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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 余三定:“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构

更新时间:2013-03-04 20:36:48
作者: 温儒敏 (进入专栏)   余三定 (进入专栏)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构

  

  余三定:我1992至1993学年度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做访问学者,跟随叶朗教授学习、研究中国美学。当时我在北京大学除了做专题研究外,主要是在哲学系选修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的有关课程,但同时也到中文系选听了少量课程,其中就包括您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讲授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相关课程。我当时对您讲课的印象,就是觉得您既温文尔雅,形象生动;又有深度和力度。此后至今,我一直比较注意您的学术研究,阅读过您的不少论文和多部著作,我的看法是,您这些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似乎包括了三个层次(三个维度):第一个层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研究,如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要文学现象等方面的继续深入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和建构;第三个层次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您在第一个层次的研究中虽然也取得了杰出的研究成就,但我个人认为,您在第二、第三层次的研究更具探索性和开创性。所以,我想请您先谈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构的有关问题,比如您曾提出要找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魂"的命题,希望您做一简要论述。

  温儒敏:首先就是怎样做到既回归学术,又不脱离现实关怀,能积极回应社会的需求,参与当代文化建设。作为一种尚未完成的历史,现代文学研究天然地和现实保持着血肉的关联。在政治化的年代里,这种研究所以能成为"显学",它的动力来自现实的召唤。社会思潮或政治运动每一波浪潮的掀起,都总是拍打现代文学的堤岸,催迫文学史家不断去追溯历史原点,梳理解析百年来的"革命传统",为共和国的"修史"做注脚。这是历史的设定,自然是有得有失的。而现今的情况大变,人们告别了革命,也告别以往过份意识形态化的治史方式,竭力要回归学术"正途"。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多年,这种躲避现实风云回归问学的渴求是那样普遍。无论是"重写文学史"、命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是呼唤"学术规范",其实都是这种焦躁渴望的结果。

  现在我们又遭遇另一种 "结果":呼唤"回归学术"的回声尚未消歇,学者们又陷入另一尴尬。市场化这个"幽灵"在中国游荡,毫无疑问已经给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带来新机,给学术界包括人文学界带来某些新动力,但原先想象不到的巨大压力也结伴而来。拜金主义的流行,学术生产体制的僵硬制约,以及浮躁的学风,这些年学界中人都感同身受了。和前辈学者相比,当代学者的物质条件已大有改善,所处的学术生态却失衡了,从以往"过份意识形态化"到如今的"项目化生存",刚解开一种束缚却又被绑上另一道绳索。还没等喘过气来,许多学人就再次感受到无奈:学问的尊严、使命感和批判精神正日渐抽空。现代文学研究很难说真的已经"回归学术",可是对社会反应的敏感度弱了,发出的声音少了。

  更让人忧虑的,还有学科碰到一些必须解决而又难于解决的难题。近几年社会上和文化学术界许多大的"潮动",都在向现代文学研究者大声质询,包括:如何评价中国近百年来曲折多难的历史,如何看待这期间形成的"新传统",数次革命的利弊如何衡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割裂了传统",新文化运动是否成为"激进主义"的渊薮,新文学到底有多大的文学价值,鲁迅的思想是否过于"偏狭",等等。所有这些质疑都由来已久,而这几年因社会历史观的解构、松动与"平面化",而重新点燃了激烈的争议。对"新传统"是蔑视抑或维护,其异见日趋对立。虽然很多偏激、片面的看法尚未完全进入学术领域,而只以社会言论的方式存在于媒体、网络等空间,但由此形成的流行价值观也影响着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好恶和判断。文化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价值危机、信仰危机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直接造成了现代文学定位、"边界"及评价系统等方面的困扰。

