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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袖:性情与名教的冲突:从《小脚与西服》看徐志摩婚变之谜

更新时间:2013-03-07 12:51:56
作者: 青袖  

  

  无论是其生前,还是生后,人们之于徐志摩与原配夫人张幼仪的那场婚变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此一婚变,在诗人人生道路上非同小可,可谓他人生命运的分水岭,因为自此起,诗人执著于茫茫人海中寻访他“灵魂之唯一知己”,并且声称:“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一生的动荡与悲剧由此展开,直至影响了他人生结局的最终走向。关于这次婚变,赞成者着眼于与封建礼教的对抗,如郁达夫;折中者着眼于“与他人何干”,如梁实秋;反对者则视为“不道德之极”,从传统伦常的角度诟病于诗人的“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用情不专”,如梁启超。上述言论在关于徐志摩婚变的评论中代表了三种典型的社会舆论倾向,此消彼长,交错同存,余波纷纷之际至今也未能取得统一,可谓各有市场。而社会对于这三种评价的反应也不一,如之于赞扬的就有质疑与鄙夷,之于反对的就有同情与辩护,形成了“莫衷一是,各执一词”的滔滔争辩。由此,笔者觉得有了钩沉斟误的必要,既是关乎现代文学史的评价定位问题,诸如涉及诗人性情时关于作品内涵的分析与诗人的名誉,也是为了从事实出发,还事实一个真相,在具体历史语境中,还诗人一个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

  至于那些以窥探名人隐私为乐的捕风捉影和不够了解诗人婚变过程的歪曲失实之词,因为本身不值一驳,并不在本文的论证之列。

    

  一:婚前没有谋面的包办婚姻

    

  徐志摩与原配夫人张幼仪的那段婚姻,说来有趣,来自一份无心插柳柳成荫式的因缘。那是青年学子徐志摩尚在杭州一中读书时,有一次作为当时社会名流的张嘉墩(张幼仪的四哥)来校视察,看到徐志摩的那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的考卷后大为赞赏,视为奇才。在向校方询问了徐志摩相关情况,得知是浙江硖石镇首富徐申如的独生子后,他不由得动了为待在闺中的妹妹觅佳婿的兴头,于是举动向徐家求亲。此举正中徐志摩之父徐申如之下怀:兴旺一方的徐家家业与当时作为浙江名门的张家联姻,岂不是锦上添花,如虎添翼?再说张幼仪自身状况也不差,徐申如大喜过望之余亲自回信:“我徐申如以聚张幼仪为媳为荣”,一手拍板敲定了这桩婚事。但做父亲的在一手拍板之余并没有征得儿子的同意。“徐志摩当时还只是一个在校求学的青年,虽然有一定的民主自由思想,不大愿意接受这桩婚事,但他年轻,也太软弱,既迫于父威,又被祖母和母亲的慈爱所软化”(徐炎)。-----应该说,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就种下了将来离异的种子。

  值得指出的是张幼仪婚前的态度。张幼仪晚年在那本由其侄孙女张邦梅所执笔的自传《小脚与西服》中,详细地述说了与徐志摩由“父母之命”结合而最终离异的具体经过。应该说,她自述的许多事实与史实记载是相符的。他们的婚姻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包办婚姻,婚前甚至没有谋面(张幼仪曾躲在阁楼上偷偷看过来相亲的徐志摩一眼算不上正式的谋面),更遑论交流与了解。当张幼仪从其哥哥口中得知徐志摩很有才气以及家境人品均不同凡响时,和绝大多数对未来婚姻抱有美好希望的传统女性一样,她对未来丈夫的期望不脱出中国传统伦常的范畴,她说:“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我以为我嫁了一个和我哥哥一样思想先进却不失传统,拥有一套坚定价值观的男子。我期望他负笈海外,回国后在政府部门谋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张幼仪的话说对了一半,徐志摩后来的确成了一个“思想先进却不失传统,拥有一套坚定价值观的男子”,但历经欧美思潮洗礼的他所拥有的一套坚定的价值观却不是什么当官发财,光宗耀祖,而是西方文艺复兴思潮的核心理念:民主自由与个性解放。这样的转变与张幼仪的期望显然是相冲突的,追求性灵的诗人后来连现实政治的功利都不肯染指的,更何况强加于自身的徒有其维持形式的“金玉良缘”。

