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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易寒:从业主福利到公民权利

——一个中产阶层移民社区的政治参与

更新时间:2013-02-24 14:47:54
作者: 熊易寒  

  

  提要:本文通过对上海郊区某中产阶层移民社区的个案研究,试图回答下列问题:以“外来人口”为主体的中产阶层社区,其政治参与图景有何特点?户籍对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有何影响?财富能否突破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限制?研究发现:(1)在城乡结合部,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共服务的“洼地效应”;(2)年龄是比户籍更为重要的分野:无论本地居民还是外来人口,老年人更倾向于通过居委会参与公共生活,而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网络平台影响政府决策;(3)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具有“业主能动主义”的特征,即主要围绕物业管理、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等“业主福利”而展开;(4)为维护业主福利,老年业主以社区为基础、采取了回旋余地较小的“依法抗争”,以失败告终;而年轻一代则以网络为平台、采取了更具妥协性的“结盟策略”,政府与网民的对话机制得以建立;(5)青年网民发起“选个邻居当代表”运动,标志着他们的诉求由业主福利向公民权利拓展。

  关键词:业主福利 公民权利 中产阶层 外来人口 洼地效应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大中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与政治心理抽样调查研究”(批准号10CZZ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刘建军、陈周旺、刘春荣、桂勇、李辉、李挽霞等师友的帮助,以及研究助理范文菁、曹舒怡、彭琳的协助。

  

  一、导言:作为“中产阶层”的外来人口

  

  最近20年,“流动人口”和“中产阶层”先后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研究热点。回顾以往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这两个领域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学界对流动人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工、农民工子女,他们因为流动而丧失了部分依附于户籍的权利,成为所谓的“弱势群体”(蔡禾等,2009;李强,2004;钱文荣、黄祖辉,2007;王春光,2006;王小章,2009;熊易寒,2010);而对中产阶层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社会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白领,这些社会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属于社会的精英群体(张翼,2008;周晓虹,2006;李友梅,2005;李路路、李升,2007;李春玲主编,2009)。以往关于外来人口政治参与的研究指出,户籍制度限制了流动人口/新移民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参与机会(李景治、熊光清,2007;苏黛瑞,2009;Solinger,1999)。但这些研究要么以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农民工代替流动人口的整体,要么侧重移民与本地居民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差异(孙秀林,2010),但都忽视了流动人口/移民的内部多样性。而关于中产阶层政治倾向的研究,虽对中产阶层进行了分类,但大多关注中产阶层的职业差异及其与体制的关系,譬如将中国的中产阶层分为以个体户为主的老中产阶层和由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组成的以领取薪酬为主的新中产阶层两类,后者又包括以传统体制内职工为主的内源型中产阶层和以私企、外企白领为主的市场化中产阶层(齐杏发,2010),而鲜有研究者专门探讨户籍或流动对于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影响。

  事实上,外来人口与中产阶层是存在交集的。在中国的流动人口中,不仅有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劳动力移民(农民工),还有中高收入、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由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户籍门槛较高(吴开亚、张力,2010),导致一部分高学历、高收入群体虽然在当地就业、购房、定居,但无法获得本地户籍。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他们属于典型的中产阶层,拥有稳定职业、体面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从社会融入的角度看,他们又受到一定的制度性排斥,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与农民工面临类似的困境。那么,这样一个特殊的中产阶层群体,在政治参与方面会有什么样的独特性?财富能否突破户籍制度为流动人口政治参与设置的障碍?当这样一个移民群体聚居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集群效应”?(项飚,2000;王春光,1995;魏立华、阎小培,2005;赵晔琴,2007;国云丹,2004)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笔者选取了上海市城乡结合部的J镇A花园小区作为个案。J镇位于上海市的西部,S区的东北部,为三个郊区的交汇处。最近10年来,由于J镇离市区较近,又开通了地铁,交通便利,受到众多房产地开发商的青睐,楼盘开发迅猛,常住人口迅速由2、3万人增至30余万人。截至2012年7月,该镇户籍人口4.06万人,而登记在册的外来人口多达20.69万人,境外人员0.47万人。据镇人口管理部门估计,J镇的实际人口接近35万。

