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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锐:农民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转型

更新时间:2013-02-28 10:00:14
作者: 刘锐  

  

  总体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农村人、财、物大量外流,以血缘组织和村庄舆论为基础的村庄内生规范逐渐瓦解,而税费改革及乡镇体制改革则使乡村组织日益“悬浮”于农村社会,供给公共品和维持村庄秩序的能力和动力不足。内生机制和外在条件的变迁促使我们思考,当前的村治主体是谁,应该如何定位。

  2.农民阶层分化条件下乡村治理如何定位

  乡村治理是指以增进乡村公共利益、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和构建良好乡村秩序为目的的公共权力的运用过程和状态,它以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为前提。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外流动,农民收入结构和职业结构变化巨大,逐渐形成具有不同社会秉赋和利益诉求的农民阶层。在当前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矛盾复杂化的乡村社会,乡村治理的重点首先是搞清楚“谁”是维护乡村稳定、支持国家政权、供给公共产品、促进阶层整合的主导阶层。一般说来,乡村治理需要依靠制度设计、政策安排以及村治精英的治理机制来完成各项任务,维护乡村秩序和发展。要在阶层分化条件下对农村基层组织进行清晰定位,关键在于明确乡村治理的任务,找到合适的村治精英。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未来50年里,大部分农民要像候鸟一样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流动,依托村庄完成劳动力再生产,他们将长期维持在“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田的局面。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剧烈的人口流动,农村社会空心化严重;随着市场经济的强力渗透,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理性化、工具化、冷漠化;随着村庄社会边界的开放,村庄共同体解体,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地方规范瓦解,农民沦为“无公德的个人”。这些约束性条件决定了乡村治理的重要任务是维护基层稳定有序而非带领农民致富,期望以“双带工程”妙实现共同富裕的治村策略即使能在个别村庄实现,也不宜在全国推广。在笔者看来,确立治村绩效的标准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否有利于阶层整合及农村稳定。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分化剧烈,不同阶层农民的利益诉求、行为逻辑、政治社会态度不同,极易产生摩擦和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大局,谁当村干部,直接决定矛盾调解及社会整合的效果。

  第二,是否有利于农村和谐有序。取消农业税后,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和项目制供给村庄公共品,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农民的公共品诉求不能很好表达,二是农村没有接应力量承接反馈公共品供给成效。确立村治主体的关键是找到支持国家政策、建设农村社会的骨干力量。第三,是否有利于基层民主发展。农村基层民主要能满足大多数农民的政治参与诉求,保障农民能够自由、平等、充分地表达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在阶层分化条件下,基层民主建设的重点是保障公平正义,避免政治排斥和治理的去公共性。

  笔者以为,要实现乡村治理目标,找到合适的村治精英,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主要利益在村庄,即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从村庄中获得。随着农村人口流动,农民的职业结构和收入结构变得多样化,不同阶层的主要利益诉求与村庄的关系存在差别。那些主要收入脱离村庄的阶层不会积极主动关注基层秩序和社会发展,对道路建设、纠纷调解等村庄公共事务难有兴趣。相反,那些“从土地上刨食”的阶层会自觉关注农村政策制度,积极参与监督公共事业建设,重视农田水利,注意保护耕地,精耕细作。二是主要关系资源在村庄。如果超社区关系高于本社区关系,主要关系不在村庄,则该阶层不会关心村庄关系的好坏得失,不会为建设温情有序的阶层关系而努力。如果主要关系在村庄,则该阶层会在为人处事上注意把握分寸,建立良性关系,想方设法营造有人情味、信任感、安全感、道德感的伦理性社区。三是声望资源在村庄。熟人社会里的声望资源主要靠个人道德操守和村庄舆论来获得,如果为人正直、做事正派、品德高尚,就会获得村民的广泛爱戴。那些乐于助人、乐善好施、胸怀宽广、不怕吃亏的人也会得到尊重。相反,那些投机钻营、偷奸耍滑、鸡鸣狗盗、损人利己、为人自私的人会被村民轻视。在阶层分化条件下,声望资源的获得依赖于融洽的阶层关系,收入水平中上等、拥有较高声望的阶层会被多数村民支持和追随,他们有可能在集政治性与社会性于一体的村庄治理中发挥作用,建立较高的政治威望。四是具有政治社会影响。阶层利益与村庄利益相重合的农民对国家政权高度认同,支持当前的惠农政策和土地制度,积极参与兴修水利、扩宽公路、繁荣村庄文化的工作,主张稳健有序的乡村改革,参加村民选举,监督村庄事务,提出村治意见,促进基层民主的实现。而主要利益和关系脱离村庄的阶层则对旨在稳定农村、发展农村的政策措施无切身感受,对基层民主兴趣不大,他们当村干部或是投机,或是出于私人目的,很有可能造成政治排斥,引发阶层矛盾。

  目标决定价值,搞清乡村治理与国家战略、经济结构、宏观政策的关系,结合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秉赋,可以发现,农村基层组织的功能不在于带领村民发家致富,而在于维持社会稳定有序,为农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乡村治理主体应由那些主要利益在村庄、主要关系资源在村庄、具有较高社会威望的农民阶层担任,只有他们具备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发展、表达多数人利益诉求、反馈农村政策绩效、发展基层民主的能力与动力,国家政策安排应支持其成为村治主体。

