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对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调查研究

更新时间:2013-03-21 12:30:15
作者: 课题组  

  跨境联合犯罪趋势明显,境外新型犯罪被不断“嫁接移植”引进。[6]

  

  三、涉众型经济犯罪多发高发的四大诱因

  

  犯罪原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每一种犯罪的产生都有其在那个时期所特定的深刻的社会、经济层面的原因,涉众型经济犯罪也不例外。[7]我们综合分析犯罪现象原因、犯罪类型原因尤其是个案犯罪原因,认为当前涉众型经济犯罪多发高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一是民众投资需求扩大、金融制度供给不足、投资渠道相对狭窄的矛盾,是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高发的经济诱因。一方面是社会闲散资金、民间资本相对充足,另一方面是传统投资渠道的分流能力下降,造成资本与投资的相对落差。[8]部分群众急于投资,对犯罪分子虚构的高额回报项目,完全消除了防范意识,最终导致纠纷不断、损失惨重。[9]

  二是投资者理性投资意识的欠缺和市场诚信的缺失,是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多发的社会因素。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等结构要素之间未能得到协调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公众投资的乱象、市场诚信的缺失等社会结构要素的失衡,不仅造成盲目投资、不当投资占多数,而且投资经验远远不足,在投资项目的选择、投资风险的规避、投资项目的监督等方面缺乏理性投资意识,为犯罪者实施犯罪提供了可趁之机。

  三是管理机制失调和预警机制失灵,是导致涉众型经济犯罪预防防范不力的关键因素。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间,旧的体制已被打破,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形成。[10]不仅存在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法律适用盲区,而且存在审批把关不严、对失范行为疏于防范、跟踪监管机制滞后、网络监控不及时、媒体对于各类投资广告怠于审核等现象。

  四是协作机制不完善,司法对接不畅通是造成涉众型经济犯罪打击惩治相对滞后的机制原因。在打防涉众型经济犯罪工作中,虽然公、检、法等司法机关与其他职能部门建立了有关工作机制,但围绕综合治理的整体布局,仍亟待形成运行高效、协调到位的工作机制。尤其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对接上,行政执法机关主动配合上仍须进一步加强。

  

  四、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暴露出三类警示

  

  在动态、多元的社会条件下,社会管理工作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管理的粗放、零散、被动等难题也进一步暴露和显现。

  警示问题一:行政机关有失职渎职行为

  第一,客观上提供便利,如黄得科等集资诈骗案中,不仅成功租赁某机关办公场所,而且冒称行政官员接待前来考察的投资者,营造实力雄厚、正规经营的假象。[11]

  第二,间接帮助犯罪,行政失职为犯罪行为所吸收。如上述黄得科等集资诈骗案中,犯罪分子先行骗取来京招商引资的某县政府人员信任,随后与政府签订开发杜仲协议,县政府、市计划委、市林业局等单位“一路绿灯”批准立项。

  第三,严重失职渎职,审批权限存在滥用现象,甚至徇私舞弊、违规审批。如“亿霖木业”案中,某市林业局向亿霖公司提供800本空白林权证,由亿霖公司自行填写制作,尤其是明知林地超售情况下索要亿霖公司3万元复查费,然后不了了之。

  第四,行政执法不严,未及时查处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如“平谷大桃”非法集资案中,其间某区公安分局曾会同工商、审计等部门联合调查,查明涉嫌非法吸存公众存款6000万元的情况下未严格执法,造成了犯罪和损失的扩大化。

  第五,徇私枉法犯罪。如“亿霖木业”案查处中暴露出某市林业局副局长任某受贿44万元的事实。任某通过召开会议、打招呼等方式,要求各区县林业局全力支持亿霖公司收购林地,事后收受贿赂44万余元。

  警示问题二:媒体等机构的社会责任缺失

  首先,媒体社会责任缺失。实践中广告经营者和发布者“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甚至连同广告主在内“三位一体”,无法形成有效监督制约,导致虚假广告屡禁不止。

  其次,名人明星的社会责任。“代言门”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某些名人的诚信丧失、道德滑坡。社会道德风尚的建设人人有责,名人作为公众人物应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

