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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驰:论意思表示解释

更新时间:2013-02-04 13:09:52
作者: 张驰  

  

  内容提要: 意思表示解释也称法律行为解释,目的在于探究当事人追求预期的私法效果意。解释的客体应是表示行为,但要理解和判断表示行为的关键意义,使解释结论具有合理性,则应通过解释的辅助手段充分考察各种构成表示内容的附随现象和事实,并合理运用解释方法。唯有如此,才能在不破坏意思自治的基础上,达到兼顾当事人利益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关键词: 意思表示解释;解释目的;解释客体;解释方法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受各种因素制约和影响,当事人所为特定行为是否属于意思表示及其表示内容究竟为何等往往会形成疑问。此类问题的解决就需要通过解释意思表示来理解和判断。这是因为,“解释”就是“理解意义”的意思,而理解意义是判断的前提。由此说明解释既是法学工作者最重要任务之一,[1]也是法律人必须学习掌握的能力、技巧和艺术,[2]同时还彰显了法律确定意思表示解释规则的重要性。但我国民事立法原本对意思表示解释关注较少,在我国《民法通则》中未设明文规定,只是在某些司法解释中略有涉及,以致实务中因解释不当的误判时常出现。尽管近来合同立法意识到其重要性,已有所改观,在《合同法》中确定了相应解释规则。[3]但因有关条款规定过于抽象,理论分析又有所欠缺,仍然会使人们产生认识偏差而影响实务的运作。因此,对意思表示解释规则作相应梳理和分析不容忽视。本文欲在明确意思表示解释基本特性的前提下,分析讨论意思表示解释客体及其方法运用,以求对我国立法和司法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意思表示解释的意义和定位

  

  对意思表示解释的准确理解,既关乎其基本属性的认知,也牵涉到意思表示解释的目的及其运作流程的把握,其重要性无需多言。但要达到准确理解之境界,首先取决于能否对意思表示解释有清晰的理解和定位。

  (一)意思表示解释的意义

  所谓意思表示解释,顾名思义即确定意思表示意义和内容。同样法律行为解释就是明确法律行为意义和内容,而考虑到法律行为内容就是依其构成要素意思表示的内容而定,故不妨将法律行为解释称为意思表示解释。[4]

  意思表示之所以需要解释,根本原因在于语言文字具有多义性,不同的文字词语在不同语境下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使表意人的真实意思被掩盖或在不同当事人之间形成不同理解。[5]当然,其中也不排除表意人自身文化水平所限、法律知识欠缺,甚至是出于规避法律或其他不正当目的,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不适当的文字词句,以致真意不明等情况发生。但无论何种原因所致,一旦某项意思表示在理解上发生疑问,就需要对该意思表示作出解释。具体言之,意思表示解释的任务主要在于解决如下问题:[6]一是明确有无意思表示存在,亦即行为人所用言语、文字或举动是否属于具有表示力的行为。如对他人赠与的要约,相对人仅回答以“感谢盛情”,就需要解释是辞谢还是拜受。二是明确意思表示的内容如何,如究竟表示的属于何种类型的契约,是有名还是无名契约,若是有名又需明确属于何种有名契约;若是无名则需明确是纯粹无名还是混合契约抑或准混合契约。三是明确意思表示是否合理或有漏洞。如德国民法界所讨论的以旧菜单点菜一例,就涉及该旧菜单属于要约还是要约邀请?依旧菜单点菜后,契约双方互相的表示是否合致?在契约成立与不成立两种情形下应如何解决?[7]此例讨论不仅表明了意思表示解释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而且凸显了有关解释任务对于衡量各方利益的合理分配,因不同了解立场所生的不同认知危险的重要性。四是明确当事人之间有无特别意义的特殊关系,若在当事人之间的表示用于特别意义的特殊关系,应以特别意思以为解释,如遗嘱人特用“马一匹”之语表示“金一千元”而立遗嘱,则应解释为遗赠“金一千元”而非“马一匹”。归纳之,意思表示解释的任务,就是使那些暧昧或不完全的表示得以明了和完全,使那些不符合法律构成无法或难以适用的表示能进行法律适用。[8]当然,在意思表示解释时,可以仅是完成一项任务,也可是同时完成数项任务,关键是通过对意思表示的解释,使表示内容得以清晰和确定并在实践中合理运用。