  面对这种情势,重新强调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责任",思考如何通过历史研究参与价值重建,是必要而紧迫的。"回归学术"不等于规避现实,这个学科本来就是很"现实"的,它的生命就在于不断回应或参与社会现实。"现在"和"历史"总是构成不断的"对话"关系,如果说古典文学研究在这方面表现不那么明显(其实也应当是有的),现代文学则是"本性"要求。正是这种"对话"使传统能够持续得到更新,也使得本学科研究具有"合法性"和持续的发展动力。面对近些年许多关于文化转型与困扰的讨论,包括那些试图颠覆"五四"与新文学的挑战,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以及这个研究领域如何保持活力的问题。就是说,现代文学学科自身发展离不开对当下的"发言",也离不开通过对传统资源的发掘、认识与阐释。

  学者们越来越强烈希望能找回现代文学研究的"魂",和现实对话,参与当代价值重建。也许,在研究越来越"学院化"、"学科化",越来越价值中立,思维越来越细碎化、平面化的状况下,重新审视现代文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可能会有助于找回现代文学研究的"魂"。

  余三定:您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特点的研究和学科体系的建构中,提出并论述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问题,请问如何理解这一问题。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即时间性的"边界"的拓展和"内容性"的"边界"的拓展。

  其一,关于时间性的"边界"的拓展。"边界"的延伸首先是在时间上,其"起点"与"下限"这些年一直在讨论,而每一种设想背后都包含有对现代文学内涵的重新认识。部分学者已试图把晚清、十七年、"文革"以致"新时期"统归为现代文学,随之便产生"打通式"研究以及专门关注"边界"地带的研究。晚清这一段在古代文学中,晚清这一段属于边缘,尚未充分开发,而晚清的文学"新变",确实又与"五四"及其后的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新文学运动的前奏或序幕,所以连成一气做整体考察是必要而合理的。将晚清的文学"新变"纳入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对这一学科的建设必定大有好处。不过仔细想来,这是以现代文学为本位的晚清研究。从现代文学立场看,晚清的"新变"还只是"量变",离"五四"前后的"质变"还有一个过程,"五四"作为重大历史标志的地位,是晚清"新变"所不能取代的。现代文学史可以从晚清写起,但分水岭还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料想几百年后人们谈起19、20世纪的中国文学,很多作家作品都必然"过滤"掉了,留下印象最突出的恐怕还是"五四"。

  研究"边界"往晚清的"前移"的学理根据不难找到,不过容易引起争议的还是评价标准问题。前些年有海外学者王德威提出"压抑的现代性"的概念,认为现代性特征早在晚清就出现了,并非"五四"前后才有,"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位研究者的论述不无道理。在晚清小说和文学翻译中,的确已可见到某些可解释为"现代性"的因素。大概这位华裔汉学家是看到"五四"传统太强大、被神圣化了,产生质疑,就试图颠覆以往过于强调的"五四"传统,办法是尽量模糊从晚清到"五四"的历史界线。王德威的研究还是立足于文本分析和原始材料的调查,他的设问也丰富了对文学史的理解,但也不免有"过度阐释"之嫌,这些年学界也有人批评王德威的论述"过犹不及"。但问题不在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提法,而在于这提法引来许多蜂拥跟进的模仿者。多数"仿作"的路子大同小异,就是抓住晚清文学某些"个案分析",并不顾及"个案"的代表性,便从中"提拔"所谓"现代性"因子,证说预设的命题,有点"穿鞋戴帽"。"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提出的初始含义及其学理背景被忽略了,大家很少注意这种"前移"也有其特定的价值标准,对"五四"历史价值的"降解"是"前移"的潜在意图。尽管如此,研究边界往晚清"前移"似乎已成态势,构成对既有文学史观的挑战。如果"前移"不满足于版图扩张,也不存心"降解"五四,如果"前移"带来的是文学史观的适当调整而不是颠覆,这种研究就比较实事求是,有可能持续生长。

