也会下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应该清楚,中国民众当前对于改革热情的普遍下降,就是因为社会公平问题没有处理好。

  

   透过改革“冷漠症”的分析,我想到了最近学界关注的一个话题:中国改革是否已经过了大关?如果没有过大关,下一步如何过关?我想用两个比喻。

  

   比喻一:如果用旧房子比喻存量,用新房子比喻增量。那么,中国的改革是旧房子不动的情况下盖新房子(这完全不同于前苏联的改革。前苏联的改革是从存量开始,相当于先拆旧房子,在空地上盖新房子)。盖新房子的成本是由居住在旧房子里的人承担的。但新房子不断盖起来的同时,旧房子却失去了维修的经费来源。更有甚者,有人为了盖自己的新房子,甚至干起了偷拆旧房子砖瓦的勾当,而且这种现象还相当普遍。如果新房子足以使所有住旧房子的人迁出来住进去倒也可以,但问题在于,承担了建房成本原来住在旧房子里的人至今也很少有能够住进新房子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仍住在已经不堪风雨的旧房子里。所以,中国渐进式改革中矛盾是累积性的(而非前苏联爆发式的),这也决定了改革热情随着矛盾的累积而不断下降。同时也说明,中国改革还没有过大关!

  

比喻之二:假设这个社会共有一百个人,如果改革得以继续进行,可以给其中一个人增加三百元钱;但却给其中九十九个人每人损失一元钱。现在要求这个社会做出选择:改革到底是继续进行还是不进行?如果按照民主的简单多数原则,显然,其中九十九票反对,而只有一票赞成,所以,改革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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