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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袖:“复归于婴儿”的赤子情怀:徐志摩的单纯信仰与老子“复归于婴儿”理想的比较述评

更新时间:2013-03-12 19:07:15
作者: 青袖  

  

  中国近代历史,是一个颇近于春秋战国的乱世。皇权解体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一方面是各种激进理念滋生的巨大温床,一方面也为纷乱的社会思潮提供了自由迸发的空间。感时忧国的传统情怀与民族复兴的忧患意识,强烈地交织于士人俊彦的方寸之间。这股动荡时局下自由奔涌的时代思潮,一路氤氲激荡,渊默如雷,随着“西学东渐”中西方文艺复兴思潮的流风所及,更随着政局现状的起伏动荡引发的“五四”运动的蓬勃兴起,终于喷薄而出,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文艺复兴格局。如果说在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意味着一种架构的建立,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代表着一种声势的营造,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象征着一种人文精神的内涵,那么,徐志摩那以“爱、自由与美”为内涵的单纯信仰,则意味着一种最为本真的灵魂。在那狼奔豸突的旧中国,他的出现,犹如一块混沌未凿的璞玉,照亮了那黑暗的时代。他那坦荡的胸怀与孩子般未脱稚气的纯真,书写了生命与爱情的别样诗行。然而命运之神以它那无法抗拒的消亡,让他的生命宛如一场瞬间绽放的绚丽烟花般倏然消散。所幸的是,他那传世的诗篇宛如广陵散般成为凄美忧伤的绝唱,将他那传奇的人生,在时光里载入永恒。

  这是一个奇异的孩子般的诗人。“我感到惊奇的是,在那被鲁迅形容为‘处处是非人间的黑暗’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单纯’信仰的诗人?我始终觉得他不像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少像他那样快快乐乐、认认真真地做梦。中国人都是世故的,乡愿的,滑头的。而在徐志摩的眼里,生命如同一注清泉,处处有飞沫,处处有闪光;生命也像一段山路,处处有鲜花,处处有芳草。”——这样的评述来自当代的余杰,相信也是熟识徐志摩作品的广大读者的共识。更逼真的描述则来自诗人生前周遭的友朋。林徽因曾说:“志摩的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车到乡间去拜哈代,他抛弃博士一类的引诱卷了书包到英国,只为要拜罗素做老师,他为了一种特异的境遇,一时特异的感动,从此在生命途中冒险,从此抛弃所有的旧业,只是尝试写几行新诗”;温源宁也曾说:“那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的气质和头脑,这个孩子永远也长不大,对周围的一切怀有难以满足的无穷好奇,不分辨是清醒的还是梦幻中的世界,不懂得憎恨任何人,也不相信任何人真会不喜欢他。人生的经历并没有置他于不顾,却也未能使他改变。他与人间事物游戏,像孩子之游戏玩具。各种主张,相对论,钱德拉鲍斯的植物学新发现,爱尔兰的文艺复兴,泰戈尔,梁启超,塞尚的绘画,毕加索的作品,梅兰芳,克莱斯勒——全都给过他无娱乐。他的生活是对朋友无休无止的探视和访问。他所居住的住所,不过是朋友们从中通过的走廊。令人惊奇的是他总能找到时间来写他终于写出来的那么多的作品。工作被打断,对于别人会是讨厌的事情,在他这里,只不过是愉快的变换花样;对于一个孩子,变换花样就是生活”;诗人生平最好的朋友胡适更是盖棺定论:“他的人生观里真是有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一生的历史,只是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只是无论是红颜知己如林徽因的深情解读,还是知心朋友如温源宁胡适等人的推心置腹,尽管多少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读解出了诗人生命的内在修炼所达到的那种纯净的文化境界,对后世理解徐志摩其人其诗不无裨益,但还是如只缘身在此山中般不识庐山真面目,忽略了这位始终保持童心稚趣的自然之子的单纯诗意信仰,在文化的终极意义上承续的,乃是老子“复归于婴儿”的理想人格。笔者研读徐氏多年,坚信沿着这一脉络出发,上溯到先秦时代那一片山顶上的风景,可以找到徐志摩诗意人生理想最本真的哲学内涵,从而理清徐志摩在中国文化史上最独特的意义所在。