  3.两类阶层的治村绩效比较

  村民自治制度规定每个利益主体有平等参与村治的权利,但制度保障只提供机会平等,并不保证结果公平。实证研究表明,在普通村民的民主素质不高、参与村庄公共生活的热情和能力不足的背景下,乡村治理很难实现真正的群众自治,大多数中国村庄仍将处在管理者控制型或“权势精英”主导型的治理阶段。在村庄经济社会分层明显、不同阶层的秉赋能力存在差异、对待乡村秩序的态度及治理乡村目标不同的条件下,精英阶层在村庄公共权力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形塑出的乡村治理结构,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政治民主。在具体的乡村治理实践中,富人治村与中农治村现象值得关注,以下笔者通过比较其阶层秉赋和治村绩效来论述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

  中农阶层由于各种因素限制没有外出务工,通过亲戚朋友关系得到流转的土地,以家庭经营方式(夫妻二人为主,不雇工或短期雇工)耕种十亩以上的土地。这部分人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经营部分土地、兼做其他行业,但居住于村庄,主要社会关系和主要利益在村庄;二是经营中等规模的土地,主要社会关系在村庄。出于农业生产考虑,他们积极参加清淤修渠,成为村庄建设的积极分子;因受惠于现有的土地制度,他们对资本下乡和强制土地流转有抵触情绪,主张稳健有序的土地制度改革;他们对村庄生活具有长远预期,注意维护自己正派和善的形象,妥善处理与各阶层的关系;收入中等使他们衣食无忧,有更多闲暇时间保持密切的村庄交往,了解国家的农业政策和制度安排。概言之,中农阶层因其农业生产经验丰富、对农村生活比较了解、注意保持和善的人际关系、积极参与村庄公共建设等特点而在农民群体中保持较高的社会威望,他们对维护村庄秩序和实现村庄发展充满热情,与乡村公权力有天然的亲和性。

  富人阶层多为私营企业主,利益诉求更为外向化,基本与土地脱离关系,在村庄时间较短且不固定,具有超社区的关系资源。他们也会关注土地效率,但更在乎土地非农收益,对土地私有化政策更多期待;富人多习得城市人个体化、利益化、契约化的生活方式,对村庄礼尚往来、互通有无的关系交换逻辑较为淡漠,很难发展出融洽的村庄社会关系;富人经济社会地位较高,很容易因优越感及说话做事的不妥遭致中下阶层的非议,引发阶层摩擦和矛盾;富人不会花费过多时间思考农业生产收益和农民生活福祉,对公共事业建设和乡村社会发展的参与热情一般不高;因主要利益与村庄公益不融合,富人当村干部多出于私人目的,对党和国家的惠农政策重视程度不高,不能设身处地思考农村发展大局,容易引发中下阶层的抵制和反抗,造成派系竞争及村庄失序。

  富人治村与中农治村的目标和方式不同。一般说来,当村干部的动力主要有二:一是经济报酬,二是社会报酬。除了少数有极强道德责任感和社会公益心的富人愿意为村庄发展献智献力外,大部分富人都改不掉其“商人”本色,或者从村集体土地中获取收益,或者利用手中的职权扩大产业;富人主要通过私人关系拉赞助、跑项目,搞公益事业建设,摆平“钉子户”;在没有力量制衡的条件下,私人治理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期性,富人既可以利用“超级权势”做好事,也可以肆无忌惮地损害村庄公益;富人通过将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资源转化为政治竞争力而成为村治主体,压抑其他阶层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形成政治社会排斥,不利于发展基层民主;因主要利益和主要关系都脱离村庄,富人对农业生产和社会需求缺乏深度思考,很难回应各阶层利益诉求和村庄整体需要,治理绩效大打折扣。与富人治村相比,中农大部分生产生活都在村庄中完成,他们更看重尊严、体面、公平、公正等社会报酬的获得;中农也具有超社区关系,但只作为村庄关系的补充,并不具备带领村民致富的能力,只能保守地维持秩序;中农种植土地较多,熟悉农业生产,能够作为多数农民阶层的代表接应国家政策,表达利益诉求,反馈村庄建设成效;中农长期生活在村庄,对多数阶层农民的利益需要比较了解,在调解纠纷、处理公务时会因地制宜,注意维护村民的尊严和面子,治理方式更加柔和民主、充满人情味;当前村庄贫富差距拉大,生活趣味差异明显,中农阶层因其结构位置和思想观念适中,能较好地协调阶层矛盾,实现上下连动;中农治村主要依靠其为人得体、处事积极、维护村庄公益的亲善形象,实现阶层整合,发展基层民主。

  概言之,富人治村以私人经济实力为后盾、以道义伦理为支撑、以私人关系资源和活动能力为竞争力来构建当政合法性根基,无形之中将其他阶层排斥出政治参与行列,且完全化公为私的治理策略也不利于乡村政治发展和乡村秩序维系。与之相比,中农治村保守、消极,但他们在维护村庄稳定、促进阶层整合、发展乡村民主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与乡村治理的总体目标不谋而合,是国家政权在新时期坚定的依靠力量。

  

  四、结语

  

  农民阶层分化影响乡村秩序维系和基层民主发扬。在阶层分化条件下,决策者应该搞清楚农村政策制定的受惠阶层是谁,是否有利于国家执政基础的稳固,制度设计是否能够维护大多数农民阶层的利益。农村基层组织应该由符合乡村治理目标、兼顾多数阶层利益、注意维护乡村稳定大局、在村庄分层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能团结和协调其他阶层、保证阶层公平和整体正义的阶层成员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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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州学刊》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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