  需强调的是,尽管意思表示解释任务的完成需涉及不同问题的处理与解决,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找出该意思表示究竟具有何种意义,亦即探究当事人于意思表示中所表示的真意,[9]这可谓意思表示解释的目的所在。对此,大陆法系众多国家或地区的民事立法均清晰地表明了这一态度。[10]

  (二)意思表示解释的定位

  意思表示解释的基本定位无疑将直接决定解释客体和方法的适用,而要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关键在于明确意思表示解释自身特性及其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或区别。具体地说,尚需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1.关于法律解释与意思表示解释的区别

  对于法学工作者而言,解释对象主要是法律和意思表示。[11]尽管意思表示解释的思考方法与法律解释相似,需要综合文义、体系、目的等因素,本诸经验法则和诚信原则为判断,并详为论证,落实于个案的检验。[12]但两者仍属不同事物有着本质差异。一方面,作为抽象概括规范的法律系以不特定多数人为调整对象,而意思表示通常系对特定人为之。这意味着意思表示解释须顾及相对人独特理解的可能性和当事人依该意思表示(法律行为、契约)所欲实现的私法效果,而解释法律则不能进行类似顾及,否则法律可能因个体不同理解发生不同意义而失去普遍约束力。同时,正因法律解释与意思表示解释在规范对象上的差异也使两者在解释方法运用等方面有所不一,有的只能用于意思表示解释而不能用于法律解释。如前述基于特定人间而有特别意义的特别关系时,依其特别意思而为解释的做法;[13]有的只能用于法律解释而不能用于意思表示解释或者应谨慎适用。如现代法律通常旨在达到某一个目的,这就决定法律目的是最重要的解释标准;而法律行为中当事人往往各自所追求的目的不同,此时目的有时就不能直接决定法律行为内容,或者作为解释标准时就需谨慎适用。又如法律是整个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在法律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中即可产生体系解释标准;而意思表示往往不处在更为广泛的关系之中,至少不处在另一方当事人可资识别的某种关系中,故无法形成系统角度的解释标准,至多在合同的整体关系中(即上下条款之间)具有意义。再如法律具有普遍约束力,若被解释为无效相关秩序会遭严重破坏,而法律行为仅局限特定当事人,即使无效也并非不可承受。由此诸如合宪解释等法律解释规则,在解释法律行为时并不适用或不明显适用。[14]另一方面,在民法实务中为适用法律以定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不仅应明确所适用法律的意义,以定逻辑上的大前提,而且需明确受适用的法律行为意义,以定逻辑上的小前提。前者为法律解释问题,后者为意思表示解释问题。[15]法律解释是一种寻法活动,是对法律的欠缺进行漏洞或价值补充,其目的在于探究立法的意图。意思表示解释仅是为了探究当事人的真意,是法官审理具体案件明确适用何种法律的前提。也就是说,只有明确意思表示的具体意义,才能决定其为有效还是无效等,进而明确应适用何种法律。因此,虽然意思表示解释与法律解释对于法律人同样重要,且都是为了正确理解客体而为解释,但仍不能混淆。

