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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苏联剧变是信仰危机还是体制危机

更新时间:2013-02-27 22:26:19
作者: 左凤荣 (进入专栏)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许多党组织的威信下降,对许多共产党员形成了不好的看法。”[10]1896-1913 年,俄国曾是世界上粮食出口最多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却养活不了自己的居民。苏联从 1963年开始进口粮食,进口量逐年增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1907-1913 年俄国在世界粮食出口中所占份额为 45% ,1980 - 1990年苏联在世界粮食进口的份额中占16. 4% 。[11]1984 年苏联从西方购买了 4550 万吨谷物及其制品,48. 4 万吨肉及肉制品,超过100万吨的动植物油,以及其他用自由兑换外汇购买的粮食。[12]苏联的农业实际上已经崩溃,从美国进口的粮食要比苏联自己生产的粮食便宜一半。

  苏联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只是几项关乎国家安全的指标繁荣而已,苏联可以把人送上太空,却解决不了卫生纸不足的问题。苏联可以制造高精尖的各种武器,却解决不了居民衣物鞋帽不足的问题,美丽的俄罗斯姑娘没有与之相配的服饰。当人们在电影里、电视上看到西方国家橱窗中琳琅满目的商品时,他们不能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示怀疑。

  公开性政策使戈尔巴乔夫和苏共尝到了几十年政策失误结出的苦果,人们把不满和怨恨都发泄到了要改变这一体制者的身上,没有给他们时间来修正历史的错误。

  

  三、研究苏联剧变,要弄清史实

  

  研究苏联剧变问题,不应该从理论到理论,应该先弄清苏联历史发展脉络。杨文从四个方面论证信仰虚无主义导致苏联剧变:人道主义思想路线瓦解马列主义信仰合法性、私有化浪潮导致社会主义信仰迷失、政治改革“新思维”引发自由主义信仰泛滥、自由化舆论宣传滋生多元理想信念。不顾苏联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实际情况,一味进行批判和否定。

  杨文从批判赫鲁晓夫开始,否定“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这一理念,批判“全民国家”、“全民党”、“人道主义”、“全人类价值优先”,认为这造就了苏联“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无非是说苏共领导人“不分阶级、不讲专政”。苏联1936 年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苏联社会只有工人、农民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一个阶层。那么在这样的国家里,难道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不应该代表全民吗?没有资产阶级还要硬找资产阶级,搞阶级斗争,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吗?斯大林确实没有按“全民国家”、“全民党”来建设苏联的社会主义,他在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以后,仍搞了大清洗,强调阶级斗争尖锐化,无数生灵遭涂炭,成为苏联社会难以愈合的伤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步苏联的后尘,在掌握了政权后仍不断进行“清洗”、“革命”,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我们都十分清楚。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对于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自有法律制裁,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后,仍把一部分人打入另类,搞阶级斗争,显然不符合实际。全民国家、全民党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必然,遗憾的是由于缺少民主机制,苏联社会并没有成为全民的,人民并不是主人。

  关于“全人类价值优先”的问题,作者不看戈尔巴乔夫这一论断的具体所指,而是乱批一通。苏联的外交长期从埋葬资本主义出发,强调阶级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实质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戈尔巴乔夫现实地看到,苏联这个社会主义代替不了资本主义,为了改善苏联的国际环境,他强调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他认识到,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多样性的统一体,人类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因此,他承认全人类价值优先于民族、阶级等价值。新思维外交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人类的生存。”[13]这并不是不要苏联的民族利益,而是有条件的,即在核战争的威胁面前,“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这并没有什么错。在20 世纪 80年代初美苏尖锐对抗的条件下,核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一旦爆发核战争,其后果不堪设想。正是看到了这样的后果,戈尔巴乔夫主动退出了冷战,使世界不再有核大战之忧,对此,邓小平在接见戈尔巴乔夫时曾予以充分肯定。

  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在公开性发展起来后,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已经威信扫地,为了挽救社会主义,他针对苏联式社会主义既不人道,也不民主,提出了要建设新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1990 年 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才作为纲领正式提交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苏共二十八大确定为苏共的正式纲领,而此时离苏共被解散只有一年时间。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辞藻再漂亮,民众从改革中得不到实惠,也是枉然。苏联的失败,源于改革方针选择失当,没有让民众得到实惠,经济危机日益加重,到1990 年苏联已经沦落到了满世界乞讨的地步,这样的国家自然难以为继了。

