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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之俊: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

更新时间:2013-02-21 17:05:35
作者: 钱之俊  

  曾为书中注语里“偶尔爆发的狂言大语”而捏一把汗,还说乔冠华认为《宋诗选注》是“那年头惟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邓绍基《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前辈学者之间的情谊》,《光明日报》2003年10月15日)这种曲笔言志的写法,在文革后推出的《管锥编》中更为常见。今者有人批评钱锺书的“默默无言”,缺少“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道义和责任”,“没看到与他地位相称的担当”。(蒋寅《在学术的边缘上》,《钱锺书评说七十年》第15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这是缺乏历史体验、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无知妄语,他们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储安平那样,言人所不敢言。钱锺书的不说,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现,没有洞悉政治本质的远见,没有坚守个人独立人格的决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实钱锺书“黑材料”中“污蔑领袖著作”等言论,我想不是毫无来由的,它符合钱氏说话的风格。

  钱锺书自己分析,他能轻易逃过关,主要是他非共产党员,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捧过什么人,所以也没有什么“劣迹”给人抓住。(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记钱锺书先生》第183页)这显然是书生看法。其实“反右”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无辜的,都没有说错什么话,都没有理由被划为“右派”。仅仅因为自己的谨言慎行就能免于浩劫,这是天真的认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已被传闻说过“反动言论”的钱锺书,能免于被划为“右派”,应该不仅仅像杨绛说的这么简单。

  除了谨言慎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钱锺书的“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等身份,使其身罩保护伞。在1957年之前,“毛选翻译”,“外事翻译”,这些经历一度让海外盛传他是毛泽东的英文秘书。钱锺书曾对夏志清苦笑着说,他非共产党员,怎么会有资格去当毛的秘书?(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记钱锺书先生》第180页)海外之所以会有他担任过毛的秘书的传闻,据周恩来的秘书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和胡乔木等中央高层都曾因外事顾问过钱锺书。(陆纬《清华狂才子当代一鸿儒》,《文化昆仑》第256页)有人说,钱锺书翻译毛选,“此事具有明显而光荣的政治意义。不论钱、杨主观上是否有不问政治、甚至有意疏远政治、清高超脱的倾向,但这件事却使得他们实际上进入了比较高层的政治领域”。(柳鸣九《君子之泽,润物无声--心目中的钱锺书、杨绛》,《“翰林院”内外》第88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不仅如此,高层中的“二乔”(胡乔木、乔冠华)都是他的同学。夏志清猜测说:“在大陆,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无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钱自称多少享受’沉默的自由‘,我想情形并不这样简单。很可能上面有人包庇他,不让当代第一博学鸿儒卷入无谓的斗争之中。”(《重会钱锺书纪实》,《记钱锺书先生》第183页)尤其作为毛的秘书的胡乔木,从“文革”后他主动为钱锺书分配房子一事,就能看出他对钱的重视。胡乔木直接负责了1950年和1951年的整风,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也是通过他的笔第一次公布于世的。1957年的运动前后,胡乔木都是紧紧迎合毛的思想,为运动推波助澜的,他还不清楚这场运动的走向吗?“文革”中曾与钱锺书夫妇大打出手的林非、肖凤夫妇撰文称,在他们两家打架之后的第二天,单位的领导就找他谈话,“训斥他怎么敢跟大有后台的钱锺书吵架,说是他已将我们告到他的一位声势显赫的同学,当时是炙手可热的一位高官那里”;“这对夫妇用心真是凶狠,竟要搬动这么大的后台来压垮和摧毁我们”;“幸亏那位当时的高官与我们素不相识,无仇无怨,所以并未听信一面之词,将林非置于死地”。(肖凤《林非被打真相》,《作品与争鸣》2000年第4期)但是杨绛似乎有意撇清他们与胡乔木的关系。《听杨绛谈往事》:“’文革‘前,胡乔木对钱锺书比较冷淡,而’文革‘后却十分亲厚,关心照顾,先后判若两人。钱锺书也不明白什么缘故。”(《听杨绛谈往事》第314页)揣测“二乔”在钱锺书1957年命运中的影响,这种世俗的眼光,也许是对他的不敬,但很多事在特殊环境下是撇不了关系的。

  “反右”从开始到尾声,钱锺书目睹了知识分子之间相互揭发、甚至诋毁的丑态,看清了人与人之间的提防、冷漠。可他对在“反右”中受伤害的人与迫害他人的人态度非常鲜明,是非分辨得很清楚,从未失却自己一贯做人的本心。郑朝宗1957年因言获咎,困顿三年。钱锺书听到他“归队”的消息后,第一个写信给他表示关怀,嘱咐他要读书养气,勿因受挫而从此消沉。(郑朝宗《怀旧》,《不一样的记忆》第115页)萧乾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被送到柏各庄农场劳动。一次回京,路遇钱锺书,钱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并在熙熙攘攘的北京街头与之交谈一刻钟。文洁若说,那年月要是让哪个急于立功的“积极分子”撞见了,马上就会给汇报到人事部门去,成为日后挨整的资料,然而钱锺书先生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文洁若《与钱锺书先生邂逅街头》,《北京晚报》1999年1月5日)同样是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吴兴华,那时也是有意回避亲友,以免连累别人,但钱锺书见面还是主动和他打招呼,态度一如既往,并无敬鬼神而远之的意思。(谢蔚英《和钱锺书做邻居的日子》,《北京晚报》1999年2月26日)而在1979年出访美国时,有人谈起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钱锺书忽然对着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文化昆仑》第208页)他对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倾轧深恶痛绝,这一点与乃父钱基博有相似之处。胡志德分析说:“钱氏认为,就文人打破社会等级和背叛自己阶级地位所达到的程度而言,他们知识分子间的互相斥责,甚于国家在他们的不利处境中起的作用。依钱氏看来,最大的罪过就是trahhison des clercs,即知识分子互相出卖。”(《钱锺书》第14页)

  1957年过去了,顾颉刚在年终日记中写道:“1957年逝矣。此一年中,苏联贡献最多,有人造卫星,有星际火箭,有北极破冰船,又有利用太阳能之发现。中国方面,以完成长江大桥为最显著之成功,而发动反右派斗争,使人知物质建设必须赖思想改造,不能站在中间路线,亦促进觉悟之大事,有划时代之意义者也。”(《顾颉刚日记》第八卷,第359页)言语间依然无觉醒之意。如果说意义,这一年在中共执政以后的政治转型过程中无疑具有标志意义,让中国知识分子实实在在经历了一次心灵与肉体的考验。但对于钱锺书以及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反右”还只是一场悲剧的开始,还有一场更大的文化浩劫在不远的前方。

  

  来源: 《中华读书报》2013年0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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