  现代学人曾以《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为题,详细论证徐志摩诗文中传统审美文化诗意柔情的古典气质。的确,出生于江南温柔之乡的徐志摩,性灵中自幼便根植着江南特有的诗性审美品格,他日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后,也是自觉地将此种诗性审美意识作为自己文学抒情与叙事的精神之源,由此,当他以一种全新的审美之姿出现于五四文坛之时,便立刻以一种秀丽柔婉、轻盈飘逸的诗风,成功地提升了白话新诗与古典诗词相媲美的全新的审美境界。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以逍遥洒脱的性情沉浸于大自然的优美、调谐与宁静,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钟情于自然灵秀的万物:诸如清风明月、云雾飞絮、朝露晚霞、飞花落叶、小桥流水、杜鹃蝴蝶、彩虹明星、田园山川等等,这些从大自然采撷的缤纷意象,沐浴着清新灵动的青春光泽,使他的诗文荡漾着四季清韵,天地奇秀。由此诗人也赢得了“自然之子”的称誉。而更为可贵的是其诗文中时常荡漾的一种返璞归真和率真深挚的自然情怀,他那涉笔成趣的逸情雅怀,仿佛是一个婴孩欢欣雀跃地投入母亲怀抱时的童真稚趣;他笔下对自然万物流露的款款依恋,使我们看到了诗人那依恋母亲般纤微多感的稚子深情。稍加留意诗人的作品,我们还会发现,诗人反复抒写着一个“婴儿”的意象。这一意象出现频率之多,在诗人的作品中仅次于自然与爱情两大主题。这一婴儿意象的凸现,既是诗人隐藏在其作品背后的自我形象的本真透露,寄予着诗人对淳朴天真心灵境界的虔诚守望,也是对简单无忧生活状态的深情追忆,以及对单纯诗意信仰的执着追求。 由此可见,徐志摩单纯诗意信仰的思维方式,贯穿的实际上是“自然与人”如何和谐相处的古老命题,其影响表面看来自19世纪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等人的崇尚自然理念,但其潜伏的渊源却直承开创中国自然哲学的源头老子而来。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是最早对人的生存境遇进行形而上思索的诗哲,最早提出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生态审美生存范式:“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贻”------老子在其《道德经》中阐述的,正是自然和人之间犹如母子般亲切的关系。所谓“没身不贻”,即没身于物,连从万物中分离出的主体意识都要取消,这种物我互渗、主客不分、部分与整体混同的观照方式,诞生在人类对客观世界尚未充分认识的童年时代,在去古未远的老子身上正体现出一种原始的混沌思维模式,与近代随着科学的发展而逐渐被区分整合出来而被高扬的自我主体意识之间,很显然存在着文化意蕴及思维方式上的相异性。但老子站在历史的源头提出归根返始的终极命题,把“复归于婴儿”视为最高的人格理想,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最高的处世哲学,把自然无为视为“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回归稳定的施政理念,却开创了人类走出文明困境的一条重要途径,对后世影响巨大深远,其“复归于婴儿”、“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的终极理念,不但积淀为华夏民族千百年来“回归自然、返归田园”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使人们在与自然逐渐剥离的历史进程中,将自然视为自觉关照的审美对象,营造着华夏民族自由高远的心灵家园,而且在现代西方文化思潮中都得到了回应。起源于反思现代工业文明种种弊端的近代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厌恶工业文明,鄙视功利主义,热衷于回归自然与诗意栖居,与老子的自然哲学之间就不无文化意义上的承续性。虽然与老子归根返始的混沌观念相比,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回归意识更带有近代文明危机感与自我拯救的现代意识,近代工业文明与工具理性对生命本原的压抑所造成的自我失落感正是他们面临的新的困境,但同样的都是基于“人与自然”的反思,基于人类文明过程中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时对待自然的立场和态度。这也意味着人类在新的历史困境前,又一次转向了“归根返始”的精神出路。譬如华兹华斯诗歌中的“复归童年”主题,德国浪漫主义先驱荷尔德林的“归乡”主题以及“人如何诗意地栖息于大地”的叩问主题,都是这个时期人们心灵困境的表征。特别是华兹华斯的“复归童年”主题,与老子“复归于婴儿”的理想人格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当然,通过比较二人的思维方式,就不难发现,华兹华斯代表的“复归”是在西方的主体性经过历史的高扬后从主体的人的角度向本源性的追问,代表了人类科学阶段存在主义与现象学的重要特征,相对于人类童年时代老子混沌的思维模式,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与文化层面。