  往晚清是"前移",往当代则是"后挪"。上世纪70年代末从现代文学学科专门独立出一个"当代文学",本是研究范围的拓展,却带来两者"分家"之后的某些隔阂,以至在学科设定上只好使用"现当代文学"这个别扭的称谓。现在两者的重新融合,打通现代与当代,已大致形成共识,虽然在学科名称上可能还有待商榷。有的主张统称"20世纪中国文学",不过这种时间性称谓会有限制,新世纪文学就包容不了,还不如仍叫"中国现代文学"。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打通"带来许多新的学术发现。其中对于上世纪40至50年代的所谓现当代"转折期",就已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有可能产生许多新的题目。以往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划分主要是政治性的,人为的,给学科发展带来许多麻烦,现在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彼此"打通"不应当有什么大的障碍了。

  其二,关于"内容性"的"边界"的拓展。 "内容性"的"边界",是往"内里"的延伸,即将鸳鸯蝴蝶派、武侠、言情、侦探、科幻以及旧体诗词等,全都一网打尽,纳入囊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范伯群提出的,他试图用"两翼说"支持通俗文学堂而皇之进入文学史,甚至与雅文学平起平坐。这引起不小的争论。范伯群不是坐而论道,他拿出了大部头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该书所描绘的现代通俗文学纷繁的历史图景果然令人耳目一新:他以《海上花列传》为现代通俗小说起点,以张爱玲、徐訏、无名氏收尾,勾勒另一条现代文学的"主线"。在方法上,该书对印刷文化有大幅描述,报刊梳理与潮流分析交错进行,在纯文学背景中评说通俗文学,论述知识精英文学与大众通俗文学的"互补",努力将通俗文学整合到现代文学史的整体中。尽管范伯群对通俗文学"情有独钟",他的工作具有垦拓性,但支持这种工作的"两翼说" 其实并未能形成完整有效的价值评判框架,只是提升通俗文学地位的一种策略。但这终究是一种可喜的推进。事实上,随着通俗文学研究的深入,如何突破原有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对立的框架,考察彼此之间渗透、影响的关系,一直是很多研究者瞩目的问题,也看得到逐步推进的实绩。

  我还要指出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边界"问题和"价值尺度"问题紧密相关。无可否认,在现代文学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存在多层次的价值观、世界观的差异与冲突。在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交锋的现象中,也不难看到这种矛盾冲突。有差异与冲突,这是基本的事实,也是文学史推进的动力。把文学史写成思想斗争史是太过份了,但文学史写作也不必去淡化、回避差异与冲突,因为那样反而可能丧失把握历史的丰富性。这些年常见有学者提出文学史写作中的"多元共生",人们格外看重历史发展多方面构成的"合力",这体现一种在苛严时代过去之后的比较宽容的态度。但"多元共生"如何在文学史研究的实践中体现,仍然是有相当难度的。难就难在把不同价值观、世界观或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创作汇集到一起时,需要首先考虑到在哪一个价值层面上去统合,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形态去处理这种"汇集"。如果弄不好,可能就是面对诸多矛盾的一种拼凑与调和。说到底,现今非常要紧而又缺少的还是相对认可的价值评价标准问题。只有自己相信并确立了某种价值评价标准,"多元共生"才不流于相对主义,批判精神才不堕落为虚无。这其实也牵涉到现代文学学科"安身立命"的问题。在严家炎这部文学史中,我们多少看到了要"多元共生"又不流于相对主义的"挣扎",这本身就别有一种值得关注的学术价值。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

  

  余三定:我个人近几年来用较多精力研究中国当代学术史,我以为,当代某一学科发展史的研究和学者个案研究,都属于当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史研究是关于学术发展过程的研究,即所谓"研究的研究"。您近几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方面(即我在前面说的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个层次),也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就。您的著作《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希望您能谈谈撰写这本影响甚大的学科史著作的出发点和大致情况。

  温儒敏:《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是我多年来给研究生讲课的产物,我带着一些年轻学者共同完成了这本书。目的是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做一回顾评说,后来发现有些吃力不讨好,因为距离还不可能充分拉开,要品评学术,难免顾此失彼,甚至"得失人情"。但这个工作还是很有意思,对于学生的学术训练尤为必要。让学生能尽快入门,获得更专业、更有学术自觉的眼光,就要领略各个阶段种种不同的方法理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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