  最后,中介机构一味讲求经济利益,暴露出房产中介公司、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社会责任问题。

  警示问题三:司法办案机关的协调处理问题

  其一,受害人接访处理问题。如“碧溪广场”案中,围绕主犯王宝平,受害人就分成“倒王派”、“保王派”。前期疏导解释不够,导致受害群体对立情绪持续发酵。

  其二,司法办案不同步、不协调难题。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处理过程中,存在刑民交叉问题、补充起诉等相关程序处理难题。

  其三,追赃“老大难”问题。118件案共追赃87383万元,总追赃率不足18%。其中37%的案件追偿率低于5%,70%的案件追偿率低于20%,仅有5%的案件追偿率超过50%。[12]

  其四,政府补偿问题。在攀比性信访严重的状况下,“政府埋单式”解决可能会成为示范,助长一些受害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理预期。[13]

  

  五、治理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具体对策和建议

  

  治理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核心内容包括预防、控制和打击,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总体思路,逐步建立完善一体化防范、全程化预警、流程化处置、多元化治理的工作格局。

  (一)治理涉众型经济犯罪必须坚持的四项原则

  一是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的综合治理原则。建立党委、政府牵头、部门联动、各司其职、共同防控、一体治理机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二是坚持案件办理和维护稳定同步推进原则。树立办案要服从、服务于大局的理念,坚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体要求。

  三是坚持追赃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的原则。一方面要严厉打击犯罪,另一方面也要积极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四是坚持综合发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职能优势原则。公、检、法在刑事司法处理中,通过专案办理、联席会议、提前介入等机制,丰富案件处理的协调统一机制。

  (二)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基本经验

  一是始终牢固树立服务大局的执法理念。处理好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既要考虑如何减少社会负面影响,降低社会危害性,又要顾及打击犯罪后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二是始终坚持执法为民与执法必严相结合。做到重点问题不含糊,原则问题不退让,案件定性上需要坚持原则严格依法认定。

  三是始终正确把握打击的最佳时机。处置涉众型经济犯罪,介入打击的时机选择,直接关系到案件最终处理的效果。具体要做到介入处理时间要早、从介入到处理要快、扣押登记财产要及时。

  四是始终坚持一体化审判工作格局。强化树立审执相承、审执兼顾的意识,形成“立审执”兼顾格局。

  (三)完善涉众型经济犯罪治理策略的对策建议

  二是加强监管,健全完善投资主体的有效监督途径。政府各职能监管部门应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提升综合监管能力,为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在加强市场外部监督的基础上,要加强投资主体的内部监督。

  三是严格执法,健全严格的责任倒查和追究制度。加强对执法者经济法律和金融知识的培训,提高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识别能力和执法能力。规范招商引资行为,对投资项目的真实性、企业投资能力、相关资质要严格审核,慎发批复性文件。[14]

  四是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改变社会管理相对落后局面。健全人口动态服务管理机制,深化“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模式。推动加强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与履行,要从立法上树立企业社会责任理念。[15]强化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责任。[16]

  五是加强自我防范,理性对待投资,增强甄别能力。强化理性投资意识,做一个真正意义上合格的投资者。各类新型金融、投资、理财产品推出时,切实做好风险提示和信息披露。

  (四)有效治理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具体措施

  一是建立完善宣传预防工作机制,解决早提醒、早教育、早引导,将防线纳入社会公众之中防范得早的问题。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加强典型案例宣传,积极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通过喜闻乐见的通俗方式,深刻揭露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的特点、表现形式和惯用手法,促使民众增强识别和判断能力。

  二是建立完善情报信息工作机制,解决涉众型经济犯罪预警得快的问题。不仅要建立全国性联网资料信息库,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而且要着力发挥信息情报优势作用,做好基础性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围绕重点区域,加强收集成因信息;围绕重点群体,收集掌握动态信息;围绕敏感时期,收集反馈维稳信息。

  三是建立完善专业化的破案打击机制,解决涉众型经济犯罪打击得准的问题。针对涉众型犯罪案件的特点,公检法机关有必要组建专业化的办案小组,把打击重点放在案值巨大、损失严重、影响恶劣的非法吸存、集资诈骗、非法传销、合同诈骗等大要案上。