  他们新婚之夜初次谋面的情形,是一个尴尬的开局。且看《小脚与西服》中张幼仪的自述:“用人离开洞房以后,我就转向徐志摩。他身上也脱得只剩下一层丝袍,而目光充满期待地站在房间的那头注视着我。初次与他相处,我很想跟他说说话,大声感谢命运的安排。我想说,我现在是光荣的徐家的人了,希望能好好侍奉他们。可是正当的做法是由他向我先开口,所以我也就站在那儿。当时我年轻又胆怯,也许一个新式女子会在这个时候开口,一对新人就此展开洞房花烛夜。可是徐志摩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所以我也没回答他,我们之间的沉默就从那一晚开始。”-----一对懵懂的年轻人,由于从未谋面,在新婚洞房花烛夜,竟然生出了如许尴尬和不知所措。应该说,这样的例子在新婚夫妇之间并不鲜见,但徐张的尴尬初面还是透露出了一些性情不合的端倪:张幼仪固然意识到一个新式女子在这样的场合可以先开口,但自幼就受到的三纲五尊之类的传统教育观念却根深蒂固(《小脚与西服》中她坦承“我学到了像为何必须遵从‘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简单的道理),所以认为徐志摩应该先对她说话(所谓“夫唱妇随”),而徐志摩也许内心正期望着自己的新婚妻子是一个新式女子,但张幼仪的沉默内敛让他大失所望,不知所措,也不知从何启口-----他们之间,实在缺乏了一个相识相知的沟通前提,以至于陡然面对时,不知如何是好。

    

  二:短暂的相聚与长久的分离

    

  “刚结婚几个星期,徐志摩就离家求学,先是到天津北洋大学,后来又到北京大学,所以你瞧,这是件很悲哀的事,我打从最开始就没法子了解我丈夫。”------据张幼仪的自述,他们结婚成了事实上的夫妻后,只相聚了短短几个星期,徐志摩就因求学而离开了她,而且日后也是离多聚少。而张幼仪婚后在徐家的日常生活,除了老太太坐在一起缝补衣物以外,整日无所事事,而且她牢牢遵守娘家母亲的教诲,把个婚后日子过得循规蹈矩、一丝不苟:每天一大早起床,洗脸梳妆整齐后必先要向公公婆婆请安,谓之“晨昏定省”。作为“大少奶奶”,平日她穿得整整齐齐,不敢随随便便露脸。在徐志摩因学校放假回家而偶尔有限的几次相聚里,他们之间依然生疏沉默。没有经过爱潮洗礼的他们,彼此都还不懂得怎样去关心对方、重视对方,更不懂得沟通的方式和技巧,他们有的,只是照例的沉默,彼此都在对方紧闭的心门前止步,在隔阂和冷对中徘徊。对于其时的张幼仪来说,这份婚姻,她“不求爱情,也不求浪漫”,只是私心底祈求一份长久的现世平安。而其时的徐志摩呢?用张幼仪的话说是:“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我不理不睬。”“徐志摩从没正眼瞧过我,他的眼光只是从我身上掠过,好像我不存在似的。”夫妻双方都不懂得怎样去消除这无形的隔阂。张幼仪牢记着母亲给她的忠告:“一个女人和公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和婆婆之间的关系,往往比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来得重要”,于是,她自我交代:“我从没学会向讨好公婆那样取悦我的丈夫”。但即使能做到“讨好”和“取悦”,又岂是夫妇之间平等互爱的正常交流?弄不好反而会因自尊心受挫而适得其反。果然,在夫妻相处的长期沉默冷对中,自幼个性极强的张幼仪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她说:“我想,如果他不想和我说话,我也可以好几天不言不语。”这样的自尊受抑引发的无意识的心理对抗,在那次经过漫长的航海和出国求学的徐志摩见面的时候显得最为明显,当她看到徐志摩在岸上等候人群中不耐烦的表情时,她的心中不由得凉了一大截,她说:“等到我站在徐志摩对面的时候,我已经把脸上急切、快乐、期望等种种表情收敛住了。在那一刻,我痛恨徐志摩让我变得如此呆板无趣”-----当时的具体情形我们作为读者的都不在场,所谓历史也只是存在于讲述者的口中,但痛恨对方让自己变得如此呆板无趣的同时,是否也有自身一面的原因呢?我们并不排除徐志摩对张幼仪的冷漠,但张幼仪在徐志摩面前是否也缺乏一种女性的温柔和体贴呢?明明心中很渴盼,很急切见到,为何要压制住不让表露呢?在许多人口中都有生动记述的徐志摩那活泼灵动的浪漫个性(如郁达夫就有关于徐志摩早年读书时顽皮异常的回忆),在张幼仪平淡得近乎冷漠的口吻中全然不见了,而张幼仪在徐志摩的视野中也只是一个观念守旧的没受过高档教育的乡下女子,这样的女子根本进入不到他内心中去。以这样呆板沉闷的婚姻生活,张幼仪固然“痛恨”,但她从女性附属男性地位的中国传统观念出发,又希望可以长久维持下去,但问题是,这样的生活又岂是天性浪漫活泼的徐志摩能够长久忍受的?

