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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改革红利与国运嬗变  

更新时间:2013-03-14 22:05:33
作者: 雪珥  

  

  摧毁晚清改革、终结了清政权267年寿命的,正是原本令其长寿的改革基因。

  长寿基因变异为夺命基因,症结就在于改革红利的释放极端不公平。清代的五个阶段改革,至少证明了一点:改革红利能惠及整个体制或者大多数人时,改革就成为长寿基因;反之,如果改革红利只能惠及一小部分人群,并且将大多数人作为改革的垫脚石和沉没成本,则改革就必然成为夺命基因。一旦红利异化为“黑利”,社会将被撕裂,政权的大限也就不远了。

  改革红利与国运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是串联起中国历史的潜在主线索。

  千古犹行秦王政。自秦代以来,对中国历史上12个统一王朝的粗陋切片分析,至少在统计意义上,显示改革红利与国运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

  在这12个王朝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清代,原因有二:

  一、这个王朝在晚期开始所经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今仍未终结,我们当下所经历的冲击、应对、变革,或许可以从晚清所经历的类似冲击、应对、变革中,发掘出更多的可资镜鉴之处;

  二、这个在1644年以异文化、异种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居然延续了足足267年。

  摆脱成王败寇和阶级斗争这两个惯性思维,放弃将失败的前朝脸谱式地妖魔化为笨蛋(所谓“愚昧颟顸”)与坏蛋(所谓“反动腐朽”)的宣传式历史判断,我们就能发现,造就清政权长寿的基因,正是其入关之后不断与时俱进的改革、不断积累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红利。

  这些改革红利,在巩固执政合法性、扩大执政基础、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成为清政权的巨大“正资产”。

  同样的,也是因为改革红利释放的进退失据,令晚清的最后一轮改革超速失控,既得利益集团既直接绑架了改革,也间接绑架了革命,改革红利反而成为“负资产”、甚至“黑利”,最后颠覆了改革、颠覆了政权、也颠覆了社会。

  从清代267年历史看,改革作为最大的红利,其对国运的要害在于:

  一、红利的获取,其代价是什么?谁来承受成本?

  二、红利的分配,其准则是什么?谁来享受收益?

  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比增进红利总量更为关键。也正是根基于这两个问题,改革的关键,正在于要时时警醒于“改革本身的改革”——不断地深化改革,才能创造“红利中的红利”——避免“红利”变成“黑利”。

  

  越过长城后的定位转型

  

  这场改革,是满清政权从“造反者”转型为“执政者”的关键改革;也是满清凭借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外,能够迅速夺取并巩固全国胜利的三大法宝。

  贯穿清代历史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始于顺治朝、完成于康熙朝的一系列触及根本的政治变革,那就是:

  通过科举扩大执政基础;

  通过祭孔宣示普世价值;

  通过祭朱承接中原道统与治统。

  这场改革,对于满清政权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定位转型,是从“造反者”转型为“执政者”的关键改革;也是满清凭借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外,能够迅速夺取并巩固全国胜利的三大法宝。

  入关次年(1645年,顺治二年),这个血腥的政权就延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以图用“开科取士”这种“不劳兵之法”,令“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心自息”,通过给中原精英继续提供进入、并分享政权的途径,换取他们的忠诚,通过扩大执政基础而获取更高的执政合法性,从“一小撮”的“类兄弟会”团体,扩大为能被全体精英接受、接受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参政议政的执政团体。

  同时,新政权也在列祖列宗的旗帜之外,扛起了孔子这面更为伟大的旗帜。册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最高领导人顺治及多尔衮亲诣孔庙致祭。从顺治二年到顺治八年(1651年),短短6年内,清帝国最高当局祭孔14次,其密度远超之前的历朝历代。到了康熙朝,更是为帝王祭孔树立了典范,“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朕今亲诣行礼,务极尊崇至圣,异于前代”。这种对圣人旗帜的继承和高举,显然要比打倒孔家店、自己另搞一套更为合理和高效。

