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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军:刑事侦讯的“两方组合”及其相互关系——基于西方刑事侦讯的分析

更新时间:2013-03-07 11:20:48
作者: 牟军  

  ”[15]在侦讯阶段,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律师帮助权及其他权利,与其说是为应讯者在侦讯中的现实地位着想,毋宁说是为应讯者将来更大利益打算。应讯者通过对侦讯者不当和违法行为的抑制,确保侦讯的公正性并减轻对己利益的侵害,从而使其在未来的庭审中得到公正对待,保证有罪判决的公正性。所以,赋予应讯者权利及相应保障措施的实际功能在于增强其未来审判中对抗控方的能力,而非意在提高应讯者在侦讯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甚至将这一权利作为对抗侦讯并取得与侦讯者均衡地位的一种手段。

  4.应讯者所享有的权利及其保障措施存在相当的限制条件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控制犯罪的利益仍然居于优先考虑的目标。从两大法系刑事侦讯的法律规范和实践来看,出于维护侦查利益和获取嫌疑人口供的需要,应讯者享有的权利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限制:首先,沉默权、律师帮助权的成立是有条件的。长期以来,英美法被认为是确认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的典型代表,但犯罪嫌疑人对这些权利的行使是有条件的。在英美法律和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只有在被逮捕、羁押的状态下,其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才受法律保护,侦讯者也才有履行权利告知的义务。[16]如果嫌疑人未被羁押或逮捕而自愿配合调查或被非正式问讯,则不享有沉默权,警察也无须告知该项权利。在美国,在此情形下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则可能被视为默认(implied admission),默认可以作为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使用。[17]其次,上述权利的行使还存在诸多的限制和障碍。根据英国《1994年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第34条至第37条的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在警察讯问时拒绝回答和审判时保持沉默的四种情形,法官或陪审团可以对被告人作出不利的推论。[18]这一规定通过对沉默权的限制进一步加重了嫌疑人配合警察讯问的义务。在美国,司法判例通过对权利告知规则设定诸多例外以限制嫌疑人权利的行使:除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中考虑国家安全、情况紧急的因素而不适用该规则以外,有的州也通过判例的形式确立该规则的多项例外。[19]大陆法中的法国对于犯罪嫌疑人面对司法警察的讯问并没有赋予其沉默权和律师在场权,而对于检察官的讯问,嫌疑人除可由其辩护人在场陪同外,也无沉默权可言。[20]

  应讯者所享有的权利保障措施,同样存在诸多方面的限制。除英国、加拿大等国外,美国和多数大陆法国家至今都未明确认可侦讯中录音、录像措施的运用,而将这一措施交由侦讯机关根据需要自主掌握,法官也未将其作为判断口供是否合法的当然理由。即便在英国,录音、录像的运用同样存在一定的限制。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实施守则之五》第3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有相应不要求录音和授权会见官员不对会见进行录音的情况。[21]

  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运用对保障嫌疑人权利具有积极作用,但又可能阻碍侦查和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因而对这一规则的运用实际上需要权衡两种利益的得失。从该规则运用较普遍的英美等国的情况看,法律明确规定的刑讯、暴力威胁、有辱人格、性质严重的引诱和欺骗等典型非法口供倾向于排除,但法官仍需根据应讯者作出口供是否具有任意性或出于政策性的需要进行取舍。[22]对于程序和方法违法的口供,法官则可径行运用自由裁量权作出处理,其中不乏对于有证明价值的口供出于追诉利益的考虑而予以采纳的情形。[23]德、日等大陆法国家刑事诉讼法虽也基本确立了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德国法对非法的规定还非常具体,但依照法律规定,所排除的口供限于违背嫌疑人意愿(任意性)而获取的口供,也非只要非法就加以排除。

  有关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救济措施在西方的落实也不力。如警察对嫌疑人侵权而应受到的纪律处分,在警察内部很难实施。“只要警察的行为仍处于未成文的传统以及与国家法律相对立的警察权力规则和标准的范围之内,警察当局将对警察的行为表示同情。”[24]对警察违法的民事和刑事诉讼救济方式也可能因被告人的个人原因和检察官、法官的态度而无法启动或打折扣。[25]