  四是建立长效化的追赃机制,解决涉众型经济犯罪“追得到赃”的问题。坚持“人赃并重”的原则,通过建立预审时财产申报与登记、财产举报奖励、长期化追赃、涉案财产公开处置等机制,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积极追赃,尽可能地防止涉案财产流失,保障追赃的效益最大化。

  五是建立完善联动式司法办案协调机制,解决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刑事司法处理刑罚得严的问题。正确认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促进和谐稳定的重要意义,正确理解法律、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的精神,正确把握从严与从宽的民意基础和社会效果,达到遏制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综治效果。

  六是建立完善预防处置危机工作机制,解决因涉众型经济犯罪引发群体性事件控制得住的问题。建立信息主动公开制度,定期将案件办理进程等情况以适当方式公布。完善告权工作规范以保障知情权,可借鉴法院在案件审理中的公告告知制度。加强受害人沟通安抚工作,建立受害人对话机制,探索受害人诉讼代表人制度。

  

  【作者简介】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注释】

  [1]本调研报告统计对象的范围:一是仅限于一审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不包括二审案件;二是犯罪类型主要包括刑法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和侵犯财产罪中的部分罪名,抢劫、抢夺、盗窃不在统计范围内;三是此次涉众受害人数统计范围限于6人以上。

  [2]2006年11月23日公安部召开涉众型经济犯罪专题新闻发布会,时任经济犯罪侦察局副局长的高峰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概念强调,“是指涉及众多的受害人,特别涉及众多不特定受害群体的经济犯罪。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传销、非法销售未上市公司股票等经济犯罪活动”。参见于呐洋:“认清四大特点警惕五类犯罪”,载《法制日报》2006年11月24日第2版。

  [3]随机抽取4件案件对480名被害人做了统计分析。4件案件具体为:(2006)二中刑初字第2288号赵欣合同诈骗案,有169名被害人;(2009)二中刑初字第202号杨志国合同诈骗案,有61名被害人;(2009)二中刑初字第521号唐敏合同诈骗、诈骗案,有220名被害人;(2011)二中刑初字第743号黄明章诈骗案,有30名被害人。

  [4]仅2011年,海南“1·23”、重庆“3·25”、四川“4·21”等地下钱庄案,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亿元。参见席志刚:“上海特大地下钱庄案揭秘”,载《凤凰周刊》2012年第22期。

  [5]实践中已暴露出深挖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背后渎职犯罪难的问题,参见孙雪丽:“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透析”,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9期。

  [6]限于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已经远远滞后于现实的犯罪现状,但是调研中仍发现,域外一些新型犯罪的方式与手段,尤其是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新的犯罪现象,正逐步加快在内地浮现的步伐。这是打击预防中加强信息研判的侧重点之一。

  [7]康树华主编:《犯罪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0-361页。

  [8]田享华:“民间资金充足但投资渠道单一”,载《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4月3日第15版。

  [9]陈东升:“去年全国法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60余万件”,载《法制日报》2012年3月9日第4版。

  [10]陈晨:“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11]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对于“办公”场所的选择趋势,参见杨俊:“涉众型经济犯罪多发高档写字楼”,载《检察日报》2009年11月12日第4版。

  [12]有2件在积极追赃、家属退赔情况下追赃率达100%,即2007年审理的曾森火合同诈骗案,以招募经营咖啡连锁店家加盟商为名骗取钱财;2012年审理的方孔岳合同诈骗案,违法搭建购物广场商铺后骗取钱款。有1件案件的补偿率达100%,系因在案房产升值而得到全部补偿,即2008年审理的“碧溪广场”案。

  [13]封丽霞:“应纠正地方维稳工作中的异化现象”,载《学习时报》2011年3月7日第5版。

  [14]杨娜:“如何规范政府招商引资执法行为”,载《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

  [15]2010年11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向全球正式发布了首个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16]参见“北京律协首次发布《北京律师社会责任报告》”,载《中国司法》2011年第2期;“上海发布律师社会责任报告”,载《法制日报》2011年12月16日第1版。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2310.html
文章来源:《人民司法(应用)》2013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