  入关前后的满清政权,还一改当年颁布“七大恨”时对明朝的敌视,而开始全面塑造自己作为明帝国、乃至中原历代“正朔”接班人的新形象。攻克北京后,多尔衮为崇祯皇帝隆重发丧;在清军南征江南的惨烈屠杀中,却极为严格地保护了南京城外的明孝陵,这成为日后有效的政战武器,便于在战争和屠杀之后收拾残局、重聚人心。后来,康熙皇帝多次至此祭奠明太祖,行三跪九叩大礼,宣示其江山其实夺自“戕厥君后”的李自成,而满清则是“为君父报仇”的义师。

  科举、祭孔、祭朱,这场改革的成本极低,因此只有满清入关之前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对此有反弹,但在康熙亲政之后,随着皇权的加强,这些改革得以圆满完成,并最终成为统治集团公认的治国准则。

  这场宁静的政治改革,红利极其丰厚。通过这场改革,满清政权从关外时期的以“民族认同”为主,转变为入关之后的以“文化认同”为主。需要注意的是,这是执政者在军事占尽上风、即权威资源极其充沛的情况下开展的主动改革,从而迅速实现了从造反者、入侵者向执政者、道统代表者的转变。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新政权作为“入侵”的蛮夷,其合法性难以确立,但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新政权对圣人之制的遵循,能够迅速地获得民众的效忠;而在中国特色的地广人稠、民俗乃至语言各异的背景下,“文化认同”,远比“民族认同”更能转换为“政治认同”。(关于此次改革详情,参阅雪珥《寻找执政之基》一文,本报2012年5月7日。)

  

  接班人产生机制的确立

  

  公开立储的制度下,接班人明确,容易造成壁垒分明:接班人的利益最大化就是维稳、不出问题,这导致了接班人的行为准则是“不作为”。

  清代第二阶段的改革,主要发生于第三代领导核心雍正的治下。

  开国百年后的这一轮改革,焦点不再如第一阶段那般涉及政权合法性的建设,而是集中在完善和改良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技术”层面上。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举措,一是改革了接班人制度,将延续千年的嫡长子公开立储制度,改成了秘密建储制;二是建立了军机处,并在实际上取代了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构。

  对于秘密建储制,康熙晚年实际上已经开始考量,其64岁那年(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在乾清宫东暖阁带病召开了“诸皇子,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参加的中央全会,近乎明确地宣告将进行秘密立储,以确保在确立接班人的同时、接班人不至于挑战现有领导核心的权威。但是,康熙并未设定非常时刻的信息发布程序,这一操作细节上的疏漏,令其在弥留之际的“仓猝之间”,根本难以有效发布接班人信息,这导致了对雍正即位合法性的种种猜疑。

  雍正即位当年(1723年),最先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他在乾清宫西暖阁召开会议,正式宣示推行秘密建储制,这既是其担忧自身地位的一种自保,也是对康熙首倡秘密建储制的完善——操作细节上的漏洞得到了弥补,秘密建储的方式、非常时期接班人信息发布程序,都做了预案,并进行了公告。

  康熙的“东暖阁会议”、雍正的“西暖阁会议”,将秘密建储确定为清帝国最高权力传承的主要方式,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被明文定位国策,“世世子孙所当遵守而弗变”。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最高权力接班人制度最为重大而深刻的一次改革,对改善权力传承的稳定性、优化接班人选拔和培养,都产生了相当正面的效果。

  在传统的嫡长子公开立储的制度下,接班人明确,容易造成壁垒分明:接班人的利益最大化就是维稳、不出问题,这导致了接班人的行为准则是“不作为”,韬光养晦,但是,韬光养晦久了,即便原先还是有些本事的,也往往过了保质期,真的就成了草包和废物;而竞争者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先将接班人打倒,这导致了他们的行为准则是“先破坏、再建设”,甚至“只破坏、不建设”,这样的竞争是恶性的,其对政权根基的冲刷力很强。中国历史上,接班人几乎成为一种伤亡率极高的“职业”,就是因为其本身往往并非松柏之材,却不得不置身于风口浪尖之上。

  推行秘密建储制度后,接班人不再明确,阵营也就模糊了。每一个成年的皇子,其名字都有可能被写在“正大光明”牌匾后的锦匣中,因此,在竞争的过程中,既不能“不作为”,又不能“乱作为”,纯粹破坏的就少,更多致力于建设才能更有机会。对于一个政权来说,这样的权力竞争秩序,无疑是良性得多了。