  综上可见,应讯者权利及其保障措施存在的诸多限制和障碍在西方主要法治国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一种体制性和制度性的限制和障碍。立法赋予应讯者的这些权利及其保障措施属于推动侦讯正常运行所必要的底线待遇。它有利于应讯者,也有利于侦查目标的实现,并且当应讯者权利的行使可能阻碍侦查活动的有效开展和侦查目标的实现,立法和实务又采取进一步的限制和例外措施以平抑两种利益的冲突。所以,应讯者享有的权利和实际待遇,既是对其侦讯主体地位的支持,但又鲜明地体现了在侦讯中被动和受支配的地位。

  

  二、刑事侦讯“两方组合”的相互关系

  

  一般而言,事物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或解释为影响与被影响、决定与被决定、命令与服从、支配与被支配等的关系。但这种表述反映的是事物间关系的具体内容和特征,而非两者关系本质的描述,尤其考虑到与刑事侦讯构造相适应的侦讯者与应讯者关系的表述就不很贴切。因为侦讯者与应讯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只是影响的程度不同;再者,在西方主要法治国家,应讯者对侦讯者都有一定的反制作用,以及法官、检察官对两者关系也有适当的调节作用。故将侦讯者与应讯者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决定与被决定、命令与服从抑或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并不妥当。

  应该指出,对侦讯者与应讯者之间关系的上述表述不仅未反映其本质,也存在事实和逻辑上的错误。事物的构造不仅在于事物内部各要素的存在与地位现状,而且也在于各要素间的距离、对称及平衡情况以及是否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的整体。以刑事审判构造为例,在西方主要法治国家,刑事审判的主体要素属于控、辩、裁三方组合。在谈论三方组合关系问题时,一般是指裁判方居间,与控辩两方等距,控辩双方因法律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双方关系则表述为平等、均衡抑或平行的关系。控辩双方在审判中的这一相互关系,由于体现双方在审判中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关系的状况,因而反映了刑事审判构造的本质。刑事侦讯构造中侦讯者与应讯者的关系,从本质上讲,也应从两者的关系是否平等与均衡上考虑。

  从上述有关侦讯者和应讯者在刑事侦讯中主体地位及其基本特征的实际状况观察,两者的关系显然不同于审判中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关系,而实际处于一种不均衡、不平等关系之中。正如美国学者所言,“与审判不同,警察侦讯不涉及双方当事人试图说服第三人采纳某个观点。警察侦讯关涉一方当事人试图从另一方当事人那里得到真相,而另一方当事人又完全不愿暴露真相。如果我们想要被告人作出自白,被告人与侦讯者的平等有悖我们的目标。”[26]这段话表明,侦讯阶段要实现的目标与审判阶段有质的区别,意图实现侦讯者获取口供以证实、揭露犯罪的目标,侦讯者与应讯者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平等,“两者真正的平等只有以有意放弃可靠的证据和释放有罪之人为代价才能实现。”[27]在刑事侦讯中,侦讯者与应讯者关系的不均衡性和不对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侦讯者与应讯者主体地位的不均衡

  两者主体地位的不均衡集中反映在前者的主动性、强势性与后者的被动性、弱势性。如上所述,在西方主要法治国家,刑事侦讯在何种情况下启动和如何启动、侦讯时间的长短和场所的选择、法律允许的侦讯方法、策略的运用以及侦讯结果的固定和保全等,涉及侦讯效率和效益的各个环节均由侦讯者主动采取或自主决定,应讯者只能被动承受,基本上无权提出建议且对侦讯者非超越法律权限的决定也不得提出异议。与此同时,为保证侦讯的顺利进行,侦讯者享有各种较充分的有形和无形条件或资源,在侦讯中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如在侦查阶段羁押和逮捕等强制措施的运用,一方面与嫌疑人接受讯问的义务相联系,为讯问嫌疑人制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嫌疑人人身自由已被剥夺,客观上为侦讯制造了强制环境。在西方主要法治国家,侦讯者还可直接将上述强制措施作为侦讯的必要手段加以运用,应讯者对此也无相应的制衡手段。在现代西方刑事侦讯中,侦讯者有形手段和资源的运用更具优势。对侦讯室设施布局,桌椅、色彩、灯光以及侦讯周围环境的选择等均是法律空白地带,这些物质环境又是警察权力表达的符号,它的适当运用有助于侦讯目标的实现,因而警察可进行有利于侦讯的调控。对于侦讯技术手段如测谎仪等的运用,法律并未作出禁止性的规定,侦讯者也可根据侦讯需要自由选取和运用,从而对应讯者接受侦讯和回答提问的意愿产生相应影响。