  杨文时间混乱,说“私有化浪潮导致社会主义信仰迷失”,这完全不符合苏联的实际。在戈尔巴乔夫头脑中,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念影响深远,他一直把私有制、商品经济当成属于资本主义的,在改革之初并没有鼓励个人成为私有者,更反对私有制。苏联经济改革主要方向是经济分权、权力下放,经济改革纲领中没有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和非国有化的问题,直到1988 年年中才通过允许开办私人企业的法令。虽然如此,但在观念上,戈尔巴乔夫仍然排斥私人所有制。1988 年 11月戈尔巴乔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批评爱沙尼亚同志说:“私有制,很清楚,这是人剥削人的基础,而我们的革命完全是为了消除剥削,把它们完全转交给人民所有。试图恢复私有制意味着后退,这是极其错误的决定。”[14]1989年3 月苏共中央全会才决定解散苏联国家农业综合体,放弃对土地过分集权化的管理,中止同个人副业的斗争,确定五种土地经营形式: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土地联合企业、合作社、农户( 农场)经济是平等的。而此时,中国的个体经济、私有经济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商品不足、粮食不够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在苏联经济危机严重,不得不转向市场经济时,才提出了私有化的问题,这已经是1990年了。当时的情况是,日用消费品短缺情况严重,在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品中,95% 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在 211 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实行凭票供应制。“1990年春天,经过六年的改革之后,实际上被迫推行票证制度。我国各族人民经历了七十多年艰辛劳作,无尽的磨难和千百万人牺牲,结局竟是如此令人失望!……”[15]1990 年 3 月 6 日,最高苏维埃通过《苏联所有制法》,规定: “苏联的所有制形式有:苏联公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在苏联可以存在外国所有制、国际组织所有制、外国法人和外国公民所有制。”“国家为各种不同所有制形式创造必要的发展条件,并保证它们受到保护。”这一法律的颁布取消了生产资料国有制的垄断地位,承认了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确认可以通过对国有资产进行租赁、赎买、股份化改制建立集体所有制,承认国家、集体、公民私人可以组成联营、合营的集体所有制。这一法律为新经济主体财产的合法化提供了制度保障,有利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该法律通过后,戈尔巴乔夫让阿巴尔金负责制定新的经济计划,60 名专家在阿巴尔金领导下开始拟定详细的经济改革构想。1990 年 5 月 24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第三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的报告。1990 年 5 月 29日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他并不理会雷日科夫—阿巴尔金方案,而是另组班子在俄罗斯政府办公大楼里拟定自己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即“沙塔林—亚夫林斯基”方案,这个被称为“500天计划”的方案基础是在所有生产要素中确立私有制,其中包括土地,提出一些反垄断和企业私有化的措施,大幅度削减国家开支等,同时要求中央把广泛的权利交给各个共和国。“500天计划”受到了媒体的热捧。于是,雷日科夫—阿巴尔金方案与叶利钦提出的“500天计划”开始进行激烈斗争,戈尔巴乔夫试图把他们调和在一起,双方都不接受,经济改革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此,当时并不存在私有化浪潮导致社会主义信仰迷失的问题,有的是经济观念落后导致的经济改革失败和经济危机加剧。苏联的经济困难也不是杨文所说的“私有化的经济改革”造成的,恰恰是长期排斥私有化的结果;称“私有化泛滥也打开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大门”更是前后倒置,苏联是先有意识形态多元化的。

  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不像杨文所说的政治改革“新思维”引发自由主义信仰泛滥,而是政治体制改革方针措施选择失当。我曾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 年第1 期发表过《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及其教训———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体制的确立与影响》一文,对此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杨文认为,自由化舆论宣传滋生多元理想信念,这并不错。确实,公开性政策打开了表达不同政见的大门,但是,不能因此得出“最终也打开了始料不及的社会动乱的大门”。苏联的社会动乱原因是多方面的,70年积累的矛盾与问题在改革的背景下来了个总爆发,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也有矿工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罢工。这些问题的根子在经济,而不是思想,理想信念不可能建立在沙滩上。当今的俄罗斯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发生动乱,而是社会日趋稳定,根源在于普京的政策改善了民众的生活,得到了民众的信任。作者在论述问题时,不少引证没有出处,在材料的使用上也缺少有权威的论著和史料,结论难以令人信服。作者所用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等概念,在苏联当时是没有的。

  总之,我们研究苏联问题,不要从固有的观念出发,应该从苏联的实际出发,把苏联的政策措施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得出结论,不要追风赶潮,妄下断言。(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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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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