  A花园小区是由体育系统某国企开发的,在J镇属于高档小区,第一期于2002年开盘,“运动就在家门口”、“科学运动,健康生活”的中产阶层生活理念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入住,目前房价在1.7万-2万/平方米。A居委会于2005年6月正式成立,管辖范围是A花园小区,规划面积1000亩,分为一期、二期、三期,总户数6000户,现已交房入住5300户,楼栋310个,小区入住居民12000人左右。小区居民一部分来自徐汇、黄埔、长宁、静安等中心城区,以中老年为主,为了改善居住条件而移居A花园小区,更多的业主则是来自外地的年轻人,大多属于首次购房,看中的是J镇的地理位置、小区的优雅环境以及相对适中的房价。

  截至2011年年底,A小区有常住人口12409人,5309户居民,其中户籍人口2273人(户籍所在地为J镇),户籍在上海其他地区的人口3255人,外来人口6535人,境外人员346人。从人口结构来看,小区的外来人口已经超过了本地人口,是一个移民社区;从社会结构来看,小区居民大多属于有房有车的中等收入群体(小区有2000多辆私家车,平均两个家庭拥有一辆小车)。因此,我们将A花园小区界定为一个“中产阶层移民社区”(政府文件称之为“导入人口居委会”)。A小区的案例可以有效地联结“流动人口”与“中产阶层”两个研究领域,弥补以往研究忽视了流动人口的内部分层的不足之处。在城市外来人口当中,既有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农民工,他们在市场体系和再分配体系当中都处于不利地位;也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中产阶层移民,他们是市场体系中的成功者,同时又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再分配体系中处于劣势。而学界对于中产阶层移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缺乏专门细致的研究。

  2012年3月中旬,笔者开始进入J镇调研,在分管副镇长的协调下,与教育、城市管理、派出所、交警中队、社区管理、人口管理、社会事业管理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座谈或个别访谈,并到A小区和另一个“村改居”居委会进行调研。2012年6月到9月初,笔者的研究团队对A小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进行了跟踪调查,研究助理每周在J镇选举工作办公室实习一天,了解J镇选举工作推进的总体状况;同时根据选举工作进度,笔者和研究助理对A小区选举工作的各个环节(如候选人提名、选举委员会会议等)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对小区的居委会和业委会成员、楼组长、党员积极分子、业主论坛版主、不满现任居委会的上访者以及普通居民进行了正式或非正式的访谈。在7月15日选举结束之后,课题组一方面对新一届居委会的工作进行了跟踪调查,另一方面也通过对部分居民的深度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重构A小区近10年来的政治参与图景。在笔者看来,A小区当前的政治参与必须置于这样一个时空背景中才能被真正理解:在时间上,它是A小区以往公共生活的延续和发展,社区参与是一种互动、学习的过程,行动者会基于以往的经验不断地调整行动策略;在空间上,它是J镇基层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社区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空间,一方面居委会作为基层政府的神经末梢,嵌入在基层治理网络之中(桂勇,2007),另一方面小区居民的消费、出行、就学、就医等需求只有在镇一级的市场和公共服务体系中才能得到满足。

  

  二、静悄悄的选举:中产阶层真的政治冷漠吗?

  

  在进入A小区进行田野观察之前,笔者的研究设想是:在这样一座“睡城”(大部分居民都在市区工作,晚上才回到小区),选举委员会/居委会如何对选民进行动员?外来人口有动力参与选举吗?选举动机是什么?以何种方式参与?居委会如何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陌生人社区贯彻组织意图?