  而对于现任的最高统治者来说,秘密立储可以让他避免过早对接班人的问题表态,得以有效避免或减弱体制内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斗,他也可以长期观察每一个候选人,甚至凝聚所有候选人的力量并投放到国家和政权的建设上、而非内耗上。

  政治是讲究实际的。只要“权力无限大”这个前提依然存在,选择接班人的关键,就并不在于采用秘密抑或公开方式,而是如何防止有限的体制内资源被消耗到无限的内耗之上,甚至最终危及政局和政权。立贤且秘密建储,这种看似弹性的暗箱操作,相比刚性的嫡长子公开继承,成本小、风险低、收益大,更能有效实现维稳和可持续发展。

  这一改革红利,几乎没有任何明确的个人或群体为此付出代价,其维稳的好处却惠及整个同治集团乃至社会。(关于此次改革详情,可参阅雪珥《接班人》一文,本报2012年7月23日。)

  

  精简、高效的新机构

  

  军机处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精简、扁平的政府机构,这或许是这个改革的最大红利。“勤、速、密”三大工作作风,令军机处获得了极高的工作效率。

  第二阶段改革的另一项重要政改举措,是雍正皇帝建立了军机处。

  军机处最初的功能,是一个非正式的“中央军事领导小组”,但它迅速从“军委”转型为“政委”——取代了内阁而成为实际上的最高行政机构,成为“威命所寄”的权力核心。西方各国对此的翻译,倒也相当地与时俱进,从“OfficeofMilitarySecrets”(军事机密办公室)演变为“TheGrandCouncil”(大议会),凸显当时西方对中国事务的熟悉程度。

  军机处的设立,一方面是体制内权力博弈,包括皇权与相权博弈的需要——在代际权力移交不规范的影响下,雍正的合法性持续受到质疑和挑战,反对者们依托“议政王大臣会议”对其进行多方牵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雍正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已经程式化、官僚化的内阁系统,难以为其提供足够有力的执行力支撑,遑论更高层面的决策咨询和执行。

  军机处继承了皇帝原先的秘书机构“南书房”的“三无”(无编制、无定员、无预算)特点,却直接从内阁中选拔人员,有效克服了“南书房”成员缺乏行政经验的缺点。有经验的行政精英的加入,令军机处得以兼起政务处的功能,这等于在保留常态政府(“内阁”)的同时,另加了一层“常务委员会”。

  军机处的设立,在政制方面进行了权力制衡的有益尝试。

  军机处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精简、扁平的政府机构,这或许是这个改革的最大红利:只有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两层,有官无吏,队伍极其精干,工作流程极其简捷,再加上明确要求的“勤、速、密”三大工作作风,令军机处获得了极高的工作效率。

  美国学者白彬菊(BeatriceBartlett)认为,军机处实现了从“君主专政”向“大臣行政”、从“直接的君主个人专制”向“君臣联合行政”的转变;而军机处大臣们参与到皇帝的最高决策过程,实际上并非加强而是削弱了皇帝的独裁;他们对庞大帝国的海量信息进行筛选和处理,协助皇帝抓大放小,将有限的资源投放到最根本和主要的地方,是提升中央机枢决策效率的关键。

  军机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提供了一个管理大国的中性的、非政治化的行政工具,既大大提高了行政的效率,又避免了其本身成为权争主角的历史怪圈,这一改革,如同第一阶段推行的“科举、祭孔、祭朱”一样,成本低、红利不仅丰厚而且惠及整个政权。这是中国政制上的一大创举,其在权力制衡与监督方面的诸多设计,迄今依然有着丰富的现实价值。(关于此次改革详情,可参阅雪珥《军机处:破解集权命题》一文,刊本报2012年10月22日)

  

  治标的廉政风暴

  

  这两项改革更像是应急式的维稳措施,通过在原则上的退让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时强心针的作用,却为今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第二阶段中涉及经济和民生方面的重大变革并影响整个清代的,就是“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推出“永不加赋”的惠民政策,却因执行中的操作细节,而遭到严重异化。“永不加赋”所确定的定额税,需层层分摊,最后具体落实到每家每户。作为“分子”的税赋是固定的,但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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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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