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袁世凯专权。在正式国会开会前，他奔走于长江各省宣传演说，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治造舆论。宋教仁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居正文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初提他为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没通过，改任法制院院长，有人为他不平，他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居正文集》）他曾对胡汉民说：“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他还说：“应当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凡是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这才是责任内阁制的精神。”因为在武昌起义，因无黄兴、宋教仁等知名革命党人，起义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拉出个黎元洪当领袖，对此宋教仁后悔莫及，所以他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极力劝黄兴对袁世凯这个“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必要有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不至于脱离共和的轨道。

　　宋教仁认为：“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制亦不宜，谓宜折衷，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政治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当之道也。”“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职责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宋教仁集》：《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是对当时中国政治的理性总结和折衷，是科学的。如果宋的理想能切切实实的实行，是能重建中央与地方的新关系，也可以克服旧有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弊病，调动、利用地方的积极性，整合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主导力量。

　　我认为宋教仁虑及到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国家，社会上也没有长期深入人心的民主启蒙，任何一个当上总统的人都有可能走集权、甚至独裁的老路，那么责任内阁制就在制度上对这样的最高权力进行约束，宋教仁的想法是深思熟虑，也是他花毕生精力而急于要办的事了。宋教仁的宪政思想是明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以多党制、议会制和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他对理想追求之执著，为理想献生的崇高精神，还有从他身上所体现的政治责任感，这一切的一切即使过了千百年，都是熠熠生辉、不可磨灭的！

　　宋教仁还曾专程拜访梁启超，他表示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他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甚感契合，当即表示：国民党执政，愿为在野党在议会内监督执政党。得知宋教仁噩耗，梁启超痛惜不已。（《梁漱溟全集》）宋教仁以他的鲜血染红了中华百年沧桑史，而今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透了，他为此流尽热血的思想也早已被满目繁华而淡忘，这是中国的悲哀，也是全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