  然而,当笔者真正进入社区,近距离观察选举工作的各个环节时,才发现原先的设想不切实际。与中心城区的高登记率(通常在70%以上)不同(刘春荣,2007;熊易寒,2008),A小区的选民登记率低得出奇,1.2万人的小区,规模数倍于中心城区的居民区,却仅仅登记了400名选民,也就是说只有3%的居民参与了换届选举,即使只考虑户籍人口,18周岁以上、户籍在小区的居民也多达1848人。况且,根据上海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的政策,对本市“人户分离”的选民,实行以居住地登记为主的原则;对持有上海市居住证、在本居住地连续居住满一年、有稳定居住和稳定工作的来沪人员,如本人提出申请,经居民选举委员会同意,可登记参选。保守估计,A小区具备选民资格的居民至少在4千人以上。

  2012年7月15日上午,A小区举行了居委会换届选举大会,采取选民直接选举的方式,设一个中心会场,两个投票站。中心会场设在居委会二楼的居民活动中心,前来投票的居民几乎清一色是50-80岁的老年人。主任候选人2名,副主任候选人3人,委员候选人6人,11个人竞争8个职位。经过两小时的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居委会。登记选民400人,有效选票352张,投票率为88%,其中亲自到中心会场投票的选民134人,投出选票217张。最后,原居委会主任以314票的高票获得连任,同时产生了2名副主任和5名委员,其中3名委员是小区居民。有趣的是,3名属地化的委员均为退休老人,而其余的居委会成员都是“80后”的年轻人。

  笔者问选举委员会主任、支部书记韦女士:“为什么小区这么大,登记的选民只有400人?”韦书记解释说:“400人已经不少了,这是我们小区第一次直接选举,我们挨家挨户都送达了书面通知。我们小区虽然人多,但参加选举的还是以户籍人口为主,能来这么多人就不错了。”

  纵观选举过程,A小区的选举完全是一场“静悄悄的选举”,没有发动积极分子进行广泛动员,选民人数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远远少于中心城区的居委会,投票时间也更短。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这里的中产阶层居民对政治或者社区公共事务不感兴趣呢?

  答案是否定的。进入小区调研之后,我们便发现,支书和主任对选举事务高度紧张,生怕有什么意外发生。在投票现场,有几位居民见我是新面孔,便询问我的身份,当得知我是受市民政局委托前来观察社区选举时,居民顾先生开始低声地向我反映问题,譬如:A小区已经成了培养后备干部的跳板,10年间换了六任书记,镇政府多名正科级干部都是在小区短暂任职即获升迁,导致社区公共事务决策缺乏连续性;小区公共事业收费不透明,上千万的巨额资金被物业管理公司截留;物业服务质量欠佳,业主委员会不能有效监督,等等。

  顺着顾先生提供的线索,笔者在网上找到了A小区的业主论坛,发现小区业主在网上非常活跃,就如何改善社区管理、妥善使用公共维修资金等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和协商。通过业主论坛,笔者进而发现了J镇的志愿者联合会。这是一个由热心业主组成的志愿者团队,也是一个跨社区的网络平台,有自己的博客、微博和QQ群。笔者发现,包括A小区在内的J镇中产阶层并非对政治事务漠不关心,相反,他们曾经积极参与居委会换届选举,筹划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基层政府的公共决策。

  在A小区实际上存在两个政治参与平台。一个是传统的居民委员会,老年居民主要通过居委会参与,社区积极分子在党支部的组织下完成了“静悄悄的选举”(李辉,2008),但老年居民也并非是消极被动的“动员对象”,2006年小区首次居委会选举曾出现过一次选举风波,居民强烈要求居委会成员“属地化”,为此到区政府、市政府上访,当时上访的骨干人员都是老年人。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部分外来人口也参与到居委会的选举和日常治理。在2012年的换届选举中,有十几名外地户籍的居民登记为选民。他们也都是清一色的老人,在小区居住时间较长,不少人都是积极分子,担任舞蹈队队长、合唱队教师、楼组长等职务,对小区的认同度较高,选举时就打电话回老家,让亲友代办选举资格转移手续,再用挂号信将相关证明寄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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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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