  在那样的聚少离多,而且是只维持了一份形式而已的婚姻生活中,张幼仪生下了她和徐志摩的儿子阿欢,且看张幼仪这样说:“子息的问题既然解决,徐志摩就得到父母许可负笈海外了。······他和大多数初为人父者一样,好像一方面觉得得意,一方面又有点害怕自己的儿子。然而,他对我的态度还是一样。当我向他告别的时候,他仿佛早已远去,说不定,他从来就不曾呆在那儿。”-----一场婚姻,从开始双方家长的撮合到形式上的维持,竟然只是为了一个结果:繁衍后代,而从来没有渗进当事人双方的感情(即使有也只是亲情而不是爱情)。也许这两个被封建意识裹挟进婚姻围城的不由自主的年轻人之间,没有谁对谁错,一切只因为一个错误的开始,而他们的性情,偏偏又那样的不合。就如《红楼梦》中贾宝玉和薛宝钗出于家族利益联姻的“金玉良缘”,虽然表面上拥有令世人艳慕的荣华富贵,但独独缺少了主人公沉浸其中的真心与灵魂。

    

  三:性情不合的内因与林徽因出现的外因

    

  徐志摩于1918年8月启程赴美,至后来张幼仪赴伦敦与他团聚,这期间分开了两年多,“长时间的不合、分居和通信中断酿成了事实上的离异”------这是一个十分关键而微妙的蜕变过程,之前对这段强加于自己自由之身的包办婚姻敢怒不敢言的徐志摩,此时在欧美自由民主思想的冲击下心理的天枰开始倾斜了。当然这并不是事先预谋,而是有一个量变为质的过程。在此期间徐志摩曾因孤身独处异域而平添想家之情思,写信要求张幼仪赴欧,初衷当在让妻子见世面接受新思想而调和双方的性情,且看书信如此写道:“儿自离纽约以来,过二月矣!除与家中通电一次外,未尝得一纸消息。儿不见大人亲笔恐有年矣。儿海外留学,只影孤身,孺慕之私,不俟罄述。大人爱儿岂不思有以慰儿耶?......从前钤媳尚不时有短简为慰,比自发心游欧以来,竟亦不复作书。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即今铃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日能来?张奚若言犹在耳,以彼血性,奈何以风波生怯,况冬渡重洋,又极安便哉。如此信到家时,犹未有解决,望大人更以儿意小助奚若,儿切盼其来,非徒为儿媳计也。”但后来张幼仪因为种种原因而未成行,徐志摩是带着失落感来到英国的。正是在那里,他邂逅了才貌双全的少女林徽因并一见钟情------一般人往往责备徐志摩见异思迁而导致婚变,更有甚者,甚至认为徐志摩写信催促张幼仪到英国是欲与其离婚的“预谋”,但如上所述,林徽因的出现只是一个外在的诱因,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和张幼仪长期的不合和事实上疏离的内因。内因是根基,外因是条件,这是不容倒置的。倒置或忽视了这一关键点,则难免对诗人产生误解。任何人处于徐志摩的处境,都有权利去解除那禁锢灵魂的婚姻之枷锁,而去追求自己的幸福自由。从这一点来说,徐志摩后来写给张幼仪的那封离婚信,虽然语带文学的夸张,但并不矫情,而是肺腑之言:“无爱之婚姻无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

  根据《小脚与西服》而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徐志摩的爱情故事》,自放映以来,引起了人们的热烈关注,传奇诗人徐志摩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再度引得街谈巷议。但此剧情节的很多失实之处,引来了徐志摩堂侄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徐炎先生的强烈不满,他撰文进行了全面反驳:

  “旧社会对于徐志摩的离婚和第二次婚姻的看法,是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对他不容,其中还夹杂着不少误会,长时间因袭下来。······直到本世纪,还反映到了《人间四月天》电视连续剧上面。该剧假借诗人的名望叙述他和三个女人的爱情故事,集合了著名演员担任主要角色,但情节许多失实。原来该剧是以张幼仪(徐志摩前妻)的自传体小说《小脚与西服》为蓝本进行编剧和摄制的。张幼仪从1983年开始由她口述请人捉笔,除了申述她本人身世外,还对徐志摩、林徽因、陆小曼提出看法,表达了她自己的婚姻观和情爱观,封建观念很重。而剧本加以艺术处理后显得更具渲染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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