  总之,侦讯者在侦讯的启动、时间、场所和方法等,影响侦讯进程和效益的因素选择和安排上的自主决定权,以及在达成侦讯预期目标上所具有的手段和资源上的优势,反衬出应讯者在上述于己有着切身利益关系的侦讯活动中的全面被动和对付侦讯的手段、条件和资源方面的劣势。侦讯者与应讯者在侦讯中并未平等武装,两者不对称和不均衡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二)侦讯者与应讯者权利(权力)和义务关系的不对称

  一方面,两者各自享有的权利(权力)与承担的义务之间不对称。在当今西方主要法治国家,侦讯者所享有的权力远大于所承担的义务。侦讯者对侦讯的各种手段、条件和资源等运用的主导性和支配性恰是侦讯者拥有和行使权力的体现。对于侦讯是否启动和如何启动可视为侦讯者的权力。对于侦讯何时开始又何时结束,侦讯时间段和间隔时间的确定,侦讯的场所、方法、步骤、程序及成果固定等,在法律范围内可认为侦讯者有选择权。而对侦讯的环境、进程和结果有着直接影响的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侦讯者在已授权的情况下也有运用的权力。涉及侦讯中人力、物力和技术手段的运用,以及体现侦讯权力表达的侦讯室内设施和环境等的选择和调配,侦讯者也有自主决定的权力。上述情况表明,侦讯者的权力实际覆盖了对侦讯进程和结果有着决定意义的各项事务。相反,侦讯者应履行的义务则较为有限。侦讯者在总体上的义务限于遵循法律规定的范围和条件实施侦讯,并保障应讯者应享有的权益。从上述分析来看,西方主要法治国家对刑事侦讯程序的规范尤其对侦讯者的约束实际上是有限和不足的:刑事侦讯的法律规范有相当多的空白地带(如侦讯方法合法性的范围和标准的欠缺,侦讯权利告知规则适用的不明确);法律规范中留有侦讯者较大的自由裁量的余地(如为侦讯而使用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的条件实际上由侦讯者掌握),以及对于侦讯法律规范一定程度突破的允许性等。这都表明侦讯者履行和遵守法律义务的成本较低,负担较轻。同时,应讯者的权利范围在西方主要法治国家至今仍未达至一致:法国仍然否定应讯者面对司法警察讯问享有的沉默权;对于应讯者享有的律师帮助权尤其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各国也并未取得一致意见。[28]再者,应讯者享有的上述权利本身也存在不同的限制和例外。所以,应讯者权利的局限性使得侦讯者承担的相应关照和保障义务实际上也是有限度的。

  就应讯者而言,其所承担的义务则大于应享有的权利。如上所述,在多数西方法治国家,应讯者实际负有到场或到案接受侦讯的义务。对拒不到案或到场接受侦讯的嫌疑人,侦讯者可施以逮捕、拘传等强制措施。应讯者在侦讯中有忍受讯问的义务,非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对于侦讯者选择或确定的侦讯地点和场所以及侦讯场地设施、环境的安排和布置,也有接受和听从的义务;对于侦讯具体时间长度、时间段和讯问次数的决定也有接受和忍受的义务。另外,侦讯者运用的侦讯方法和策略(如心理测试、欺骗等方法和策略)只要不违法,即便对应讯者身心健康存在一定影响,应讯者也须接受和听从。对侦讯所作的笔录,应讯者负有签字的义务,对于放弃沉默权而作的口供或陈述不得在庭上提出弹劾的动议等。应讯者的上述义务均是以牺牲其人身和意志自由为代价,配合侦讯者主导和推动侦讯活动而实施的。

  应讯者在侦讯中享有的权利是西方各国刑事侦讯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学术界被认为是侦查程序构造中控辩平等的重要体现。[29]然而,从应讯者实际享有的权利状况来看,这种看法夸大了西方各国立法和实践中应讯者的这种权利待遇。相反,应讯者所享有权利的实际状况却体现了其权利的脆弱性,与其所承担的义务并不成比例。这里除上述对应讯者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等核心权利存在立法和实践中的各种限制和例外之外,应讯者在行使权利过程中也会遭遇各种道德、社会政策与自身利益相冲突的困境:首先,社会政策在侦讯中的作用使沉默权等具有易丧失性。在西方主要法治国家,相对于保持沉默者而言,开口说话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优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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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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