  2.关于意思表示解释是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之争

  毋庸置疑,意思表示解释的前提是,当事人因对法律行为内容理解不一而引发争议,法院受理案件后即需对意思表示内容进行解释和判断。当然在诉讼中当事人往往也会提出各自不同解释,但最终作为判决事实依据的,是法院的解释即审理该案件法官的解释,亦即意思表示的解释主体应是法院(法官),而非当事人。[16]那么,法官对意思表示解释是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对此,学界始终存在争论。[17]的确,解释意思表示时,需涉及对当事人使用文字、言语或举动以及有无特定交易惯例存在等探究,这就容易使人将之归为事实认定问题,但仅依证据确定此种事实,仍不足以明确意思表示的内容,唯有在此基础上以合理判断才能决定行为内容,明确其意义,这意味着意思表示解释本身在于判断,即作出法律上的评价,故其本质上应属于法律问题。[18]也正是基于意思表示解释常常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认定与法律评价交错一起的现象,他域实务中均将其作为第三审上诉的理由,[19]而不单纯将之归为事实认定问题。同样,我国大陆的实务基本上也持如此态度,认为意思表示解释既不是任何人均有权实施,也不是孤立的事实认定问题。譬如,实践中经常出现将加工之实以买卖之名来表示、借投资之名表示借贷之实等现象,由此形成了法律行为名与实不符的较为复杂问题。此处所言的“名”是指法律行为的名称,“实”应指法律行为的内容。通常法律行为的名与实与任何事物的名与实相同,应是一种约定俗成。一定的名总是反映具体的实,一定的实也总是通过具体的名表现出来。虽然对事物命名,可视具体事物的特性而有所区别,但一经命名,尤其是该命名被社会公认后,那么事物的名与实就融汇一体,两者相依而密不可分。这意味着在常态下法律行为的名与实是对应一致的。但当名与实不相一致时,就会存在究竟是以名来定实还是以实定名的认定问题。无疑,首选的方式是应以行为内容确定其效力。因名与实的关系,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在两者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内容而非形式。故可不必拘泥于名称。但若对法律行为的内容认定也发生困难时,即当某一法律行为的内容既可认定为此类性质又可认定为彼类性质时,通过法律行为的形式探究行为内容就有必要。[20]显然,这种探究决不是任由当事人自己解释的结果,而是法律赋予法官解释权的体现;这种探究也不是简单以法律行为的名称决定行为内容的事实认定,而是法官根据意思表示解释规则对表示内容的法律评价。当然,若对意思表示解释不加相应限制,则必将形成司法专横,有碍公正审理。为此,明确意思表示解释客体,规定意思表示解释原则和方法,理应是法官判明和探究当事人真意的重要组成部分。

  3.关于意思表示解释与合同解释的关系

  比较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可见,各自对于解释规则的体例安排和具体做法并不相同,如法国立法无意思表示解释,仅有合同解释,而且其对合同解释的规定共涉及九条,较为细致的区分各种解释方法;[21]瑞士债务法的规定与法国接近,仅规定了合同解释且解释方法较为简单;[22]又如德国立法则区分意思表示解释和合同解释且体现了不同的解释方法;[23]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虽仅规定意思表示解释且较为单一,但实务中却已将交易习惯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解释准据。[24]他域立法的差异主要表现为,规定模式及其解释方法多寡等方面。对于规定模式是采单一制还是双轨制,主要是受制于不同的立法体系,如法国或瑞士在其民法中本身就无总则,或无包含统帅各类追求私法效果的法律行为制度,由此当然导致其仅有合同解释而无意思表示解释的规定。对于解释方法是作抽象还是具体规定关键源自于不同的理解,通常认为对合同解释更需运用不同的方法。但关注意思表示解释与合同解释某些解释方法的差异并作出区分立法,并不能割断或改变合同与意思表示的密切关系,毕竟合同也是由意思表示组成,对合同解释不可能与意思表示解释形成本质区别。也正因如此,德国学者通常都将这两条款一同评析,且认为该区分的立法并不成功。[25]目前,我国也仅在《合同法》中确定解释规则,[26]形式上接近于瑞士债法规定,但在解释方法等采纳上与法、德等国相似。但从我国的立法体系编排而言,其实更应在总则部分规定意思表示解释规则,因我国长期以来民事立法就采用包含法律行为制度总则的立法体系,这样的编排模式意味着法律行为包括双方和单方,意思表示解释范围不应只单纯统帅合同,也应涵盖遗嘱等单方行为。故只要这种立法模式不变,那么将解释规则规定在法律行为篇章的做法就更为合理。至于解释方法当应一一明确,以便法官根据实际需要而合理运用。

  

  二、意思表示解释的具体运用

  

  意思表示解释的目的能否实现,依赖并决定了解释的客体和方法,同时,客体和方法正确定位和运用又能使解释趋于规范和合理。因此为使意思表示解释规则正常运作,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和分析意思表示解释的客体和方法及其运用的制约因素。

  (一)意思表示解释的客体和方法

  1.意思表示解释客体或称对象

  因受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等不同理论影响,对于意思表示解释客体历来存有争议。源自德国18世纪理性法学派的意思主义理论认为,意思表示的实质在于行为人的内心意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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