西方哲学自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来,即以人的知性来对待世界,将世界分为理念、物质现象和艺术模仿这三大认知范畴,从而确立了“以我为中心”的宇宙观,而老庄的宇宙观却是浑然一体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将包括自身在内的宇宙万物视为一个无机的整体,以虚空却晶莹剔透的心灵去完整感应自然万物的原性。简而言之,西方哲学重视的是主客二分式的外在实践,常常体现为一种抽象的思辨;中国哲学则趋向于天人合一式的超越,体现更多的是一种生命感性的内在体悟。这两种源于历史文化差异性的不同思维方式,导致了中西语言在表达艺术意境时不同的美感生成特点。王国维曾形象地将这两种审美方式归结为“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所谓“有我之境”正是“以我观物”,从自我出发,把自我的情感投射到自然物象上,从而达到一种以主观情感为中心的情景交融;所谓“无我之境”则是“以物观物”,审美主体在超脱逸想中把自我融汇到自然物象中,体悟出宇宙自然的内在律动而最终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从这样的相异性出发,现代学人叶维廉也曾对王维和华兹华斯的山水诗的审美特征做出饶有趣味的比较:“王维的诗,景物自然兴发与演出,作者不以主观的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去扰乱眼前景物内在生命的生长与变化的姿态:景物直现读者眼前,但华氏的诗中,景物的具体性渐因作者介入的调停和辩解而丧失其直接性。”——这实际上也是指中西文化中对宇宙万物感应方式的差异,也即“以物观物”与“以我观物”审美方式的殊异。不过,正如柏林所说:“浪漫主义是灵魂自我游戏时秘不可述的欢愉”,华兹华斯诗歌中吟诵个体身心在大自然怀抱中舒展自由的审美体悟有时也体现出一种东方式物我两忘的境界,譬如他在《致雏菊》一诗中写道:“时常,在你盛开的草地上|我坐着,对着你,悠然遐想|打各种不大贴切的比方|以此为乐事”,此种逸情雅致,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近代西方工业文明蔓延之时隐居湖畔的华兹华斯,敏锐地感受到工具理性与功利主义对人性的双重伤害,他一方面以灵魂的震颤发出与现代社会不相和谐的声音,一方面以深情的呓语发出回归自然的呼唤。一种生命意义失落的强烈危机感引发的一种“自卫性反应”,使他沉湎于大自然的神秘交感,在乡村田园中寻觅最贴近自然的人格样板:因世俗所累而丢失了的本心。由此,华兹华斯以一颗童心来贴近自然,从自然中获得性灵的启迪,唱出了“儿童本是成人的父亲”的著名诗句。在他看来,儿童那清澈单纯毫无伪装的澄明之心,犹如纯净的溪水,正可以冲刷掉淤积在成人心中的肮脏污垢,从而回复本然的自我,贴近自然的神圣殿堂。天真无邪的儿童与诗人理想中的自然状态由此紧密相连,成为两个意义非常类似的文化符号。——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西方近代浪漫主义思潮与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道家美学在某种原初体验上的汇通。而有趣的是,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晚年在中国老庄思想的影响下,也主张抛弃统治西方两千多年的形而上理性思辨体系,返回苏格拉底以前的原真状态,以重建与自然世界原始直接的接触。他试图把西方科学话语中的自然导向“自然的自然性回归”,试图“在对过去历史时代田园生活的观照中,呼唤一种新的在世存在的劳作与栖居方式”(莱茵哈德·梅依:《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可以说,以海德格尔代表的西方存在论现象学美学,既是对荷尔德林诗意栖居命题的呼应,也是对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审美感应方式的回归。起源于对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在工具理性的压抑下日益陷入困境的反思的西方现代性思潮,与老庄一样,思索的正是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这一人类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彼此虽色泽各异,却又殊途同归。

  粗略理清中西浪漫主义思潮在近代西方的汇通后,便可以发现,曾在20世纪初游学西方的现代诗人徐志摩,虽然其创作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深受西方十九世纪浪漫派的影响,但其创作理念回归的恰恰是东方式的自然浪漫主义。在徐志摩驳杂思想的源流中,虽然还存留着希腊古典哲学——这一更早于中国先秦时代的生命超越意识对他的影响与启示(视生命为精神道德的内在提升的希腊古典哲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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