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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静涛:蒋经国晚年的政治革新

更新时间:2013-03-23 17:47:25
作者: 褚静涛  

  

  政经分离的台湾发展模式

  

  为了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富强,孙中山高举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大旗,借鉴欧美的民主制度,设计了“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的政治过渡制度。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民党政权开始推行训政。1946年底,《中华民国宪法》颁布,决定在一年后实施宪政,实行县市长、县市议员直选,落实地方自治,省长直选,直选国大代表,召开国民大会,间接选举总统。

  《中华民国宪法》因内战开打,无从真正落实。蒋介石对这部扩张民权、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内心持排斥的态度。1948年,蒋介石当选总统后,以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为口实,颁布了“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来扩大总统的权力,不受该宪法的约束,《中华民国宪法》的大部分条款被冻结。

  1949年,蒋介石政权退据台湾,实行军事戒严,严密管控台湾社会。面对台湾民众要求直选的呼声,蒋介石政权于1950年推行县市长直选、县市议员直选,落实地方自治,开启了台湾战后的基层民主。加上新台币改革、土地改革、国民党改造、美国的军事援助等,蒋介石政权终于在台湾稳住了阵脚。

  通过30多年的基层直选,台湾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基层选举制度,民众得到了初步训练,一些非国民党籍的精英,通过选举,参政议政,与国民党展开博弈,动员群众,竞逐政治资源。蒋介石为了标榜民主,甚至下令党外人士可以当选台北市长,党外人士高玉树能够当选台北市长,与此大有关联。

  当然,这种基层民主与台湾民众要求全面直选、回归宪政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为了维护“法统”,稳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蒋介石政权下令,“总统”、台湾省长、“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不能直选,人民不得组党、不得办报,言论自由遭到严格限制。

  国民党政权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政经分离的发展政策,严厉限制上层民主政治,一党独大,采用有计划的自由经济政策,强调均富,扶植民营企业的成长,大力发展经济,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绝大多数民众分享了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果实。

  这种发展经济、约束民主政治的政经分离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成效显著。国民党政权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政策制定倾向维护公营企业、大财团的利益,压抑了台湾中小企业的成长空间。

  台湾社会求变求新

  伴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台湾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革,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新兴的工商社会,新兴的都市劳工阶级、中产阶级取代乡村小农,成为社会主导阶级。台湾民众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政治意识觉醒,开始争取自身的政治权益。一批接受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不满现实,向往理想的社会制度,具有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社会大众在享受经济果实后,希望依据“中华民国宪法”,获得在民主政治中应拥有的自由,对国民党支配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发出重新分配的要求。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社会运动迅速发展。许多民众展开自力救济运动,包括“公民不服从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学生运动、宗教运动、消费者保护运动等,在方式和诉求手段上逐渐升级。国民党政权那种封闭、管制式的统治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多元化的趋势。采取武力镇压来管控台湾社会,也不利于国民党统治的稳固。

  台湾政经分离的发展模式是阶段性的,而非全程性的,随着台湾社会的急剧变迁,弊端显现出来。先改善民生、再谈论民主,甚至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加剧了政治结构的保守性,限制了市民政治的成长。为了实现台湾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新兴的中产阶级要求纠正政经分离的台湾发展模式。

  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伴随着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新兴的中产阶级强烈要求政治改革,解除戒严体制,废除党禁、报禁,回归民主“宪政”。他们指出,由于公权力腐败滥用,台湾社会的公信力日益破损,民众认同危机的根源是国民党政权僵化、保守的政治制度,已不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他们主张在现行体制内,逐渐推进政治变革,减少负面影响。

  国民党政权长期垄断台湾的主要政治资源,为了维护其统治,以大陆军事威胁为口实,编造出一整套垄断权力的意识形态,散布政治民主化“有碍社会稳定论”、“政治民主化破坏经济发展论”、“政治民主化协助中共亡台论”等。

  对此,一些台湾学者呼吁,台湾民主政治的客观条件正在形成,民主与社会稳定的问题已不是学理问题,而是政治利益与权力分配问题。台湾社会的多元化造成利益与诉求的多元化,导致政治结构的多元化。国民党“以安定求进步”的政策必须调整,民众要求“在进步中求安定”,应改革政治结构,废除“临时条款”,恢复言论、结社等“宪法”人权,重建法统,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的政治架构,把原本属于人民的权利重新还给人民,实现台湾政治民主化的关键在于国民党的自我革新。他们强调,政治改革并不意味着否定国民党的成就。国民党应把其标榜的革命民主政党,转型为民主宪政党。

  

  蒋经国暮年强推政治革新

  

  蒋经国自幼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有着扶危济困的入世情怀。年轻时,赴苏联求学、工作,向往共产主义,公开批判蒋介石政权背叛革命,深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也体验到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回国后,他在赣南推行新政,实践社会主义,招来“亲共容共”的非议。1948年,上海打虎,他想管控自由经济,限制物价,帮助底层民众,因缺乏大量物资,物价改革遭到彻底失败,碰得灰头灰脸,方知单靠行政力量,不足以管控市场经济。

  蒋经国在台湾政坛,早期主管特工、情治系统,与军队关系较密切,给人以神秘莫测及恐怖的印象。1972年,他出任“行政院院长”,走上政治前台,搞十大建设,兴建基础设施,大力发展经济,强调均富,“向上发展、向下扎根”,与广大民众打交道,倾听民众的呼声,来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准,成效显著。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1978年任“总统”。全面执政后,蒋经国奉行“反共复国”政策。中国共产党首倡“三通”,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在内的一系列对台方针政策,在军事上主动采取降低敌意的措施,两岸关系由对抗转向缓和。世界大势及台湾的实力决定了“反攻大陆”极不现实,“中华民国”也无法代表整个中国。国民党只能在台湾地区好自为之。面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呼吁,蒋经国小心应对,其大陆政策出现了一些弹性松动。

  国民党在台湾长期执政,暮气加重,沉疴日深。作为体制中成长起来的政治人物,蒋经国对国民党政权体制的弊端认识颇深,发起了革新保台运动,重用台籍青年才俊,引起党内保守势力的猜忌。在自身合法性未解决前、权力基础未稳固前,贸然强推政治革新,是十分危险的。1979年“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蒋经国不得不与党内的保守势力妥协,严厉镇压民间的组党运动,反对开放“党禁”、“报禁”。

  面对美台“断交”,国民党政权面临法统危机,人心思变。大陆改革开放,缓和两岸关系,对国民党政权造成很大的冲击力。国民党因长期垄断政权,用人保守,贪污腐化,“江南案”、“十信案”等相继爆发,民众对国民党政权滥用公权力、为非作歹的行径深恶痛绝。

  进入1980年代,随着冷战的缓和,亚太地区出现了一股民主潮流,韩国持续不断的学生运动,掀翻了全斗焕政权。1986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拒绝民众的变革要求,人民被迫起义,马科斯只得仓皇出逃。台湾在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等方面与菲律宾、韩国有相似处。

  面对来自岛内外的政治压力,国民党政权若维持旧有的政治体系,不放弃任何政治资源,不向反对势力妥协,或可继续执政几年;若顺应历史潮流,实行革新,放弃部分利益,有可能渡过难关。盱衡岛内外的变局,蒋经国深知,台湾社会已到了政治变革的临界点,与其坐等人民自发行动起来,推翻国民党政权,不如顺应时势,主动自上而下地推动政治革新,放弃部分政治权利,来延续国民党政权的统治。

  1984年2月,国民党召开第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名蒋经国为中国国民党第七任“总统”候选人。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两人高票当选。

  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不可避免。针对蒋家人是否会继承大位,为了打消民众的质疑,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行宪纪念日”发表谈话,“这一年半中却发生了许多灾难。这些灾难,有的是天然的,有的是人为的,但是都为国家和同胞带来了不少的损害。经国为此而感觉到寝食不安。今后,只有一本任劳任怨,奋发图强的决心,继续奋斗,来克服一切的艰难,开创国家光明的前途”。关于“总统继承者的问题”,他表示,“所以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有人或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关于“军人干政”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对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蒋经国的讲话表明,国民党政权有回归“宪政”的勇气与决心。

  蒋经国将于右任赠的对联作为座右铭:“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晚年,糖尿病缠身,他几不能直立,靠轮椅代步,自知来日无多,为国民党长久利益计,不能不采取更适应潮流的做法。“向历史交代”的心理也对蒋经国的行为产生了影响。

  1986年3月29日至31日,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3月30日,通过了《承先启后,开拓国家光明前途》。该议题包括了国民党对内外情势的认识,革新的目标与内容,革新的基本要领等。

  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革新内容,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和生活建设”、“教育建设”、“国防建设”。其中“政治建设”的具体内容是,“发扬法治精神,整饬政治风气,积极保障人权,清除特权,肃清贪污;筹议加强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强固地方自治,重视民意反映,加强为民服务,并针对未来情势,继续策进整体性国家发展计划”。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政治革新的基调,一切为了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

  历经大风大浪的蒋经国知道政治革新的复杂性与冒险性,稍一不慎,不但会遭到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拼命反扑,亦可能使局势失控,国民党政权瞬间崩溃。他权衡利弊,运筹帷幄,坚持“知所变,知所不变;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组织人力,认真研究、规划革新的细节。

  4月9日,中常会开会,蒋经国圈定12名中常委组成小组,就贯彻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各项议案,进行规划。12人小组成为政治革新的策动机关,每一项革新计划的出台,由该小组提出具体方案,交中常会讨论,再交行政主管部门执行。5月,小组正式提出了六大议题:“1.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2.地方自治法制化。3.国家安全法令。4.民间社团组织制度。5.社会风气与治安。6.党的中心任务。”3、4两条就是指解除戒严和开放党禁。之后,“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等也纳入了革新的内容。

  国民党上层有部分人士,担心政治革新会引起社会动荡,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甚至“亡党亡国”,对革新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形成一股阻力。86岁的司法院长黄少谷是党内保守力量的代表人物。

  蒋经国分别约见一些国民党元老、党政军高级领导,向他们说明进行改革的意义和决心,引导他们从实际出发,放眼向前看,逐渐化解了他们的怀疑和忧虑,加快了研议的议程。蒋经国任命文职的汪道渊为“国防部部长”,试图“确立文人主管国防政务原则”。

  

  政治革新的主要内容

  

  1.开放党禁

  组建政党,以反对党的姿态与国民党竞争,是台湾党外运动努力的方向。1960年,雷震等人因筹组中国民主党而获罪入狱。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也与党外组党有关。随着党外力量的成长,组党再次提到了议事日程。1983年9月,党外人士成立“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1984年9月,党外当选人士组成的“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正式成立。国民党指责“公政会”为“未依法登记的团体”,要加以取缔。

  对于民间要求组党的呼声,蒋经国一反过去的严厉打压,采取了善意沟通的方式。1986年5月7日,蒋经国指示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在尊重法治的基础上,加强与各界人士的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以维社会安定。5月10日,台湾大学教授胡佛等人邀请国民党的梁肃戎等人、党外的尤清等人,通过餐会,相互沟通,达成三点协议,“参加人士对于中华民国宪法的实施都具有共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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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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